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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突厥文来源新探 芒·牧林
古突厥文是如何产生的？它创制于何时、何地？其字母体系从何而来？自从一百多年前该文字被发现、解读以来，这些问题已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可谓众说纷云，迄今尚未取得大家较为满意的结论。凡接触过古突厥文和北欧地区曾使用过的“如尼文”（Runic）的人们，将两者相比较之后，一致确认它们之间非常相似。其符号系统都是由点、线、孤和圈构成，其中有些符号完全相同。对这种酷似类同的文字，起初（即在古突文尚未被解读时期），人们认为两者是一种文字。所以，当初发现古突厥碑铭时，学者们将它称作“Ruhic”（俄文拼写为РУНЫ）文（汉译为“如尼”、“卢尼”、“儒尼”等）。到公元1893年，丹麦的汤姆森初步解读了古突厥文之后①，大家才把流行北欧地区的“Runic”文和见于蒙古草原上的古突厥文区别开来，将前者称作“Runic”文，把后者名为“突厥如尼文”。尽管如此，从这两个名称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还没有把这两种酷似同类的文字，完全区别开来，这反映着学者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观察。故有人推测，“突厥如尼文”可能源于北欧的“如尼文”；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如尼文”源自“突厥如尼文”。近来，我们研究匈奴人曾使用过的“匈奴文”时，发现“古突厥文”的字母符号和“匈奴文”完全类同②。那么，北欧地区“如尼文”、“古突厥文”和“匈奴文”三者之间，它们的整个符号系统的形态、构造，不仅酷似类同，而且其中完全相同符号的频率极高，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弄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阐述这三种文字的渊源关系，及至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源流，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本文试图以新近获得的有关草原民族古文字、符号的资料，对古突厥文的起源提出个人的意见，求教于众师。
一、古突厥文简介 关于古突厥文，中外学者写了不少介绍文章。但为讨论的深入，觉得有必要再此作一些简介。“古突厥文”是突厥民族于六、七世纪左右创制、使用的一种死文字。最早的报导见于荷兰人魏津（N.Widzen）1692年发表的著作中③，然而对于古突厥文实物载体，是由俄罗斯派往蒙古的以雅德林采夫（H.M.ЯДРИНЧЭВ）为首的考查队于1889年，在蒙古鄂尔浑河畔草原上，发现刻有古突厥文的两块石碑开始的。此碑后来定名为“劂特勒碑”和“毗加可汗碑”。不久，丹麦、俄罗斯等国的考古学家们，在蒙古北部叶尼塞和西伯利亚草原上，相继发现了刻有古突厥文的石碑④。对这些碑铭文字，当初人们尚不清楚它是何人所使用的何种文字，故按其所发现的地名称作“鄂尔浑文”、“叶尼塞文”、“西伯利亚文”或叫作“鄂尔浑——叶尼塞文”等。进而又有人发现，这些碑铭符号与早年于北欧地区考古发现的被称作“Runic”文的符号系统极为相似，故误认为两者系同一种文字，便起名为“如尼文”。到1893年，丹麦的语言学家汤姆森（V. Tnomsen）初步解读了这些碑文并认定它记录的是古代突厥语的文字⑤。从此，将古突厥文与北欧地区“Runic”文区别开来，称作“突厥如尼文”，最后才定名为“古突厥文”。
“古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型文字，有39个基本符号，加上某些符号的变体和异体总共有90个符号。依据以往发现的碑文，手抄本等资料考查，学者们公认该文字创制时代是活动于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时期，即公元552—744年间。史料表明，古代的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鹃王国等操突厥语种的游牧民族，都曾使用过这个文字。而且，在当时的黠戛斯、骨利干等语言相近的一些民族，也曾使用过它。可见，古突厥文是公元六、七世纪间，在北方草原上一度盛兴的古老文字。
二、古突厥文来源的诸说 对于古突厥文的来源，学术界一直争论的课题。因各家所依靠的“证据”不同，众说相异，熟难统一，归纳起来，大体有两派观点。即“西来说”和“自制论”。
“西来说”的基本论点是，突厥人通过中亚地区的粟特人接触了属古埃及腓尼基文字系统的阿拉美文而借以创制了古突厥文或古突厥文源于“哥特文”、“荷兰文”等。比如，初次解读古突厥文的汤姆森，经比较考查，古突厥文三十八个字母中有二十三个符号与阿拉美文符号相同或相似。因此，他认为阿拉美文是通过中亚伊兰等地传入突厥，被改造为记录突厥语的文字⑥。古利亚什托尔内（K y shtoniy）认为北凉被北魏灭亡（公元439年）后，突厥族阿史那氏的祖先，跟随沮渠氏残部到吐鲁番盆地建立起高昌国时，突厥人通过早已在那里居住的粟特人，接触了阿拉美文字，并使之适合于突厥语而创制了古突厥文⑦。吉谢烈夫（Kiselev）、谕尔巴克（Sherbak）等人认为于公元六至七世纪，西突厥人在七河一带建立过突厥中心。当时在那里曾有许多粟特人。所以，突厥人很可能是首先在那里使用阿拉美系文字字母，来适应突厥语的尝试⑧。俄国的吉谢烈夫，依据在突厥文中有来自突厥人印记的“↓”（读，箭之意）、“ ”（读、y，月亮的意思）等符号（对此情形，最早发现的是汤姆森——笔者注），认为“鄂尔浑文是借用的文字，又是本地的发明。”⑨日本人山田信夫认为，可能在六世纪下半叶，木杆可汗（即木汗可汗）在位时（公元553—572年），对中亚进行征服中接触了阿拉美文字。此外，芬兰的阿斯培林（J.R.Aspelin）说：“它是芬兰族东迁的历史产物”。即他的意思是古突厥文经芬兰人，如“如尼文”演变而来。后来，他又提出古突厥文是楚德人的文字符号10。俄国人波波夫说：“古突厥文起源于印欧语系的哥特文”11。凡此种种说法，均在“西来说”的论点上完全统一起来了。
“自治论”的观点认为，古代突厥人有过使用氏族、部落印记的习俗，他们将这些印记符号铭刻在所到之处岩石上，后人称它为“突厥岩画符号”。有些学者觉察到古突厥文字母符号与突厥的印记符号很近似，所以他们提出古突厥文源于其“印记符号”或“岩画符号”的见解。历史学家薛宗正，依据古代突厥人曾使用过的马印图符造型，“恰似突厥儒尼文的形态特点，”故他推断：“完全有可能马印孕育出的文字符号，这就是儒尼文字产生的内因。”进而他又说：“大批突厥贵族子弟就学长安，掌握了汉字、汉文，方块汉字恰恰就是由点、线、钩、孤组成的，从而受到启发，这就是儒尼文产生的外因。”“于是参稽汉字形和粟特文的拼音原理，以固有的马印为基础，加以改造简化其形志，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12。内蒙古的著名考古学家盖山林先生，根据他多年研究北方地区岩画资料说：“突厥岩画里出现的各种符号中与古突厥字母”，“存在着惊人的同似现象”。他例举出三十个符号与古突厥文符号作了比较。如：
岩画符号：
突厥字母：
因此，他说：“从上表不难看出，古突厥字母与突厥岩画之间存在着洲源关系，即古突厥文字母是由岩画符号发展而来的。至少在突厥文的大部分字母来自岩画中的符号。”并由此他得出：“突厥字母，是自古以来游牧人的岩画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升华的产物，它直接来源于突厥岩画中的各类符号（包括有徵号、印记、记号等）。早在突厥人之前的若干世纪，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突厥字母的符号，经过数世纪的发展，至到突厥时代，才臻于成熟，在众多的各类符号基础上才创造了北方第一种文字——突厥文”的结论13。
百余年间，对古突厥文的来源，中外学者们尽管提出种种推测和考证根据，但经我们核查，无论“西来说”也好，“自制论”也罢，均没有把创制古突厥文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符号原型及其产生的事实过程，全面考查和阐述清楚。换句话说：“西来说”和“自制论”都存在着考述上的片面性。所以，前人们对古突厥文来源的种种观点，都难以令人信服。比如，“西来说”就没有拿出突厥人到底在何时、何地、如何把阿拉美文的原型改造成自己民族文字的碓凿证据。从各民族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符号创制自己新的文字的一般经验看来，我们可以归纳出几个共性规律。首先是本民族的某些代表人物或部分成员，直接掌握了作为创制自己民族文字原型的彼方语言和文字，然后才进入创制自己文字的阶段；其次，所依据的彼民族文字和创制出的新的民族文字之间，表现出母体和子体之间渊源关系的完整对应关系，即字母形态相似，符号读音对应；第三，凡借用其他民族文字来创制的新的民族文字，其符号体系的读音一开始就比较稳定，很少出现一符多变体、一音多符号的情形。例如，源于古埃及腓尼基文字而改创的希腊文、源于阿拉伯文改制的粟特文、源于梵文创制的藏文、源于汉字的日本片假名，等等，无不如此。可是，“古突厥文”与“阿拉美文”之间，除小量符号的形态相同或相似之外，其他方面看不出任何传承关系的明显痕迹。例如，古突厥文与阿拉美文之间形体相同符号的读音比较观察，没有一个符号的读音相对应的情形：
相同符号 | 阿拉美文读音 （拉丁音标） | 古突厥文读音 （国际音标） | B | | [K] | C | | [n] | M | | [It] | X | | [d] | O | | [j] | P | | [q] | V | | [L] |
因此，只能说古突厥文和阿拉美文之间看不出有渊源关系的可能性。所以，我国突厥学专家耿世民先生指出：“关于突厥人在何时、何地接触阿拉美文并用之作为古代突厥文原型问题，现在尚不清楚。”14我赞同他的意见。
“自治论”者们说的，古突厥文源于“岩画符号”、“马印”符号的意见，我们认为它是有一定道理和事实依据。但就古突厥文诞生的起源而言，我们觉得论证作得尚不够充分。例如，薛宗正先生认定的古突厥文的原型“马印”，从时间和符号形体方面，与古突厥创制创作的年代、符号体系不太相附。为了说明事实，在这里展示出薛宗正先生所论及的“马印”，即宋玉博在其撰著的《唐会要》里记载的阿史那氏族系使用的马印有十余种： （匐利羽马印）、 （回纥马印）、 （俱罗勒马印）、 （苏羽马印）、 （食余 没浑马印）、 （赤马印）、 （阿史德马印）、 （契苾马印）、 （解薛马印）、 （奴剌马印）、 （苏农马印）、 （闼阿史德马印）、 （拔延阿史德马印）、 （热马印）、 （吉利叱利马印）、 （阿史那马印）等。从时间上看，这些马印使用的年代为唐代（公元618—907年），似乎比创制并已使用的古突厥文年代晚了一些；从符号形体上看，我们几乎找不到古突厥文字母符号与这些马印图符之间有何渊缘关系，若说它们受汉字某些影响痕迹更难贴近事实。
至于盖山林先生提出的古突厥文源于“突厥岩画符号”一说，如前所说，有一定道理。但仔细考查突厥民族岩画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我们认为仅以《乌兰察布岩画》为依据，显得视野范围小了一些。如果把古突厥文创制的年代和其符号母体——突厥岩画符号所刻画的地域扩及到古代突厥人活动的领域——从阴山南北、鄂尔多斯高原、阿尔泰地区及漠北蒙古草原等所发现的大量岩画符号广泛联系起来考查，可能对探索古突厥文起源更为有利一些。不过，从古代岩画符号里，区别清楚哪些是突厥人的遗迹，哪些是匈奴、鲜卑、柔然、鞑靼等民族所遗留下的文化遗迹，可能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情。
三、古突厥文的三个来源 “西来说”证据不足，“自制论”有其局限性，那么古突厥文的起源来自何处？笔者想在前人们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新的资料作些补充阐述，企望使古突厥文起源说更为完善、更贴近其创制实践的历史事实。我认为古突厥文的来源有三，分述如下：
（一）古突厥文的远祖，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氏族、部落的印记符号系统（包括古代岩画符号和牛、马印记等）。
广阔的蒙古高原、阿尔泰地区、辽河流域、西伯利亚地区、阴山、贺兰山周围，大量散布着先民们留下的形体基本相似，风格类同的岩画符号。据笔者所见有限资料不完全统计，其数量多达五百种以上15。正如盖山林先生所指出：“岩画本是人类在没有文字之前，代替文字记录社会生活的、由象形性岩画发展到抽象符号”。上述地区原野、山岭地区岩石上保留下来的岩画符号，是历代先民，包括山戎、蛮夷、 猃狁、丁令、匈奴、东胡、鲜卑、柔然、拓拔以及突厥、回鹘等诸多游牧部落和民族的民众，相继铭刻、存留至今的文化遗产。其时代上限距今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下限为公元10世纪前后。至于这些岩画符号里哪些是属于哪一个民族所创造的遗产，恐怕是无法分辨清楚的难题。比如：↓、O、+、1、X、 、 、 、 、 、 、 等符号，从新石器时代的陶符到“匈奴”、“古突厥文”里，均可见到。不仅如此，夏商周时代产生的古金文、甲骨文、汉字的前身、女真文、契丹文等，疑是它们都从古代先民的创制、使用的印记符号基础上创制而产生，古突厥文也不例外。我们从“古突厥文”字母符号中，均可见到那些年代久远的古老氏族、部落印记符号，可见古突厥人创制其文字时所选用的母体符号系统，并不是他们的独创，而是从远古先民所遗留的岩画符号继承、延续下来的产物。所以，笔者认为，数千年来传承、遗留下来的北方游牧民族先民创造的岩画符号和印记符号，是古突厥文借以创制的鼻祖。
（二）“匈奴文”符号，是创制古突厥文的兰本。经笔者考证比较观察，古突厥文的九十个符号与 “匈奴文”的符号基本相同，其相同频率达90%以上（见古突厥文、“匈奴文”和如尼文字母符号、读音比较表）。这一事实，说明了什么呢？“匈奴文”和古厥文之间是否存在源缘关系？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对“匈奴文”作一简要介绍：
我所说的“匈奴‘戎书’”（这是笔者给匈奴文字所起的名称），是指匈奴人创制并使用过的一种独特的文字。据典籍文献记载和有些语文工作者的研究，经笔者的考查，匈奴人确实有过自己的文字。桓宽在其《盐铁论》一文中说：匈奴“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衣，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又据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一文中报导：“匈奴阿提拉与西国使者往来，坛坫称盛，有诗歌咏，比古时匈奴文字。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也有通拉丁文者。”16那么，“匈奴文”是个什么样的文字呢？《周书·突厥传》云：“其书（指突厥——笔者注）字类胡。”这里的“胡”为指匈奴。由此，可知“匈奴文”也是类似突厥文，两者相似。公贡布扎布在其《习学藏文简明词汇集》的序言中和他参加主持编纂的蒙文《甘珠尔经》（即《大藏经》）第六十卷九十一面，当介绍世间各种文字时，均提到“匈奴的文字”。虽然有如上报导，但“匈奴文”是个什么样的文字，史书无具体展示，故人们未见其面貌。
到公元九世纪末，在北欧地区从匈奴人和阿瓦尔人（通常指西迁的柔然人）墓葬物上发现一种由点、线、钩、孤构成的“死文字”。起初人们称其为“Runic”文。近来，本世纪七、八十年代，蒙古国的A.达木丁素仁17、 苏米雅巴特尔18、 沙格德日苏仁19等人，依据考古发现的资料，相继发表文章，介绍了《匈奴的文字》。笔者将他们发表的文章上，将匈奴人和阿瓦尔人遗物上铭刻的符号搜集起来，共达137种：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一>
| | | | | | | | | |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 | | | | | | | |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 | | | | | | | |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 | | | | | | | |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二>
| | | | | | | | | |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 | | | | | | | |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 | | | | | | | |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三>
| 79
| 80
| | | | | | | | | |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 | | | | | | | |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 | | | | | | | | |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四>
| 108
| 109
| 110
| | | | | | | | | |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 | | | | | | | | | 121
| 122
| 123
| 124
| 125
| 126
<五>
| 127
| 128
| 129
<六>
| 130
| | | | | | | | | | | 131
| 132
| 133
| 134
| 135
| 136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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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号字符，是蒙古国地区出土的匈奴“金人像”上的铭文20；
<二>10—50号字符，是在我国承德地区出土的“匈奴刀”上的铭文21；
<三>51—78号字符，是匈亚利地区考古发现的“阿瓦人”的遗物——三角形木制针泉盒上的刻符22；
<四>79—107号字符，是在德国境内斯坎迪纳地区考古发现的匈奴人遗物上的铭文23；
<五>108—125号字符，是保加利亚古代首都遗址上考古发现的“阿瓦尔”人遗物上的铭文24；
<六>126—129号字符，是从诺维地区发现的“如尼文”25 ；
<七>130—136号字符，是苏联和蒙古地区匈奴古墓、古城遗址获得的各种物品上铭书的零星符号26。
在整理上述资料的符号时，对里面重復出现的符号，一律只收前面出现者而后者未录。就在这里集录的136个“匈奴文”符号，尚需说明几点：第一，上列符号中有二十几种，是一种符号的异体并存者。因为古代人，其文字尚未完全规范化之前，一种符号的形体上下、左右颠倒书写是常见现象，如甲骨文里就有这种情形。例如： 与 、 与 、 与 、 与 、 、 ， 与 ， 与 ，↑与↓等。第二，这些匈奴文符号里，挟杂着一些一般作为氏族、部落氏标用而非属文字符号者。例如： 、 、 、 、 等。第三，上面集录的匈奴文符号里，基本上包括了匈奴人西迁到北欧时所带去，曾被广泛使用长达800余年（公元3世纪到11世纪）的“Runic”文的历代变体。由此推测，“Runic”文可能是原始匈奴文规范化了的遗存者。
追寻两千多年前出现的“匈奴文”（即匈奴西迁之前创制的古匈奴文）的起源，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说，它是源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及其先民们所创造、使用的氏族、部落及其所属各家族的印记符号系统。因为这是他们的祖先自进入新石器时代就创造、使用并传承给后裔们的符号系统。例如： 、 <一> 、 、 、 、 、 、 、 、 、 、 <二> 、 、 、 、 、 、 、 、<三> 、 、 、 、 、 、 、 、 、 <四>等等。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是“匈奴‘戎书’”的基本符号。
注：<一>，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古墓出土的属于《红山文化》前期的陶文，其时代约踞今6000年前27；<二>，西安半坡、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陶符，其时代距今5000年前28；<三>，北美地区发现的印地安人的“象征”文字符号，其时代不详，可推测为一万年前印地安人的祖先从亚州大陆迁徙时所带去文化遗迹；<四>，巴西地区岩画符号，其时代可能比<三>略晚些29。上面所引证的印记符号体系，是远古时代蒙古利亚人种的各分支，从其祖先那里传承并广泛使用的氏族、部落印记符号。后来，随着蒙古人种氏族、部落的繁衍、分化迁徙，这些原始符号体系不断被改造、增添而形成了现今发现的、遍布于亚洲广大地区、数量庞大而形体丰富多彩的印记符号系统。它们被绘刻在陶器上者，称之为“陶符”或“陶文”；被铭刻、书写在生产、生活用具上者，称之为“铭文符号”；或被铭铸在金属物品（如钟、鼎、刀、货币等）上者，称之为“金文”等等。蒙古人种的后裔们使用这些印记符号系统，作为“氏标”（“图腾”）和“印章”、“马印”等文化，一直延续使用至今。所以，我们把古代祖先们使用的氏族印记符号铭刻在任何载体（陶器、岩石、铸件等等）上者，统统视为同源、同功能的符号系统。“金文”、“甲骨文”、“汉文”、“匈奴文”、“彝文”等中国的各种古老文字，就是将他们从其祖先那里承载下来的氏族印记符号，加以利用给予新的生命力而创制的不同民族文字。因此，“匈奴文”才是北方草原游牧氏族创制的第一种文字。这一事实说明，古突厥文与匈奴文符号，同岩画中出现的古代氏族、部落印记符号完全相同的原因所在。
我们认为，以上介绍的铭刻在匈奴人（还包括阿瓦尔人）遗物上的文（即“Runic”文的前身）和流行于北欧地区的西迁匈奴人所带去的“Runic”文，远在突厥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建立其民族政权实体（公元552年伊利可汗土门建立汗庭）和突厥文创制使用前几个世纪，即匈奴人早在公元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创制使用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对这种“匈奴文字”。后来匈奴人将其古文字带到北欧，形成了“Runic”文。但原始匈奴文，有多少字母，其读音如何？我们正在探索中。研究表明，匈奴文字对“古突厥文”的诞生起到了直接影响。换句话说，古突厥文和“匈奴文”之间，极可能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其理由如下：
首先，将古突厥字母与“匈奴文”及流行于北欧地区的“Runic”文符号、读音相比较考查，其相同比例达90%以上。
古突厥文、匈奴文和“Runic”文符号、读音比较一览表
顺序 | 古突厥文 | “匈奴文”符号 | 如尼文 | 符号 | 读音 | 符号 | 读音 | 1 | | [a]、a，[e]、a
| | | è | 2 | | [ ]、y，、i
| | | I | 3 | | [O]、O、、u
| | | K | 4 | | [ ]、Ö，[y]、ü
| | | | 5 | | [ q ]、q，硬
| | | | 6 | | [ q ]、q（与[ ]拼）
| | | P | 7 | | [t]、q（与[o]、拼）
| ↓、↑ | ↑ | t | 8 | | [K]、K（软）
| | F | a | 9 | | [K]、K(与[ ]、[y]拼
| | B | b | 10 | | [ ]、Y（硬）
| | | | 11 | | [ɡ]、ɡ（软）
| | | | 12 | | [t]、t1（硬）
| | | | 13 | | [t]、t2（软）
| | | | 14 | | [d]、d1（硬）
| | | S | 15 | | [d]、d2（软）
| X | X | d | 16 | | 、b1（硬）
| | | | 17 | | 、b2、a（软）
| 父、 | 父 | C | 18 | | [j]、j1、i（硬）
| D、O | 父 | j | 19 | | [j]、j2（软）
| 、P、q | P | W | 20 | | [n]、n1（硬）
| 、C | | | 21 | | [n]、n2（软）
| | | | 22 | | [r]、r1（硬）
| | | | 23 | | [r]、r2（软）
| | | I | 24 | | [I]、I1（硬）
| | | | 25 | | [I]、I2（软）
| Y、 | | | 26 | | [S]、S1（硬）
| | | | 27 | | [S]、S2（软）
| I | I | i | 28 | | [ n ] (鼻音化)
| | | | 29 | | [P]、P
| | | I | 30 | | [ŋ]、n
| | | f | 31 | | [m]、m
| | 父 | O | 32 | | [t∫]、C1
| | | | 33 | | [I+t∫]、C2
| | | R | 34 | | [ ∫ ]、S
| | | | 35 | | [Z]、Z
| | | | 36 | | [t]、[d]、It
| | | e | 37 | | [nd]、[nt]、nc
| | | ŋ | 38 | | [nt∫]、[net]、nc
| | | d | 39 | | [rt]、rt
| | | | 40 | | 分写号
| | | |
古突厥文字母，规范不太严格，古代各地文献中出现的字母符号使用情况，彼此有不少出入，所以诸家整理、公布的字母表符号多寡不一，其形体相异现象也不少。我选用了胡振华教授刊布的字母表30。
匈奴文符号中带有<*>号者，表示在北方岩画中出现者。
从以上比较表可看出，在古突厥文39个基本符号中，除[ ]外，其余38个符号及其近40个变体（或叫作“异体”），均在匈奴文符号中找到了相同者，相同率达90%以上。流行于北欧地区的古“Runic”文（瑞典——娜威体）24个字母中，形体相同者有20个，相同率为83%；音形相同者有8个，占30%。古突厥文字母和匈奴文符号之间以及与匈奴文的变体Runic之间形音完全相同的比例如此之高，该作何解释呢？这绝不是偶然巧合现象，是三者之间存在某种渊源关系的反映。
第二，匈奴文是北方蒙古草原游牧民族先于古突厥文的首创者。其证据就是匈奴“金人像”和承德地区出土的“匈奴刀”上的铭文。它们都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的匈奴人墓葬里发现的匈奴人的遗物。比如，匈奴“金人像”出土于蒙古国宝力根省孛儿克——亢爱苏木境内的匈奴古墓。经碳14测定，该墓的年代为距今1920士40年31。故确认此物为匈奴西迁之前（公元一世纪左右）的作品。由此，可以确认，匈奴人创制、使用文字的年代比突厥人创制、使用文字早数百年。这就是说，古突厥文诞生于匈奴文之后，而且它们的符号相同频又如此高，完全有可能后者借用前者符号体系并加以改造，使之适应于突厥语言而创造的文字。两者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似乎可以肯定。
第三，从突厥人和匈奴民族之间交往关系上，我们也可推测古突厥文与匈奴文之间有某种联系。多数史学家认为突厥民族，是丁灵人与斯基太人融合而形成。据史料记载，伊兰语族系统的斯基泰人（汉藉文献称作“塞种”、藏语里称蒙古人为“sok”，即“sak”人）起初从黑海北部中亚草原迁徙，经高加索地区来到额尔齐施河流域，与当地的丁灵人通婚，历经数百年的混血（主要是丁灵母、斯基泰父）融合，大约在公元初期开始形成“铁勒”部落，成为从属于匈奴的民众。又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成为匈奴人后裔——柔然的属民。至到公元六世纪，高昌（即铁勒的别称）人推翻柔然，建立起突厥汗国。从此，突厥民族便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在这长达800余年光景里，突厥人及其先民，始终和当时统治大漠南北的匈奴及其后裔柔然人关系密切。经笔者考查，突厥人、匈奴人、柔然人讲的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的几个相对犭虫立的语族语言。正因为如此，突厥民族受蒙古高原上最发达的文化——匈奴文化的影响下成长、发展起来的。突厥人在经受匈奴人及其后裔柔然人之间长期紧密联系过程中，借用匈奴文的符号系统创制自己的文字——古突厥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古突厥文的起源主要来自其民族本身的氏族、印记符号 我们在上边讲述古突厥文与匈奴文之间的关系时，尽管两者之间存在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但我只说是“受影响”而没有武断确定古突厥是唯独借用匈奴文创制的文字，为什么？其原因有二：一个是匈奴文符号的音值尚未确定，而北匈奴人带到北欧的“Runic”文字母的音值和古突厥字母的读音相差不少，故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象藏文与梵文、粟特文与阿拉伯文那样，二者形体、读音基本对应的事实。二是古突厥文本身是非常适于突厥语本身特点的文字，而不是象完全借用其他文字创制的文字那样，存在全部外来的痕迹。那么，古突厥文创制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自身土壤上的呢？我认为它是主要利用其突厥语系民族本身的氏族、部落印记符号创制的文字。有何依据？
突厥语称其氏族印记为“Tamγɑ”。古代突厥民族的先民们，同生息于蒙古高原上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自古就有使用自己氏族、部落印记的习俗。仅举部分文献记载为例：
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其主编的巨著《史集》中就记载了突厥之先祖乌古斯汗，对其后裔二十四部（即所谓乌古思汗的二十四个孙子）分别给指定了[氏族]印记符号。它们是： （海亦qayi）、 （巴雅惕、bayat）、 （阿勒—合剌兀里，alq( )rauli）、 （合剌—牙兀里，q(a)ra）、 （牙思儿，yazr）、 （都客儿，duk(a)r）、 （都儿谷儿合，durdarqa）、 （牙巴儿里，yaparli）、X（兀失儿，auus(i)r）、 （乞集里，qizil）、 （必克——迭里，bīkdilī）、 （合儿勤，qarqin）、 （巴颜都儿，bai(a)ndur）、 （必赤捏，bic(i)neh）、 （札兀勒都儿，jauldur）、T（赤卜尼，cibni）、 （撒罗儿，Salur）、 （亦木儿，yimur）、 （阿剌亦温惕乞，alaiuntki）、 （兀儿乞思，aurkiz）、 （必克的儿，bikdir）、 （不克都思，bukduz）、 （亦哇，yiweh）、↑（乞尼黑，qiniq）。据拉施特说，乌古思汗是突厥和蒙古的祖先，生活于公元前2—3千年的传说人物32。
突厥语言学家麻赫默德·喀什噶里在他于公元11世纪70年代完成的《突厥语大词典》中，在“乌古思”（ ）条目下，也记载了乌古思人二十二个氏族的“标志”和“牲畜”印记。它们是： （克尼克，k1inik1）、 （喀伊格，KɑYiq）、 （巴云杜尔，bɑyundur）、
（厄瓦，ivɑ，亦称伊瓦，yivɑ）、 （萨尔古尔，sal ur）、 （阿夫沙尔，ɑfxɑr）、 （贝克梯里，b ktili）、 （比格迪兹，bügdüz）、（巴亚特，bɑyɑt）、 （亚兹吉尔、yɑz ir）、 （埃伊米尔， ymür）、（喀喇伯吕克，karɑ bÖlük）、 阿尔喀剌伯吕克，ɑlkɑ bÖlük）、 （伊格迪尔，igdir）、 （于雷吉尔，üragir，又称玉雷吉尔，yur gir）、 （图梯尔卡，tutirkɑ）、 （乌拉云德鲁格，ulɑyundlu ）、 （突盖尔，tüg r）、 （佩切内克，p q nak）、
（丘武尔达尔，qwuldɑr）、 （切布尼，q bni）等。喀什噶里注释说：“乌吉思，突厥部落之一”，“各有自己的标志和烙在畜身上的印记，他们凭这些印记识别各自的性畜。”“上面列出的是乌古思人的基本氏族”33。从以上资料我们得知，拉氏和喀氏是在不同时代、依据不同资料所作的记录，尽管两者之间部落名称和印记符号不尽相同，但古代突厥人有普遍使用氏族、部落印记标志的习俗这一点上，提供了确凿的事实证据。
再就是上边记述过的唐代突厥人的“马印”实际上就是他们氏族、部落的印记无疑。突厥民族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一样，他们把这些印记符号，除作为氏族的标志绘制在旗帜上以示其徽征外，印在协约书上作为印章，在草上举行重大集会、作祭祀活动时，又将各自的印记符号铭刻在聚集的岩石上，以示留念；作成烙印，烙在牛、马、驼等大畜的某些特定部位，以示他们属于何氏。
这种习俗是很普遍的。据现今出版的《哈萨克族文化史》34、《哈萨克族简史》35等书，也记载了他们自古传承下来的使用氏族印记的习俗。例如： （康里）、 （乌孙* ）、O（杜拉特）、I（依斯得）、I（铁力克）、 （色依克姆）、 （加尼斯）、△（乌沙克特）、 （阿勒班）、 （别克布拉提）、 （锡尔格勒）、 （扎拉衣尔）、↓↑（鼠尼施库勒，*千恰克勒↑↓）、 （别斯坦巴勒）、Y（鼠木耳，*契莫尔）、 （恰尔拉什特、 ）、 （契科尔加）、 （库喇拉斯）、 （苏万，苏旺）、 （布脱巴依、*布特拜 ）、 （撒别脱，*塞姆别提）、 （克普恰克）、 （弘吉剌惕）、 （赛厄勒）、 （芒格泰，*曼塔衣 ）、 （乃曼）、 （巴格纳勒，*伽那勒 ）、 （塔拉克特， ）、OOO （阿尔根，*OOO ）、 （马太，*塔依 ）、 （沙迪尔）、 （克列，*X ）、 （瓦克，* ）、 （艾尔格尼特，* ）、 （喀拉克烈）、 （巴勒塔勒，* ）、 （沙尔交马尔提）、 （托热，*托列 ）、 （克列衣提，* ）、 （塔马）、 （阿尔钦）、 （喀喇沙塔尔）、 （马斯卡尔，* ）、 （别尔希）、 （鼠木昆，*徐买克依 ）、 （阿勒吞，*阿勒亭 ）、 （色尼莫尔）、 （居依，* ）、T（加格尔巴勒，*加勒拜勒）、 （铁力乌，* ）、+（杜尔提塔拉）、 （苏纳克，* ）、从（尼锡尔，* ）、 （阿拉夏）、 （切克特，* ）、 （塔孜达尔，*塔达尔 ）、Z（加帕斯）、 （艾林姆洛，*艾勒姆乌勒 ）、O（塔本）、OO（阿尔根）、 （铁力斯坦巴勒塔本）、 （阿布丹（阿勒班），* ） （翁坦巴勒塔布，*乌尼唐巴勒塔本 ）、（克尔达热 ，克尔迭热* ）、
（阿达依，阿喇衣牙剌依* ）、 （喀拉克色克）、 （卡尔佩克）。（按带有*附号者为《哈萨克族简史》的记载与《哈萨克族文化史》记载，相出入者。）
我们在这里用如上大量篇幅详细介绍“匈奴文”、乌古思和哈萨克族的氏族印记，是想给读者展示印记符号与古突厥字母符号之间可能存在的历史联系。
综上所考，我们可依据一定证据说，古突厥文绝非是“西来说”所言，源于“阿拉美文字”而创制者，也不完全是突厥民族自行犭虫立创制的文字，而是受到在蒙古高源上占统治地位的匈奴文化——特别是依据其匈奴文字为兰本，再加上从它们自己自古传承下来的氏族印记符号为基础，创制而诞生。我想这一结论更切合古突厥文诞生的历史事实。
1994年8月第一稿， 1996年12月修改。 2004年9月修定。 注 释
①⑤⑥⑨[丹麦]汤姆森：“鄂尔浑和叶尼塞碑铭解读的初步成果”——《丹麦皇家科学院通报》第三期，1893年。
②15芒·牧林：《匈奴‘戎书’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蒙文版）1996年第一期。
③[芬兰]N·魏津：“北部和东部鞑靼利亚”——转引自耿世民：《古突厥文》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版 1984年P87。
④[俄]H·M.雅德林采夫：“蒙古和鄂尔浑河上游考察报告”——转引自陈宗正：《突厥文》一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2年，北京版，97页。
⑦参见[苏]李夫丙茨：“古代突厥如尼文的起源” 《苏联突厥说》1978年第4期。
⑧[俄]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下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汉释本，93页）。
⑩[芬兰]R·阿斯培林：“论阿尔泰——乌拉尔的青铜时代”——1874年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考古学会上的报告。
11[俄]波波夫：“论米奴辛斯克地区的儒尼文”——《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部通报》第五卷第二分册，1877年。
12薛宗正：《突厥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版710页。
13盖山林：“内蒙古百灵庙一带突厥遗迹初探”——《东北区历史与文化》303—315页。
1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注②《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北京1984年版。
16洪钧：《元史译文证补》 《西非民族》1973年第六期。
17[蒙古]A·达尔丁苏荣：“考古发现的匈奴文遗迹”Tasc “studia tistoriea” T·Y·3—13 УБ 1972，P99—110。
1831[蒙古] Б·苏米雅巴特尔：《蒙古远古母语语言文字的珍迹》 蒙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乌兰巴托，1987年版。
19212325[蒙古]H·莎格德尔苏荣：“两千年前的蒙古文字”《蒙古语文》（蒙文）1993年第6期。
20《蒙古艺术雕塑》乌兰巴托，1989年版第20页（图19）
22[匈亚利]马扎尔科学院КаРМаTTа 于1884年刊布。转引自 ·莎格德苏荣“两千年前的蒙古文字”。
24[保加利亚]T·敦策夫：“未能解读的Runic文字”《ИетОРИЧеСКИ ПРГеД》1971年。
26[蒙古] Ч·遂尔吉苏荣：《北匈奴史》乌兰巴托。
27陆思贤：《翁牛特旗石栅山古墓出土的古文字释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三期。
28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符综述》《考古》1980年第三期。
29[蒙古]A·普日来：《用印记符号探蒙古祖源》 蒙古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乌兰巴托，1976年。
30胡振华：《维吾儿的文字》——《民族语文》1977年第二期。
32[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144—145页。
33麻赫默德·喀什德里：《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62—94页。
34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 新疆大学出版社 138—141页
35《哈萨克简史》编写组：《哈萨克族简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3—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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