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构拟实行大部委制 改革可能今年铺开

大玉儿

改革或在今年3月铺开，部委合并职位精简将不可避免

专家建议部委整合模式

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

大农业部＝农业＋粮食＋林业等

大交通部＝交通＋铁道＋航空＋公路＋水运＋邮政等

新快报讯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十七大闭幕之后，中国政体改革逐渐清晰，“大部委制”呼之欲出。此间政情人士分析，未来政府机构改革将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的方向发展，国务院所属机构中的一些部门将进一步整合，拓宽部委职能，逐步向“大部委制”过渡，如大交通、大文化、大农业、大环保等。

“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

政情人士表示，遵照循序渐进原则，此次政体改革将首先“让一部分部门先动起来”。事实上2003年国家设立商务部，将原外经贸部、国内贸易部以及原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整合组建，可谓此番机构改革先声。能源部的身影也已渐渐清晰，有消息称，国家将成立能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国资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电监委中有关能源的职能，以及统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国家电网等国有能源巨头。

有消息称，目前在中央领导层面主持“大部委制”改革的，是新任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改革或在今年3月铺开

据悉，关于能源部的设立，目前已进入机构编制和职能调研阶段。有关专家表示，假如能源部能够设立，预示着中国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在今年3月大换届时铺开，同时也预示着新一轮机构改革将加大改革力度，去除现在机构重重、职责不清的毛病。

政情人士指出，今年是全面深化行政改革的重要一年。十七大报告已明确指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今年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第一条便是“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专家表示，这透露出中央对推进中国政治建设进程的高度关切。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不久前表示，缩小机构、精简人员，是解决政府管理体制的必要措施。

在“大部委制”改革中，必定要有一部分人为此而“牺牲”官位。如交通部、铁道部和民航总局一旦合并，至少正部长就要减少2个。

权力如何制衡成焦点

目前，对于“大部委制”的构建，怎样平衡制定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是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由原来的几部委组成新部门，权力和财力势必更加集中，怎样防止因权力过度集中而产生的腐败问题，成为影响改革的一大关键因素。

为此，有学者提出解决方法：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大部制内部给机构分工：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

新闻背景

政府管理成本是欧美数十倍

专家指出，政出多门对于管理成本的消耗是巨大的，国务院除办公厅外，共有28个内阁部门，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之多、类型之多，分工之细难以想象。参考现代各国政府管理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就组织结构而言，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由10至15个政府部门组成较为适当。

对比其他国家，中国政府的部门数量达到某些国家的2倍到3倍，其中巨大的管理成本，更达到了许多西方强国的数十倍。如果从大部委制入手，合并功能相近的部门，精简人员，便可以省去大量的管理费用，从而从根子上提高政府效率。

[ 本帖最后由 大玉儿 于 2008-2-16 15:46 编辑 ]

大玉儿

以大部门建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即将拉开新一轮政府改革攻坚战的序幕。 　　本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由中央高层任组长的两组“人马”，正在制订两套方案——机构改革方案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方案的初稿已于春节前完成，并由讨论阶段进入具体决策阶段。相关方案的内部小范围讨论从2006年就已开始。
　　据参与内部方案讨论的人士透露，与此前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是，“大部制”方案中加入了“决策、执行、监督”分立的意图。即对“三权”进行厘清、分立归属，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
　　接受记者采访的多数专家认为，大部门制具体实施可能真正带来政府公共管理质的飞跃，并可能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先声。
　　破解“政出多门”
　　何谓“大部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
　　“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汪玉凯表示。
　　尽管“大部制”方案内容尚不得而知，但多数专家分析，如何构建“大部制”的基本原则已在“十一五”规划有所体现：即“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建立决策科学、权责对等、分工合理、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
　　从国际社会经验看，“大部制”能解决政出多门，政府之间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状况。目前这一现象在我国正显得十分突出。
　　首先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中。如农业管理方面，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局；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劳动、人事、教育等部门职能交叉；在对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方面，发改委负责项目核准，商务部负责企业设立及合同核准。
　　其次，对于关系到大部分公众利益、问题日益突出的食品、安全、药品等监管领域，职能交叉的状况更为严重。如食品质检就由质检、工商、卫生、农业等多个部门参与管理。
　　实际上，近年不论是宏观调控还是各类专项行动，决策部门多采用行政管理上“轰轰烈烈”的方式，十多个部门联合下文、联合行动已成常态，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责任，谁都不负责。
　　“权责不明，导致问责无门。”曾参与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
　　职能交叉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行政成本高，效率低下。
　　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李军鹏给出了一个具体数据：我国行政成本过高主要体现在行政管理费用过快增长。2006年，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为7571.05亿元，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8.73%(不包括预算外行政事业费)，占GDP的3.59%。
　　这一数额超过国际水平。目前，世界各国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为15.6%左右，高收入国家为9.5%左右。
　　而“大部制”正被视为通过改变政府部门组织形态消除上述弊端的良方。
　　重构政府权力
　　有参与方案讨论的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实行“大部制”不是简单地把职能相近、业务雷同部门合并或拆减，而是对“三权”进行厘清并使其相互制约，形成良好的权力制衡与监督的运行机制。(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这也是我国大部建制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它暗含了更多政府权力规制、重构的内容。”该人士称。
　　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机构改革应该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分离。实际上，这一理念在长期研究我国政府改革的专家那里也已达成共识。
　　“简单地把机构合到一起，这种大部门制不是一个真正的大部门制。”迟福林表示，决策、执行不分，大大强化了部门利益。如有的部委本应成为一个决策部门，但相当多的精力却放到执行层面。
　　“有些经济部门又管规划、审批，又管执行，并且自行监督，导致权力滥用。” 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也表示。
　　“三权”以何种方式铺开，专家们提出了相关建议。
　　在汪玉凯看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分立这三种权力，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分设不同机构分别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
　　黄挺表示，可以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相符的事务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事项，凡是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都不应干预。
　　竹立家则认为，实行大部制，厘清权力部门和执行部门关系。如公共财政预算权、人事权等权“回归”人大常委会，政府部门只管执行。
　　调整展望
　　以今年政府换届为契机，专家们更看好启动局部机构整合、调整的可能性。
　　从公开资料看，我国现在国务院组成部门有28个，特设机构1个、直属机构18个、办事机构4个、部委管理的国家局10个、直属事业单位14个，另外还有100多个议事协调机构。
　　但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组成部门一般没有这么多。比如美国的部级机构只有15个、英国18个、加拿大19个、法国18个、德国14个、西班牙15个、日本12个等。
　　“每个国家具体政府机构设立要根据本国经济、文化、社会情况而定。”竹称。
　　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在相关课题中更是提出了具体调整数据：改革之后，国务院组成部门为24个，较以前减少4个组成部门；国家院直属机构组成数量为11个，从18个减少7个。国家部委管理的国家局由10个增加到11个。当然，此建言目前为学者意见。
　　“无论大部制如何调整现有政府机构，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个关键指标。”竹称，即政府的职能是承担公共服务，而不是管理微观经济建设。

[ 本帖最后由 大玉儿 于 2008-2-16 15:37 编辑 ]

大玉儿

大部门的设立，主要依据协调和效能两大原则

十七大提出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为新历史条件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明确了具体目标。

多层原因呼唤大部门体制

大部门体制，就是指把业务相似、职能相近的部门进行合并，集中由一个大部门统一行使。一方面可以精简政府机构，减少部门之间的职能交叉和权限冲突，简化公务手续；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横向协调困难，裁撤议事协调机构，有利于建立统一、精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

探索实行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层次的需要。当前，我国中央层面的政府机构设置仍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口设立的痕迹。计划经济要求政府根据垂直方式进行管理，每一个部管理特定的行政事务，分工很细，目的在于对商品从生产、流通、供给、运输等多个环节进行全面管理。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要素之间要合理配置，并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流动，很多事务的管理不再相互独立，而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需要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做到统筹规划、总揽全局、法治保障等等有机结合。大部门体制可以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制度保障，并有效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

大部门体制也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从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政府机构设置存在机构重叠、职能分割、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对于市场资源的配置往往通过好几个部门的协调才能实现。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不彻底导致有些部门依然掌握大量的操纵市场运行的手段和权力；另一方面对于市场的有效监管体制尚没有确立，很多市场领域的违法现象层出不穷。这既不利于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导致行政力量过度干预市场运作，同时也阻碍市场秩序的合法化，而且在组织层面上还不断要求设立越来越多的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办事机构，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和组织协调的难度加大。

部门设置注重职能有机统一

部的数目没有固定的法律限制，也没有统一的数量标准，通常根据政府事务的范围来决定。随着市场失灵和行政国家的出现，政府承担越来越多的福利项目，部的数目随之增加是现代化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部的数目多少，取决于政府事务的范围和部门设置的组织方式、行政程序以及规模大小，这些都与职权划分的原则有关。

部门的设置一方面要考虑到行政活动的效能性，一些专业性的事务应该由专业化的部门来管理，性质不同的事务自然需要设立不同的部门，这样有利于提高行政效能。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行政活动的协调性，一些职能相近、业务相互联系的事务应该集中到一个部门中进行管理，通过设立大部的模式来统一管理，避免部门间的相互扯皮和行政责任虚化，影响政策执行力度。

根据这一原则，应整合农业、交通、社会保障、能源、国土资源、文教卫等管理要素，形成大部门体制的普遍化。例如，突破小农业的狭窄思维，实行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和农田水利等综合管理的“大农业”模式；整合民航、公路交通、铁路运输、航运以及管道运输五项管理职能，形成统一管理的“大交通”模式；整合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福利等的“大社保”管理模式；突出文教卫公共产品的管办分离，政事分开，形成“大文教卫”管理模式。

大部门体制能够提高政府效能

大部门体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和政事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行政效能。大部门体制的重点在于职能的有机统一，切忌分散、交叉和多元。一些业务相近、职能交叉的部门集中为一个大部，使许多相关联的行政事务，首先在大部门内部进行协调，节省办公经费和行政协调成本。

在一些改革的关键领域，大部体制能够保证集中决策，减少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挚肘以及政策之争，有效遏制当前部门利益膨胀的格局，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

另外，大部门体制有利于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部制改革不是单纯的裁撤机构，更为重要的在于政府职能的整合。特别是在建设服务政府方面，进一步整合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机构，组织更加综合、全面和统筹的机构可以更好地进行集中决策、统一标准并增强执行力度。大部门体制可以减少机构数量，实现职能整合，减少议事协调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法律规制大部门体制

政府职能一旦明确，随后就是配置相应的权力和组织机构，这些都要在宪法确立的政府体制的基础上，根据行政法规定的组织、程序、权力、责任等进行法治化的创造和调整。迈向法治政府，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政府机构的组织要法制化。

根据现行宪法和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代表中央行使行政权，国务院是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的行政事务，根据事务性质的不同由国务院组成部门分别承担。各部是专门的行政机关，负责特定的行政事务。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由总理掌控全面性行政事务。部的设立、废除，根据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国务院提出方案，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大部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组织部门人员和学者参与论证，提出整体方案，再提交人大讨论。

另外，《国务院组织法》应该适时进行修订，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法制保障。使部委组织活动规则进一步明确化，行政程序不断透明化和法制化。总之，加强行政组织法建设，规范行政行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成为当前政府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文/熊文钊　张伟　来源：瞭望)

知己

政府运转成本过高,人浮于事----有千年历史了,没有一次改革是成功的
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越精简越庞大

希望这次是成功

DeGaulle

国土建设部＝区划＋规划＋建设＋国土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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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要和建设部合并？？？？！！！！

OMG，拭目以待ing

Halin

一个草原管理涉及了农业部、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多个行政机构，而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相互之间职能分割，遇事相互推诿，行政效率当然底下。希望这次改革能够有所成效！！期待～～

琪琪格

这么复杂，估计难:@

大玉儿

(编者按：五年一次的中国人大、政协换届盛会召开在即，中新社记者走访京城多位社会名流、专家学者，请他们聚焦政经热点，展望两会议题，从今日起相继推出“名流寄望两会”相关系列报道，以飨读者。)

    即将在三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启动的“大部门制”改革，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刚刚向国务院提交了相关课题研究报告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接受了中新社记者独家专访，详细解说了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背景和思路。

    治道变革三十年 加加减减中前进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每隔五年均开始一场精简机构和裁减人员的改革。这一变革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涵。在一九九二年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之后确定了搞市场经济就确定了改革的整体思路，到了二00三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为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框架，也给政府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可以说已经是驾着船过河或者架着桥过河的阶段了。”毛寿龙形象地描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届政府所推动的治道变革。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过程是精简—膨胀的过程，越精简越多。但是毛寿龙认为，客观地说，政府改革正是在这些加加减减中不断前进的。一些机构虽然不能说根本理顺，但是基本上理顺了。中国政府机构整体有了一个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有很大的调整空间。

    毛寿龙指出，成熟的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一般就十多个，而中国国国务院序列部门就二十八个，还有总局、部级事业单位等等，共达六十六个之多。 由于有不少是历史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还未完全“过干净”，不少市场经济部门还有计划经济的习惯思维，进一步改革存在相当的难度。因此，要把内阁部门这个层次厘清楚，厘到十七八个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减少层级管理 解决权力下沉

    谈到进行大部制改革的深层次原因，毛寿龙教授说：“理论上，三级管理再加上核心领导层是最理想的。而目前我们的政府是处、司、部、国务委员、副总理、总理——六级管理，国家行政区划也是六级：省、地、县、乡、镇、行政村。六层过滤，什么水都变成矿泉水了。”

    “层层上报，报到六级以后，多么具体的事都变成虚化、抽象的了，高层说很原则、很抽象的虚话，一线官员和基层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处长、县长就可以‘统治’中国了。层级多，使得国家权力下沉，监管困难。”

    因此，毛寿龙提出：“国家要减少层次，每星期总理开国务会议，参加的部长人数要少，就要大部门制。如果部门数量不减少，层级也就不能减少。实际上，我国如果不进行大部制改革，就不可能再精简机构。”

    对于此次改革的重点，毛寿龙指出，关键在于调整内部组织结构，要实现决策集中、强有力的执行和有效的监督三者相协调、相分开。其中，决策层建设非常关键，要组成专家顾问班子，不能只找院士来当花瓶，要找各领域的专家作为政府雇员来聘请，有待遇、要负起责任。事情决策下来，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团队，要确定考核机制，由监督机构来考核，一旦无用、无具体目的就取消。

    改革难点仍多 期待上新台阶

    毛寿龙教授承担了此次政府机构改革宏观层面的课题研究，他坦承做方案中有不少难点：“最难之处在于利益博弈。我国在改革中宏观和微观往往脱节。政府机构改革往往有很强的宏观动力、宏观认识，但缺乏微观的力量支持。我们还不清楚一旦合并，微观上哪些地方会出问题。一旦宏观改革完成了，宏观动力就不足了，微观办事情的压力越来越大。而我们通常的方法是办一件新的事要增设一个新的机构、配备新的人员、新的组织、给以相当的权力，这样微观又会扩张。微观这种扩张动力在改革的时候体现不出来，而往往会在改革完成之后体现出来。而且，一旦合并，各项工作会否受到影响，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专业问题。”

    “此外，我们在技术上的很多做法还不足以支持改革。”但是，毛寿龙认为，“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不走出这一步更不行。改革不能等着万事俱备才做，总有一个协调运作的过程。”

    毛寿龙说：“政府机构改革一方面以职能转变为基础，另一方面也是通过机构改革促进职能转变。目前，政府机构职能转变仍有难度，需要基于各领域事业单位的改革，进一步实现政事分开，与机构改革相互推进。”

    “今年全国两会是一个组织变革的机会。”毛寿龙对此颇有期待，他说：“一九八二年人事制度正常化是一个台阶，一九八七年以后，物资市场化是一个台阶，一九九二年以后价格市场化是一个台阶，一九九八年把一些计划经济部门撤掉了又是一个台阶，二00三年进一步巩固了一九九八年以来的改革成果。二00八年将是一个重要的台阶：‘大部制’改革如果能够尝试成功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公共服务领域里会因此出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行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毛寿龙教授最后对记者说：“希望今年能够抓住机会，更好地建设服务型政府，在组织效率上有所提高，促进职能转变，迈出一大步，上个新台阶。”（记者 张量）

大玉儿

2007年12月17日     来源：北京日报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引起各方的关注。那么究竟什么是大部制，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本文将对此做一简要分析。

    大部制改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实行大部体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否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

    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然会朝着大部制管理方向迈进。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也许有人说，我们不是一直倡导小政府吗，如果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描绘，是人们期盼政府规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的新领域需要政府管理。如伴随网络的出现，有了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网络传播媒体等，这些对社会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非常大，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理。过去政府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功能，现在政府就要配备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引导。所以“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制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不应该简单地等同或者对立。退后一步说，即使在“小政府”内部，也不可能是“一锅粥”，而是要设置必要的部门，各司其职，对社会进行管理或提供服务。这就是说，即使政府规模较小，内部也需要科学分工。而大部制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科学设置部门的管理需求。

　　 大部制改革值得注意的四个问题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笔者要提醒的是，我们要冷静地看待大部制改革，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样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是我们更值得关注的。比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就更加重要；再比如，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重叠？还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等。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在笔者看来，当前有四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第一，如何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制约的改革思路，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政府的运行机制，为监督大部制的权力，提供保障。在我看来，大部制可以有两种模式，一是在部与部之间，让有些部门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部门专门行使监督权。二是在一个大部制内部，机构的功能要进行分化，有些机构专门行使决策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执行权，有些机构专门行使监督权。这实际类似如国外政府机构实行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相分离，执行机构内部可以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弹性管理。比如《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后，财政部是政府采购政策制定机构，但不是执行机构。执行权交给设在国务院办公厅下、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代管的国务院政府采购中心。这样就把决策和执行分开了。

    当然，对大部制的约束监督，更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是如何从外部对其进行监督。实践证明，对公权力的制约，最有效的还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人大、司法、公众、媒体等方面的作用，将会形成大部制改革的外部监督力量。

    第二，大部制能不能有效遏制部门利益，也成为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大部制机构设置有可能把部门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扯皮问题，通过改变组织形态来加以抑制。过去部门之间职能交叉，决策周期长，制定成本高，协调沟通困难，原因就在于受到了部门利益的严重影响，所谓“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效率太低，甚至把部门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有人担心，大部制改革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如果一个部门变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比如有人说，目前的发改委就是把若干政府部门整合到一起的“大部”，据观察，很多地方官员现在不跑国务院，只跑发改委，要钱、要物、要政策，使得发改委成了“小国务院”。大部制改革会继续走发改委模式吗？笔者认为，发改委模式不能简单等同于大部制，两者是有差别的。发改委主要是国务院的综合协调部门，几乎和每个专业部门都有关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教育部等，所有这些部门都和发改委的某个处、司相对应。实际上，在我们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发改委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何发挥综合协调职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也可以进行广泛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发改委的运作模式不是大部制的模式，倒是要对这种管理运行模式，进行认真研究和反思，进行相应的改革。举一个例子，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把专门负责经济体制改革的部门合并到了发改委，现在看来，这样把整个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部门放在一个机构内，不一定合适，这个部门应该是超越部门利益的，如果放在一个政府部门内，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改革政策的公正和公平。

    第三，大部制改革可能会牵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真正的大部制也许很难确立。从更深层次来看，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最终必然会涉及和涵盖到党政、人大等系统，因此是跨党政的，甚至要考虑党的权力和政府权力的对接，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比如文化部、广电总局与中宣部的关系，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与政法委的关系，中组部与人事部的关系等。过去这些年来，我们把中纪委与检察部合署办公，联动作战，成效显著，如何进一步整合党政部门，也许是下一步大部制改革中应该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把行政体制改革方案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从国家权力结构上进行调整，也许更具有长远性。

    第四，大部制改革的策略和方法也至关重要。应该看到，大部制改革的最大阻力，仍然是多年来被强化了的部门利益。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有的人大代表建议将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国务院中医药管理局整合为一个“人口与健康委员会”，但真的要这样整合恐怕难度还是很大的。不管这个动议能否被采纳，但这明显是一种大部制的思维。另外，“大部”内部的决策、执行、监督机构如何设置，权力如何划分？我们过去毕竟没有这方面经验，所以改革的策略和方法就显得很重要。

    在我看来，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很难一步到位，而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首先应该选择那些职能交叉突出、涉及公众、服务对象广泛，外部呼声比较大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扩大，而且一定要把结构调整和功能的定位进行有机的结合。建议中编办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要建立一个直属于中央编制委员会的高层专家委员会，借助专家力量，加上民众的讨论，使整合性的大部制方案经过充分论证，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减少领导者个人喜好的因素，也能够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的改革。(汪玉凯)

无所谓

全是扯淡   怎么改  对草原都没一点作用  对蒙古人没一点用     你还会关心什么   共产党内部改革罢了

Halin

原帖由 无所谓 于 2008-2-18 09:52 发表
全是扯淡   怎么改  对草原都没一点作用  对蒙古人没一点用     你还会关心什么   共产党内部改革罢了

你不感兴趣完全可以不发言，发什么牢骚，无聊！

苏鲁锭

无所谓同志，你活在共产党统治的地方，你享受共产党政府提供的各种保障，如果你创造财富，那么你在向他纳税；如果不幸你象一些蒙古小伙一样可悲的没有创造太多财富，那么你在被他养活，你可以不喜欢，但你没资格去谈论那些关心的人，爱民族，不是喝高了或者在网上喊两句“爷们蒙古人如何如何”就完了的，要想做什么，首先要了解什么

paopao

:lol

漫长的过程阿，不知道在我有生之年能能否真正的形成权力制衡的架构。

大玉儿

以“大部委制”为标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吹响了“集结号”。

    有学者透露，即将水落石出的方案中，国务院下属部委通过整合，将由原有的28个缩减为21个，按照政务、社务、经务、监管等四大功能划分。

    此前传闻已久的运输部(整合交通部、民航总局、铁道部、邮政总局)、农林水利部(整合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能源部、环保部(整合环保总局和气象总局)等新的“大部门”，都在方案之中。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总体规划”，2月20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表示，本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以往五次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事先制订完善的规划，而不是依赖领导个人喜好和判断。

    在汪玉凯看来，可能出台的总体规划方案另一个亮点，即在政府内部，将决策、执行、监督权力分开，从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也将令政府运行更加顺畅。“大部委制改革能否成功，将直接影响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成败。”

    之前改革缺乏规划

    《21世纪》：外界目前非常关注即将出台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规划方案，为什么这个方案对本轮行政改革如此重要？

    汪玉凯：中国过去行政体制改革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缺乏整体规划，有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而且改革的整体方案不具备权威性和长期性。以至于到现在，我们政府的整体权力结构、组织架构依然没有相对稳定，形成一种有效的治理结构。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一个大国的政府，我们的政府组成部门究竟应该保持一个什么的数量，主要应集中那些领域，如何尽早使其相对能够法定化，所有这些重要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甚至没有从决策层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比较，这就使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带有“人为”而不是“法治”的色彩。

    因此，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制定一个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要明确未来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组织结构，政务、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管理部门的总体数量，决策、执行、监管部门的法律关系等。如果不能对这些关系政府管理组织架构、规则、程序、运行机制等重要问题做出总体规划，就很难使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21世纪》：从目前的政府架构和运行机制来看，哪些问题需要在方案中重点厘清？

   汪玉凯：现在政府治理有几个问题，一个是部门设置太多，导致政出多门；政府的社会职能没有完全分开，每一个部门下面还有大量协会等官办的“二政府”存在。这样会导致政府运作成本高、效率低、部门利益被强调等弊病。

    《21世纪》：能否具体谈谈部门设置的问题，规划方案中可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汪玉凯：关于政府部门的设置，其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比如发达国家，不管是美国、英国、日本，大概的内阁部门都保持在12到18个不等。其中大致按照“三三制”，1/3是管理政务的部门，1/3管理经济事务，1/3管理社会事务。而且你会发现，各主要发达国家设置的部委从称谓到范围都很相似，比如外交、财政、司法、内务、国防、商务、农业、教育、卫生、环境、能源、国土等都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目前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管理社会和管理经济的部门严重交叉，比如卫生部，和10余个部门的职能都有重叠，这些都需要在总体规划中规范。

    规划具备可操作性

    《21世纪》：目前的消息显示，总体规划可能将国务院部委缩减为21个，按照政务、经务、社务、监管分开，这是否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汪玉凯：对，我看到了这个方案，也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我建议在政府部门内部再将决策、执行、监督分开。总体规划应该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方案，具有可操作性，而不会只解决战略问题。等到3月份规划通过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本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就可以确定了。

    《21世纪》：很多人担心，如果减少政府部门，是否意味着新一轮的政府大裁员？

    汪玉凯：现在外界对“大部委制”改革的理解有明显不准确的地方。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当代发达国家的内阁都实行大部委制管理模式。

   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的内阁中，有若干个“超级部”或者叫“大部”。如英国2002年组建的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及贸易和工业部等。前者由原来的农业、渔业和食品部与环境、运输和地区部整合而成，仅执行机构就有21个，还有几十个咨询委员会。

    再比如，法国的经济、财政和工业部也是一个超级大部。它负责政策制定、宏观经济管理、财政预算和决算、转移支付、国际贸易、税收管理等，其下属机构众多，包括海关、税收、统计、贸易、公平交易监督等，仅在巴黎本部，工作人员就有近万人。

    因此，虽然发达国家的内阁部普遍比较精干，但是发达国家决不是单靠这些内阁部就能适应复杂的政府管理的。在这些内阁部下面或之外，还会有大量的执行机构或者叫法定机构、监管机构等，他们执行内阁部的决策，反馈决策执行的信息，共同担负着公共事务管理责任。

    规划起码要管五年

    《21世纪》：总体规划可能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表来完成本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汪玉凯：起码是一个5年的规划，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短期内完成。这轮改革成功的关键，一是要制定出一个好的总体改革方案，二是大部委制改革必须成功，三是要在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方面取得突破。

    《21世纪》：您认为本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会面临哪些问题？

    汪玉凯：我国政府管理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于至今我们没有确立起、或者说没有找到一种十分有效的对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制约机制。过去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也很重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但腐败在继续孳生蔓延，已经给我们改革的成效打上了问号。

    就目前政府权力运行的突出问题而言，行政体制改革关键要解决三个方面。一是如何从政府权力的组织结构上，真正建立起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权力结构，实现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传统的一些思维，要在政府权力的组织架构上有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并使其逐步走向法定化。

    二是如何有效制约和约束部门利益，解决目前包括事业单位在内的公共部门利益泛化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如果我们的政府部门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与民争利”的问题，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平、公正的问题，以及规范政府行为的问题，就不能说我们找到了对公权力有效制约的途径。

    三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建立权力制约机制，必须有政治体制层面改革的配合，如果没有，行政体制改革很难孤军深入，光靠行政体制改革解决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可能是比较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