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城乡断裂和低价征地

曾经草原 · 发表于 2006-3-7 20:58:02

城乡差异被复制到城市 
 自1978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开始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上世纪90年代起，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潮水般涌向经济发达城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4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达1.2亿。 
 农民有了进城打工的自由，却无法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他们很少加入工会组织，没有城市工人享有的福利；发生劳资纠纷时，也缺乏维护其利益的组织和机构。 
 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子女受教育面临较大困难；劳动保障与社会保障很差，基本享受不到住房、医疗和养老保险。 
 2004年，国内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荒”。珠三角、闵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企业缺工，重点地区估计缺工10%左右。有消息称，大约几百万的打工者返回乡村。 
 缺工问题对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造成消极影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研究员莫荣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开始不择手段地到其他企业或周边地区“挖工”，一些企业因缺工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受。 
 莫荣说，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如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1000元，可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 
 税费的减免、国家对粮食种植的补贴，以及粮食和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务农收入有了提高，这也是导致“民工荒”的一大因素。 
 根据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年1～9月份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人均211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11.4%，增速同比提高7.6个百分点，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年份。 
 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种增长的绝对数又是很小的，平均每个农村人口全年不过300元左右，每个月大约20多元。 
 “每个月2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呢？大约相当于麦当劳的两个巨无霸。”孙立平感叹道，“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数量，却成为造成‘民工荒’的一个原因，成为使得流动打工者从城市走回农村的砝码。” 
 为什么流动的打工者不能在城市定居下来？户籍制度的制约又成为各方议论的话题。孙立平认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不能被忽略的是，城乡差异已被复制到城市之中，城市里存在着一个工资差距巨大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具体而言，城市居民与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实际上从属于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人口的打工者，在专属于他们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的收入，虽然对于其农村的生活来说是可观的，却无法支付在城市的生活费用。 
 目前中国尚有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1.8亿。据预测，“十一五”期间，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总规模将达到7500多万，年均转移为1500万以上，高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每年转移1200万人左右的规模。 
 这必然要求拓宽由农村流往城市的通道，可在这条通道的目的地，城市内部却已出现一个坚硬的“瓶颈”。 
 低价征地损害农民权益 
 问题仍需绕回到农村制度本身：如何让农民获得参与城市化的资本？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对《掺望新闻周刊》说，几乎所有国家城市化进程都是从土地的自由流动制度改革开始的，把农耕土地分给农民以后，让其成为可以上市、可以流动的资本，原本赤手空拳的平民，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最初资本，这是启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非常巨大的资本。 
 可这个情况并没有在中国发生。目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体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对其耕种的土地，既不能转让产权，也不能改变用途，而非农建设却能对其进行强制性征用。 
 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250万～300万农民在非农建设中失去土地。许多专家估计，如果考虑违规占用耕地，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 
 与农民失地相随的是农民就业与生活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以后，各地推出一次性支付补偿金，让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的安置模式。大量缺乏非农就业技能的农民在拿到征地款后，纷纷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 
 中国现在的土地征用制度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由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的过程不是一个平等的产权交易过程，而基本上是一个行政强制性的过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是当前农民利益流失最严重的一条渠道。土地征用不仅没有富裕农民，而是造成了大批农民失地失业；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差距，而是加大了社会不公。 
 他建议，以保障农民权益为核心，改革征地制度，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为此，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下，应该通过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让土地所有者――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与地方直接谈判和交易。允许和鼓励农民以租赁、参股等办法，参与土地收益的二次分配，获得长期稳定的收益。 
 农民土地权益问题已进入高层决策视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期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充分运用法律手段管好土地，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温家宝强调，在土地问题上，我们决不能犯历史性错误。 
 紧接着，中央1号文件传出推进征地改革的信息，并将其与户籍制度改革并列，同时要求实行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文/《掺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军） 引自：<a href="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3/07/content_4270898.htm" target="_blank"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3/07/content_4270898.htm</A>

曾经草原 · 发表于 2006-3-7 20:55:54

“目前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断裂的社会，”，“这种断裂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城乡之间。” ――孙立平
 这位清华大学教授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当年的中国是其中之一。在此后的数年中，中国城乡之间在收入上的差距更是有增无减。 
 “按照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目前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是3倍。” 
 就在孙立平作出这番表述时，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在部署之中，一场期待已久的攻坚拉开了大幕。 
 市场带来的城乡裂变 
 一号文件有关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容，被列在“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的框架之下，它所面对的现实，正如中国科学院2005年的一份报告所言，“改革开放前，国家通过‘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改革开放后又以土地的低价格积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资金”。 
 报告分析道，如果从1979年改革开放计算，每年平均各种建设占用耕地按400万亩计算，25年共征用了农村的耕地1亿亩左右，每亩最低按照10万元计，农民给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了相当于10万亿元的土地资产。 
 “如果我们按照市价给农民补偿征地款，每年400万亩土地，相当于4000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１亿农民在外务工一年邮寄和带回的资金3000亿元还要多！相当于2004年中央财政给‘三农’支援资金的13倍！” 
 报告在连用三个惊叹号之后道出了现实：“估计失地农民可能只得到了1/20左右的补偿。20年中，失地农民从土地上得到的补偿最多不超过5000亿元，25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和城市工商业从农村集体土地低价格中转移和积累了9万多亿资产。”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间巨大土地财富转移，仅为目前中国城乡二元问题的一个侧影。 
 孙立平告诉《掺望新闻周刊》，近20多年来，城乡二元结构经历了一场深层次的演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是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它是在再分配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主要体现为一系列行政制度的安排。改革开放之后，一种新的二元结构，即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在逐渐形成，而且在中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 
 在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下，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城乡人口和经济与社会生活，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隔离的部分。中国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实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两部分居民身处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相互不能自由流动，农村的资源被大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工业化进程。 
 在这些制度的背后，当时城里人所消费的主要是农村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农民的产品。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城市对农村的依赖。尽管存在“剪刀差”，工农业产品的比价不合理，但城里人的大部分收入还是通过购买生活必需品又流入了农村。 
 而到了改革开放后的耐用消费品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农村产品在城市居民消费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小，住房、汽车、电器、医疗、教育、旅游等城市消费项目的支出，很难流入到农村去。城市对农村的依赖降低，就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的一部分从国外进口。 
 孙立平认为，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之间一种新的形式的断裂，这种断裂主要不是由人为的制度造成的，而是由市场造成的。 
 这种由“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所引发的“断裂”，被他称为“甚至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断裂”。 
 市场二元与制度二元叠加 
 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壁垒，将城乡两部分居民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并由一系列制度安排予以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坚冰逐渐被打破，国家对城乡分隔的制度从各个层面进行了调整。 
 1997年，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1998年，各地又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从当年10月1日起，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由试点走向全面实施。小城镇的入户基本条件仅为：在城镇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合法的生活住所。一些中等城市对进城的条件也有所放宽，降低了劳动者在城市落户的门槛。 
 城乡居民不平等的福利政策也有了较大调整。目前城市的养老、医疗保险等福利，逐渐和原有单位脱离，社会性福利制度开始构建。国家也开始关注农民的福利状况，在财力能及的基础上，社会福利的涵盖范围有所扩大。 
 但是一些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开始打破，但仍然很不彻底。在一些超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北京，劳动力准入的门槛仍然较高，只为那些高素质和紧缺人才开绿灯。 
 给城镇吃偏饭的投资体制仍保持着巨大的惯性。2005年前11个月，农村第一产业投资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的比重为1.0%，比上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规模不到2005年同期已得到明显控制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的5.0%。 
 农村投资与城镇差距突出。2005年1～3季度，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低10.1个百分点，规模相当同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17.1%，比上年全年的比重低2.4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景气中心专家张海旺对此分析道，农业和农村投资不足，不但制约粮食的生产和安全，还制约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进而影响工业和城镇单位的产品在农村的消费规模，并是导致工业和城市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以及消费率偏低这种经济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 
 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在改革当中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弱化，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并与新出现的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叠加在一起。孙立平指出，这种叠加的一个现实结果，就是改革开放20多年间，城乡差距远远超过改革前的水平。 
 巨大的收入差距事实上已经使得城市和农村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两个不同世界里的人却要面对同一个市场，面对统一市场中的统一价格。孙立平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以医疗市场为例说，实际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1/6的农村居民，要按照以城市为标准形成的价格支付医疗费用，导致的情形自然是大量农民患病而不就诊、该住院而不住院，因为“在县医院做一个手术，在经济上都可能是灾难性的结果”。 
 他强调，“更重要的是，断裂社会与统一医疗市场的并存，不仅使得农民看不起病，而且也使得任何在农村建立医疗社会保障的措施失去可能。”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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