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官僚集团派别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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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朝钩考钱谷述论


钩考，又称理算，意即财务审计，曾在元世祖朝频繁举行，且被阿合马、桑哥等用作搜刮、聚敛财赋的重要方式。当时，朝廷言利官僚集团与儒臣集团的冲突，中央与地方财赋分配纠葛等，或掺杂其间，或隐藏其后，从而使钩考钱谷成为一桩朝野颇有争议的事情。关于世祖朝钩考钱谷的专门研究，迄今尚未见到。兹草就小文，试作如下探讨。

(一) 钩考的缘起

较早见于典籍的元代钩考或理算，大约是宪宗四年（甲寅）春蒙哥汗派遣耶律铸“与帖木而忽秃赤?钱粮于燕” 。《元史》《宪宗本纪》四年七月又有“诏官吏之赴朝理算钱谷”的类似记载。同书《齐荣显传》也说：“值断事官钩校诸路积逋，官吏往往遭诟辱”。此时的“理算”“钩校”，大体是赴漠北蒙古汗廷或燕京行尚书省，酷似传统的地方官“上计”，而与后来的朝廷派遣专官理算钱谷有所不同。蒙古国时期较典型的理算钱谷，应是阿兰答儿钩考，亦即宪宗七年（1257年）十一月蒙哥汗“遣阿兰答儿、脱因、囊加台诣陕西等处理算钱谷” 。这次钩考由和林留守、大汗亲臣阿兰答儿主持，曾组建钩考“局”，发布142项条例。钩考对象皇弟忽必烈所控制的陕西宣抚司、从宜所、河南经略司等。主要罪状即“擅权为奸利”，将应归于朝廷的赋税擅自交付忽必烈藩府。阿兰答儿等拥有便宜处置官吏的权力。所查非法支用钱粮，又一概强制偿还。阿兰答儿钩考的目的是：蒙哥汗欲夺回皇弟忽必烈对陕西、河南等地的民政、财赋大权，反对其用汉法治理汉地。后因忽必烈妥协让步，交出权力，钩考才中途停止。此次钩考，在实施方法上对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影响甚大。此外，蒙哥汗时期在呼罗珊阿母河等处断事官治下也发生过汗廷派遣使者查帐等事。估计此种查帐与阿兰答儿钩考，不无类似之处。
如果说唐宋的“勾复”、“磨勘”、“钩考”，是来自汉地王朝的财政审计举措，那么，阿兰答儿钩考则是由蒙哥汗派人实施，忽必烈身罹其难，所受打击甚重的蒙古国旧例。而当忽必烈登上汗位之后，却又从朝廷中央集权的利益出发，将上述唐宋遗制和蒙古国钩考旧例揉为一体，当作元王朝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推行全国了。在这个意义上，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似乎有两个渊源：蒙古钩考旧例和唐宋“勾复”、“磨勘”遗制。二者分属蒙古法与汉法，但在检复考核财赋方面，又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正是在大量继承和吸收上述二者，尤其是吸收蒙古国阿兰答儿钩考的遣使、置局、追赔、便宜处置的具体做法的基础上，推行和发展起来的。

（二） 钩考路府州县钱谷

元朝建立后，不定期地派遣使臣或官员分赴各地，对路府州县掌管的财赋进行理算或钩考，成为朝廷督责地方官完成规定的课税任务，防止其违法乱纪的较常见方式。世祖即位半年余，中书省一度要“置局磨勘”“东平路民赋帐册”，追查“前任官侵用财赋”。后因中书省吏员王恽等“力言其不可”，才寝止未行。至元年间，钩考钱谷日渐增多。翰林直学士唐仁祖曾奉命“往阅”“真定、保定两路钱谷逋负”。归京竟以“中统旧案”为由，上奏罢其追征。在路转运司与总管府并立之际，各路转运司也是朝廷的钩考对象。“至元八年，罢诸路转运司，立局考核逋欠”。“掌其事”的户部令史刘正发现“大都运司负银课五百四十七锭”。按照逋负必须追征包赔的钩考旧例，立即“逮系倪运使等四人征之”。后来，刘正“视本路岁入簿籍，实无所负”，有“遍阅吏牍”，得至元五年司库辛德柔冒李介甫之名关领课银五百四十七锭文契。最终拘捕辛德柔归案，悉得课银”，洗清了倪运使等四人的冤枉。至元十六年（1279年）陕西都转运使郭琮获罪被杀，朝廷也曾 “遣使深鸷者数辈钩稽簿书” 。不难看出，钩考中既要追究主管官吏逋负的责任，又需稽查贪赃等弊病。检覆簿籍帐册，追征逋欠，必要时逮系当事官吏，强制执行赔偿等，乃是钩考钱谷的基本程序和内容。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尚书省右丞相桑哥主持的钩考钱谷，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此次钩考，分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陕西、湖广七行省举行。钩考对象仍然以路府州县官为主，也包括延安屯田、“大同钱谷”、“应昌和籴所”、“江南乐工租赋”、江南路州“学田所入羡余”及各地中统钞本。朝廷向七行省各遣官二员（湖广除外），“特给印章”，配备兵卫，以增其声威。这次钩考的内容仍是“理逋负，复欺隐”，“复核奸赃”。桑哥所言：“外省欺盗必多”，大体也是指地方官所掌赋税积年逋欠及征收过程中的“奸赃”、“侵牟”之类 。具体做法不外是置局稽查籍册，强制追征逋欠，清理官吏奸赃，“敲榜遍于郡县” 。如湖广行省在桑哥亲信要束木的主持下，“大征集诸道官吏，无虑数千”。还命令荆湖北道宣慰司同知孙显“主计局”，长时间拘留受检核的各路计吏。被派往江浙的中书省右丞忻都和行省左丞相忙古台倒桑哥“理算钱粮”政策，“奉行尤力”，“实以无义肆虐厉民，空其家财往往妻子寒饥困辱，有不忍言者”。据说，各地具体负责者对此类钩考态度是否积极，效果就大不相同。江东道宣慰司同知陈思济奉行省檄，“分理浙东”，以“频海民贫而?，必激变”为理由，“得寝其行”，且“绳督吏卒多所还讨”。江淮行省员外郎李锈“分行浙省”，“稽查郡县钱谷”，“人不以为苛”。而江东道官员则“承意竣剥，狱犴尤甚” 。江淮行省参政王巨济还因为“钩考钱谷有能，赏钞五百锭” 。除了七行省外，腹里路州也罹其难。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和治书侍御史王构也被“擅中书政柄”的桑哥派往燕南检核钱谷，桑哥明知二人“无所迎合”，遂“约月治办”，逾期则“祸且不测” 。胡祗啭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奸臣横暴，分遣恶党祸毒天下，以追怔逋欠为名，所至凶残百至，虽汉唐酷吏之不为者，尽其毒螫，死者相望。有司股栗屏息而不敢言，亦仅有助恶为奸以肥其家者。彰德例被其害”。达鲁花赤扬珠台“抗直不从，哀诉于上，一郡获免” 。彰德路钩考被特许中止，或出于忽必烈对皇弟旭列兀食邑的格外眷顾，其他路州则不能获此殊遇。钩考既查帐籍，又“繁为条约”，强令官吏自首。凡向百姓索取或冒支官粮的，都要强制偿还。追征逋负，“立期送官”，应该说是诼级进行的。朝廷所遣官或行省追征于路及直隶州，路、直隶州追征于属州和县，最后又追及民众。于是，“榜掠号哭之声相闻，民至鬻田屋，嫁妻女，或赴水自戕；死定无责，责偿亲戚邻里”；“追系收坐，岸狱充韧”。钩考中对地方官奸赃侵牟，惩办很严。甚而威逼“官吏首尝受竹治民财及酒食馈遗，督责之使，日十余辈，燕犒送迎不少遑。其恃势须索者，无少敢逆其言”。某总管被逼“标草老婢，令鬻得值”，输其“赃”。后来，竟依此项输赃情节，免其官职。由于稽查地方官的使臣本身就不见得清廉，追赃过程中，他们又恃势勒索，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这种情况下的钩考理算，自然谈不上“清浊虚实” 。
附带说一下，至元二十五年钩考还对路府州县的羡余金帛，进行了一次检括。《道园学古录》卷一四《知昭州秦公神道碑》云：“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货器物赢余，苛酷吏请尽辟知名清强吏以任事。公（秦仲）虽居闲，犹被迫遣治徽广德之会。是时公府之出纳，无容复有余羡，此直以无义而取之耳。而操窃郡县危甚”。碑中所言“急聚敛”之“用事者”，即权相桑哥。“大括”，即大肆搜求，字面上与钩考有异。然《元史》世祖本纪和《桑哥传》等未见上述“大括”的相关记载，估计“大括”当是钩考钱谷的组成部分。揆以秦仲被派往江浙行省徽州路、广德路及“操窃（切）危甚郡县”之语，“大括”应以路州为单位派专官举行。钩考钱谷中对路府州县羡余财赋的大检括，还披露了朝廷控制路府州县支用财赋的一项固定制度：“是时公府之出纳，无容复有余羡”。意思是说，路府州县所掌财赋收支，必须遵循朝廷的规定，除留一定数额的官府经费外，务必将大部分金帛钱粮解送朝廷，一律准不私留“余羡”，不准背着朝廷留存可供地方官机动支用的财赋。至元二十五年钩考钱谷中的“大括金玉珠货器物赢余”，就是从这项固定制度出发，而对私自留有“余羡”的“郡县”官府所进行的一次惩治和财物没收。
钩考钱谷涉及路府州县以上的宣慰司，或是由某些妄言财利以邀官职者引起。如“阿合马掊克固宠”之际，“希合之徒，言利徼?”，山北辽东提刑按察司吏员耿熙诈称追征北京宣慰司“积年逋欠，计可得钞二十万锭”。世祖“遣使核实”，耿熙害怕诈言暴露，居然“擅增制语”：“并打算大小一切诸衙门等事”十二字，因而“追系官吏至数百人”。后经按察副使王忱按问得实，才揭穿和停止了这场欺上虐下的恶作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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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钩考行省钱谷
元代行中书省“凡前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早在蒙古国时期，行省的前身燕京等处三行尚书省即主要负责被征服区域的财赋征收和解运汗廷事宜。世祖朝先后设置了陕西、云南、四川、湖广、江淮、江西、辽阳等行省，总领、督办境内诸色财赋。然而，江淮、湖广行省设置之初，“反去行省，皆以宰相自负”，“钱粮羡溢，则百般侵陷，如同己物” 。行省不仅没有很好地充任朝廷集中各地财赋的驯服工具，时而还发生与中书省争夺境内课程征集权之类的冲突。这样一来，行省综领督办的财赋，自然会成为朝廷钩考的对象了。
世祖朝，针对行省的钩考日趋频繁。至元八年（）川陕行省平章赛典赤采用“打算”而“停职” 。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朝廷曾派“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陕行省钱谷”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又下令：“理算江南诸行省造征日本船隐弊”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只必哥奉命“考核云南行省”。四年后，又有“尚书省断事官秃烈羊呵理算云南” 。是年，桑哥还奏请钩考甘肃行省，罢免了佥行省事赵仁荣等 。其中，阿合马钩考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要束木钩考湖广行省阿里海牙，最为朝野所瞩目。
阿合马钩考江淮行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和权相阿合马打击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崔斌的政治斗争始终纠缠在一起。阿里伯，又作阿里别、阿里，蒙古国时期有名的回回大臣牙剌瓦赤之子。平宋后不久，阿里伯担任了江淮行省平章，曾因设立诸路宣课提举司与阿合马争执不休，深为阿合马所嫉恨。崔斌，蒙古名曰燕帖木儿，至元初任中书省左右司郎中，屡次在忽必烈面前斥责阿合马“奸恶”。担任江淮行省右丞前后，又与阿里伯上奏罢黜了阿合马之子、杭州路达鲁花赤抹速忽，故也被阿合马视为眼中钉。至元十七年（1280年），阿合马奏请“理算”江淮行省成立以来“一切钱谷”，遣不鲁合答儿等前往钩考，查出阿里伯等“擅支粮四十七万石”，应追征中统钞一万二千锭。又罗织擅易命官及铸铜印等罪。擅支巨额钱粮是此次钩考的要害，也是令嗜利著称的忽必烈十分恼火的事情。
这从侧面说明，在财政支出方面朝廷已不能容忍行省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张。由于掺入了个人恩怨等因素，此次钩考是很残酷的。钩考开始后，朝廷曾派刑部尚书李子忠与中书左司都事刘正驰驿按问，未具罪狱。阿合马又派亲信北京行省参政张澍等四人重新按治，“遮留”江淮行省使者入奏表章，最终以盗官粮等罪杀掉了行省平章阿里伯和右丞崔斌。有趣的是，阿合马死后，钩考钱谷也施之于其在江淮行省的党羽。姚燧《游显神道碑》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是臣（阿合马）见杀于盗，其姻党贪墨奸窳，上盗公帑，下厉其民者，诸不法皆露，而东南新国尤罹其毒。公（浙西宣慰使游显）为钩考，惟是一省，征赃四百余万为缗” 。表明钩考因阿合马等人的热中与推广，似成为世祖朝的一项固定制度。凡是掌财赋的行省官员，按理都需要接受钩考。只是因政治处境好坏，决定其是否成为重点核查追究的对象。
另外，马可波罗自称：“我马可波罗曾多次受大汗（忽必烈）派遣去检核审验此蛮子第九部地的年度税收” 。此处的“蛮子第九部地”，即江淮行省，治所迁至杭州后改称江浙行省。“检核审验”税收，亦即钩考钱谷。马可波罗是否参加过至元十七年钩考江淮行省阿里伯等？目前找不到其他旁证，不好遽然下结论。然而，正如郭佑所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 。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江淮行省，想必应在八次钩考之列。又，汉文史传中历次奉命钩考钱谷的，大抵是高官与佐吏相参，，既有行省参政、中书省断事官等，也有部院“令史”掾属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离华前，马可波罗在元帝国境内滞留长达十七年。他长期充任忽必烈的宫廷侍从，身份地位较部院令史掾属高一些，完全有资格奉忽必烈的命令参与至元十三年以后钩考江淮行省财赋的活动。就是说，从马可波罗在华期间钩考频繁举行和奉命参与钩考官吏身份等实际情况看，《游记》的上述说法基本可信，堪作来自域外的元世祖遣使臣钩考江淮行省的史证。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总制院使桑哥利用姻党要束木，导演了一场钩考湖广行省，惩治左丞相阿里海牙的闹剧。阿里海牙，畏兀儿人，早年入侍忽必烈藩邸，曾统帅鄂州方面四万户攻克南宋荆南、江西、海南、广西等地，创建湖广行省，官至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在湖广，旧部盘根错节，权势炙手可热，引起朝野一些非议。起初，要束木欲被提拔为行省平章执行此项钩考任务。然因忽必烈说：要束木为“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才授官行省右丞。阿里海牙对这次钩考很不服气，上奏说：“要束木在鄂省钩考，岂无贪贿？亦请钩考之”。世祖虽然同意遣使同时钩考阿里海牙和要束木，但结局是阿里海牙或因罪过较多，被逼自杀。其家资和荫占民户也被没收。而后，朝廷又重新派中书省断事官秃不申钩考湖广行省钱谷。几乎与此同时，曾负责督造海舰的湖广行省右丞史格，，也被要束木“大为钩考，毫推缕剔”，“乃责偿军民三万定” 。要束木则因钩考和揭发阿里海牙有功，坐上了原先未能获取的行省平章交椅。
世祖朝钩考钱谷，一短时期以江淮、湖广两行省为重点。阿里伯、阿里海牙等权力很大的行省官员，在此类钩考中被罢官黜职，命丧黄泉。其背景应该是，至元中期行省制和行省官员的权限并未完全规范化，并没有正式确定下来。平定南宋之初，行省官员以宰相自负，代表朝廷镇抚一方的惯例，相当风行。朝廷中书省和掌管大桩财赋的江南若干行省，围绕着财赋如何分配的冲突，时有发生。朝廷向行省“屡移文取索”钱粮，行省常“不以实上” 。经过以上针对行省的财赋钩考，中书省明确将行省置于禀命和从属地位。尤其是“江南诸路财赋并隶中书省”，严禁行省官员“擅支”和“盗用”钱粮，禁止行省官员独立支配境内财赋 。行省官员在财赋方面的权力，由“钱粮羡溢，则百端侵陷，如同己物”，降低到“诸行省之用及千定，必咨都省” 。显而易见，在行省官员的财赋支用权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的演变过程中，至元中期针对行省的财赋钩考，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四） 钩考中书省等衙门钱谷

世祖朝的钩考钱谷，虽然主要以路府州县和行省为对象，但因中书省宰相更迭，尚书省与中书省的若干年并立等，钩考有时也涉及中书省等财政管理部门。
世祖前期，擅长聚敛理财的阿合马长时间担任制国用使和中书省平章，执掌朝廷财政近二十年，颇受忽必烈宠信。他主持的钩考，大都以地方官府为对象。所以，对中书省等朝廷官署的钩考，是晚至阿合马死后才展开的。
至元十九年（1282年），钩考中书省所掌管的财赋，实际上是对阿合马生前滥用职权，大为奸利的一次清算。阿合马被杀一个月后，忽必烈命令宿卫大臣、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集中书省部、御史台、枢密院、翰林院等官，议阿合马所管财赋”。而且“先行封籍府库” 。五月初，即开始钩考中书省户部所属的万亿库。该库是朝廷宝钞、玉器、段匹、布帛、金银等物的主要库藏。数日后，朝廷又派刘宣等理算原先中书省直接掌管的各盐运司、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的“出纳之数” 。此次钩考中书省等所掌财赋，与一般钩考钱谷类似，也是重在“追钱”，即追征逋欠亏空。桑哥原掾属萧仪曾参与钩考万亿库，因其“有追钱之能”，后被提拔为大都路总管府判官 。
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四月，理财宰臣卢世荣受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郭佑等弹劾，罢相下狱，旋被杀。十月，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以“海内钱谷，省、院、台内外监守里魁什长，率有欺蠹”为由，奏准再开“商抉”钩考，且获赐三品官印，“别置司属”，专门理算前中书省和全国“积年钱谷”。与三年前不同的是，此次钩考，“复用阿合马之党”，“收内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没钱粮”。钩考的措施相当竣刻，“省臣御史掾吏民庶罹?陷日众，人情危骇”。对纠劾百司的御史台，也能“私聚群不逞之徒”，沮挠其事 。甚至连忽必烈赐给原中书省参政张雄飞等金银等也娇旨追夺。钩考主要针对前任宰相所掌钱谷，对现任宰相也有妨碍。故遭到中书省参政郭佑等人的竭力抵制。郭佑先是以“别置司属，与省部敌，干扰政务”，撤消了其专设官署，将其并入中书省内。后又“以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为辞，奏明忽必烈，罢止了答即古阿散钩考。据说，答即古阿散钩考另有叵测用心，那就是借检核百司吏牍之机，揭发江南行台御史奏请忽必烈禅位于真金太子的表章，以打击真金、安童为首的汉法派及儒臣集团。后因玉昔帖木儿、安童抢先劾奏答即古阿散“受人金”等奸赃罪，答即古阿散坐罪被诛 。第二次对中书省的钩考就这样不了了之。
第三次对中书省的钩考，发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权臣桑哥重设尚书省之际。当时，中书省、尚书省两省并立。以安童为首的中书省官，蒙汉儒臣较多，如参知政事郭佑、杨居宽等。以桑哥为首的尚书省官，则承阿合马之余绪，几乎是清一色的言利理财派。桑哥等检核钩考安童为首的中书省，除了清查追征财赋外，还旨在打击安童等汉法派及儒臣官僚，进而架空中书省，将朝廷政务大权夺归尚书省。由于新设立的尚书省职司偏重于代中书省理财，钩考中书省原掌钱谷，似乎属公务交割，师出有名。荒唐的是，桑哥“奉旨检核中书省事”时，是把阿合马领左右部、制国用使以来“所逋钱粟，并归中书，举诬为中书失微”，“凡校出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昏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以此为把柄，进而诬陷杀害了参知政事郭佑和杨居宽。郭、杨二人均为太子真金提拔的儒臣。郭佑担任御史中丞时曾奏诛桑哥保荐的卢世荣，任中书省参政后，又上奏罢止了答即古阿散钩考。为此，桑哥对郭佑和杨居宽二人衔恨在心。桑哥给郭佑所加的罪名是“多所逋负，尸位不言，以疾为?……力不能及，何不告之蒙古大臣”。杨居宽以“实掌铨选，钱谷非所专”为理由，自我辩白，却被诬以“既典选事，果无黜陟失当”之类的莫须有罪状。还命令左右殴打凌辱，逼迫二人款服。中书省参议伯降等也因“钩考违惰耗失等事”获罪。桑哥以钩考中书省亏欠，诬陷郭佑和杨居宽致死，引起了一些汉族儒臣的愤懑。御史台吏员王良弼等为郭、杨鸣不平，扬言：“尚书钩校中书，不遗余力，他日我曹得发尚书奸利，其诛籍无难”。终因桑哥势力甚大，亦遭杀害。既而桑哥还将钩考推广于中书省以外的其他衙门，“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钩考所用官吏起初多从“六部”中“摘委”， “复以为不专”，遂仿答即古阿散，“乃置征理司”，“秩正三品，专治合追钱谷”，命甘肃行省参政秃烈羊呵等充征理使。另外对中书省所掌中统钞本及所属筹办军需的应昌和籴所，对“钱粟损失颇多”的上都留守司，桑哥也派官予以钩考检核，甚至采用“廷辩”方式追究罪责。以次为标志，，桑哥对中书省等朝廷官署的财赋钩考可谓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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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钩考的效用与实质

钩考钱谷，是世祖朝权臣阿合马、桑哥在财政方面的主要政策之一。这项政策当时在朝廷内外褒贬相参，颇有争议，而且是和主持者阿合马、桑哥等人的权势、政治命运紧密相连。
阿合马、桑哥专权之际，钩考钱谷风靡一时，“乘风”希旨者较多。甚至发展到“道路侧目，无敢言者”的地步。钩考引起的社会骚动，十分严重。元人杨载说： “桑哥建议遣忻都、王（巨）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数百万，未征尤数千万，州县别置牢狱，逮捕人，昼夜鞭笞，械系者相属于道，大家巨室无虑悉破坏。甚至逼人妻女为娼，风俗为之大变。一时使者所至，征取尤甚。富人逃入山林，发兵捕之，率众拒捕，则又疑其窃发。两河之间，群盗数万人” 。
随着钩考越来越峻刻，反对钩考的意见也相继出现。南台侍御史程钜夫公开斥责桑哥之流的钩考：“剥害生民”。程还因之被桑哥“羁留京师”，几遭毒手。尚书省官员阿鲁浑撒里、何荣祖也多次奏请停罢钩考。反对钩考者阿鲁浑撒里等还把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大宁路一带“地陷黑砂，水涌出，死伤者数万人”的特大地震，与钩考相附会，促使笃信占筮之术的忽必烈有所“感悟”，下决心降诏：停止钩考，“悉赦天下逋欠”，以弭“天变”。据说，桑哥听罢此诏，居然“摇手以为不可，且谓必非上意”。经宣读诏书的赵孟钴藉“他日言事者倘谓尚书省界失陷钱粮数千万，丞相何以自解”之辞，反复晓谕，桑哥才勉强接受。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桑哥被杀后，朝廷的钩考钱谷政策州骤然大变，钩考趋于永久性废罢。同年十月，玉昔帖木耳为首的御史台上奏：“钩考钱谷，自中统初至今三十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极，而其余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两日后，忽必烈向全国分布诏书：“罢钩考钱谷，应昔年逋负钱谷文卷，聚置一室，非朕命而视之者有罪”。还特意遣使者“布告中外” 。“诏下之日，百姓相庆”，废止钩考，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翌年三月，朝廷又以“盗取官民钞”，“迫杀”吏民等罪，处死了钩考钱谷中荼毒民众的纳速剌丁灭里、忻都、王巨济三人，“以谢天下” 。至此，世祖朝规模最大的钩考钱谷，即以主持者及少数峻刻承办人被杀的结局而告终。
世祖朝钩考钱谷的实质如何？它在元代财政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等领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钩考钱谷，尤其是对路府州县和行省的钩考，体现和加强了元朝廷在财政方面的中央集权。元代的财政体制是内重外轻，从世祖朝开始，元廷对地方财赋收入支出的管理十分严格。主要措施不外是：课税定额办集，公帑支用时请示禀报的制度化，钩考检核频繁举行。钩考督促定额办集和公帑支用禀报制的贯彻实施，其直接后果又造成路府州县及行省等官员在财赋收支方面权力削弱，只能服从朝廷、听命朝廷。显然，钩考对朝廷严格审计地方财赋收支，对财政中央集权体制的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事情的极端化，都会走向反面。郑思肖说；“州州上下司务，岁一二次打勘。任此责虏酋，枝蔓根穷，贿赂归鞑，州县酋长甚苦。此为鞑之勾当者。人以鸬鹚为譬：鸬鹚得鱼满颌，即为人所抖取；鸬鹚更取鱼，人又抖取；劳无穷，利甚鲜” 。钩考过于峻刻，势必造成中央对地方财赋控制过严，收夺过多，州县财用难以为计。
其次，世祖朝的钩考钱谷本身属于财政审计，但其主要效用或实质又在于搜刮财富，以满足忽必烈穷兵黩武的需要。由前述忽必烈听从耿熙诈言追征北京宣慰司逋欠钞二十万锭，不难窥见：元廷举行钩考往往看重的是所获取的巨额钱财。关于这一点，桑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闰十月的一段奏言说：“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钱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何则？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 。世祖朝中后期，元帝国出现了“岁入恒不偿所出”的情况，迄至元二十五年，财政赤字高达一百余万锭。为增加中央收入，减少赤字，桑哥等理财大臣暂时没有向百姓增加课税，而是通过钩考钱谷的方式，从地方官府及各部院府库括取大量财富和逋欠，以弥补财政亏空。于是，钩考钱谷，不仅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的审计和管理，而且是用强制手段将地方路府州县仓库所藏羡余，所逋负的钱粮以及官吏私人腰包中的奸赃，统统搜刮到中央来。某种意义上，钩考钱谷可以称的上正常财赋上缴之外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府特殊的财赋大搜刮。正如元人杨载所言：“名为理算，其实皆无名横敛，强夺于民” 。这类搜刮虽然能暂时减轻或部分弥补朝廷的财政亏空，而当地方官府及各部院等被搜刮一空时，其效果就大为降低了。总之，世祖朝钩考钱谷之所以频繁举行，且发展到至元二十五年的规模和程度，客观上乃是中央财政高度集中体制和国家财政赤字巨大压力相结合的产物。阿合马、桑哥之流推波助澜，又使钩考钱谷超出了单纯财政审计的藩篱，偏重于弥补财政亏空的搜刮了。
再次，钩考钱谷，掺杂或隐藏着官僚集团内排除异己，打击政敌等派别斗争和个人恩怨纠葛。
世祖朝的钩考钱谷，历时三十年，旷日持久。被钩考的范围较广，包括了地方的路、府、州、县、转运司、宣慰司、行省和掌管财赋的中书省等朝廷官署。无论是奉命参与钩考的官员，抑或被钩考的官员，卷入的人数相当多，涉及面相当广。如同蒙哥汗时的阿蓝答儿钩考，世祖朝的钩考钱谷，也不单纯是财赋审计或搜刮问题。当时，蒙古、色目、汉人官僚集团内的一些派别斗争，乃至个人恩怨纠葛，常常被有意无意地掺杂其内，隐藏其间。
钩考钱谷所混入的官僚集团内的派别斗争，主要在汉法派与守旧派，儒臣派与言利派之间展开。世祖朝的朝廷政争，从总体上说是汉法派与守旧派两大营垒的斗争。然而，随着忽必烈推行汉法的逐步深入，汉族王朝统治术中长期存在的追求财利和重义轻利的歧异，使汉族官僚中率先出现了言利派和儒臣派的分野。中统初，平章政事王文统与许衡、姚枢、窦默、张文谦之间的冲突，即是言利派与儒臣派对立的开端。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开始重用色目官僚理财。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大体承袭了王文统的理财体制，又较多加入了回回人理财的特殊做法，成为至元年间朝廷大臣中言利派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许衡、姚枢、窦默、张文谦去世后，姚枢、窦默以《孝经》教导的真金太子，受许衡、姚枢影响很大的中书省右丞相安童，许衡的国子学弟子不忽木，太子东宫提拔的汉族儒臣郭佑、杨居宽及崔斌等，又组成了与言利派相对立的儒臣派。太子真金和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是儒臣派的主要代表。如前所述，阿合马借钩考江淮行省钱谷，诬杀行省右丞崔斌；答即古阿散等乘钩考百司案牍之机，欲揭发南台御史奏请内禅的表章；安童、郭佑等以奸赃罪奏劾答即古阿散，并罢止其钩考；桑哥以钩考中书省钱谷，诬杀郭佑、杨居宽，削夺安童为首的中书省之权等等，都是言利派与儒臣派官僚相互倾轧、彼此攻击在钩考中的表现。而桑哥被杀后奏请忽必烈停罢持续三十年之久的钩考钱谷，又主要是儒臣派官僚崔?等人的主张。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忽必烈穷兵黩武，过分重用理财派官僚，至元中后期又在采用汉法上趋于停顿和保守，蓄意保留了相当多的蒙古旧俗。而太子真金则主张较彻底地推行儒术，推行汉法改革 。上述言利派与儒臣派，虽然是和守旧派、汉法派同时并存的两对派别，但在某些情况下，两对派别系列又是错综复杂，交织在一起。以阿合马、桑哥为首的言利派官僚，能够较多为忽必烈嗜利黩武和维护蒙古贵族特权利益服务，他们自然在整体上比较倾向于守旧派。而以真金、安童为首的儒臣派官僚则很大程度上继续充当汉法派的中坚。还需要注意的是，至元年间无论言利派和儒臣派，其人员构成均打破了民族、种族的界限。两个对立的派别中，都包含了蒙古人、色目人、汉人。这的确是蒙、汉、色目三种文化交互影响和冲击下，元世祖朝官僚集团派别斗争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动向。
钩考中，争权夺利或私人恩怨，也时隐时现。前述阿合马钩考江淮行省而杀行省平章阿里伯，要束木以理算逼死湖广行省左丞相阿里海牙等事，主持者与被钩考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因素似乎也比较多。尽管阿合马与阿里伯，要束木与阿里海牙，均是西域人，又多半是掌管财赋的中书省或行省大臣。此外，受派遣参与朝廷或地方官府钩考的官吏，大多是阿合马、桑哥的亲信同党。诸如纳剌丁灭里、忻都等辈惟知秉承阿合马、桑哥的旨意，剥下以奉上。但也有部分被派遣的官吏，平素与阿合马、桑哥等主持钩考的大臣政见不同，时有摩擦。因他们多是任职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清流”官，钩考差遣恰可以将他们排挤出朝廷诸衙门。桑哥“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废，拟选人为代，听食元俸”之语，即披露了这层意思。更有甚者，参与钩考的部分“异己”官吏，有时还被当作迫害中伤的对象。如不忽木、王构曾被桑哥派往燕南“检核”钱谷，约定岁终复命，逾期则“祸不可测”。幸好桑哥被杀，才不了了之。治书侍御史陈天祥“刚正敢言”，为桑哥所嫉恨，，欲派往湖广行省钩考，“因中伤之”。陈首劾平章要束木“显恶数十以闻”，反被诬以不法，拘系于湖广行省，百般“困辱”，几乎被害。官场派别纷争及个人恩怨的较多混入，使主持和参与钩考的官员中也出现了尔虞我诈和陷害中伤。钩考钱谷成为内外触动颇深，朝野反响强烈的灾难性事件，就可想而知了。

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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