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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草原

说说“人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2008年7月4日
星期五

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20367&pos=MID_HLB&pa1=0&pa2=3&pa3=005000215&loc=SPECIAL%20REPORT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自1949年10月以来，“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所有国家一级的重要报刊杂志，几乎铁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1949年以后，“人民”作为政治标签，从中国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作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在我1984年出国前，常常看见这样的吵架：中国的服务场所，不管是人民商场、人民铁路、还是人民医院，许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极坏。有时顾客实在受不了窝囊气，就指着墙上悬挂的毛语录牌“为人民服务”质问服务人员：“你的态度这么坏，哪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反击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争执到了这个地步，话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你”不是“人民”，任何具体的顾客都不等于“人民”。工作人员不管得罪了几千几万的顾客，也没有伤害到“人民”。“中国人民”那时有十亿之众，你有啥办法把他们统统召集到一个场所来跟服务人员理论？


  因此，1949年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政治标签到处都是，但很多年里人民是抽象的。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民，哪怕那个政策再混账、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泽东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第一个指标，我以后再详谈，本文讲第二个指标。


  中国改革的早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扭转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使具体的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实惠。比如，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变成具体的人民。这之前的“人民公社”，虽然在纸面上优越无比，但闹得人民常常没饭吃，那就不应该再搞这玩意了。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做个体户挣点钱，这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具体的中国人饿死是小事，“主义”正确与否才是头等大事。


  1980年代初我听到传达万里的一次讲话，说要算一算帐，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因为决策错误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当时有些学者粗略做了计算，几千亿人民币，相当于那时中国好几年GDP的总和。万里感慨地说，如果把这个数字告诉中国的工人农民，这些温饱都没有解决的人民还会让我们再坐在这个位置上吗？所以，万里是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大声提出决策要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他是明智的、心中装着具体的人民的改革家。


  1983年，胡耀邦等人试图在理论高度把具体的中国人民置于施政的出发点。4月13日，中国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大会，历经“文革”劫难的周扬作主题发言，他大声呼吁，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要讲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那一代从自身经历中痛感，如果中国的体制不以人为本，不尊重人性和人道，那什么可怕的恶行都会发生。确实也是如此，“文革”中受害者超过一亿，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保护，被折磨而死。


  周扬提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不是使个人活得有尊严、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步步改善、个人的价值得以提升，那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可惜中共党内的毛主义者立刻发动了一场批判人道主义的运动，使周扬抑郁而终，使胡耀邦差点下台。


  现在25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政府肯定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这是一个显著进步。客观地讲，中国人民大概是全世界最能体谅政府的人民之一。中国的执政者只要对具体的中国人民好一点点，具体的中国人民都会真心感激。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民降国旗，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如果按照昔日毛主义时代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怎么可以为四川七万多人降旗呢？七万多具体的中国人不等于“中国人民”！


  所以我讲，中国过去30年的改变，最为核心的就是，在这个叫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人民”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也即人民的实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是很漫长的进步过程，有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良。比如，前几天有人教导四川地震中丧失了孩子的家长们，不应该依法追究建造成千上万豆腐渣校舍的那些人的责任，据说这会给我们国家“抹黑”，云云。这种逻辑的深层，与1978年前盛行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具体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是小事，抽象的“主义”、“原则”才是大事。


  对此，我的反响则是：过去中国30年的改良，虽然还没有把“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理顺，但至少在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上取得了大的进步，即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给中国人民以具体的实惠，当做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制定和落实政策时，如果忘记了具体的中国人民，偏离具体的人民的实在利益，就会出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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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已经是群体暴力的“遮羞布”

对外也是，对内也是！

litkt

Urse be oroloro urse, urse be oroloro, oroloro urse be orolobure urse, oroloro urse be orolobure.
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被人民代表代表的人民被人民代表来代表。

拔都汗

以上各位讲的都符合实际,期待着彻底改变的那一天!!!!!!!!!!!!!!!!!!

拔都汗

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世界上顶级虚伪.

litkt

贪官是不能把长江水喝干，但能把许多具体的人民──公民（irgen）的血喝干，更能把长江水污染掉，谋杀整个长江及两岸的大自然，让更多的人民要么渴死要么病死。


论曹征路的“底层叙事”

作者：张永峰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近年来，学界展开了对“纯文学”的批判性反思，“纯文学”缺乏社会关怀、文学自律与审美自足的狭隘视野，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社会问题的遮蔽等等缺陷，正逐渐得到理论的清理。在这过程中，以曹征路为代表的“底层叙事”，作为一种创作潮流，日渐得到文坛的关注。很多人把“底层叙事”，看作左翼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归，借此一方面显示文学史的延续，另一方面试图重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种认识自有其现实意义，不过，更应该强调的是，“底层叙事”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实践，是作家对当下现实的一种自觉、艰难、迫在眉睫的回应。
　　如论者指出，曹征路的小说具有代表性，原因在于，其不满足于渲染底层生活的悲惨无助，抒发人道主义的同情，他的小说还写出了新生力量和未来的希望。在笔者看来，曹征路对底层生活描写的“重心”是不同的，在直面底层人民悲惨无助的同时，他更关心无助之后该怎么办？换句话说，如果现实逼迫着人们必须抗争，那么抗争怎样才能实现呢？实现的结果又如何呢？并且，这些抗争的故事如何才能触动当今的读者，实现其叙述的目的呢？本文选取曹征路近年来创作的四篇较具代表性的小说：《那儿》、《霓虹》、《赶尸匠的子孙》、《豆选事件》，围绕这些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身份困境与抗争资源
　　
　　《那儿》描写了一个工人领袖“小舅”的抗争悲剧：为了维护工人利益和保护国有资产流失，他四处奔波上访，组织下岗工人进行斗争，但斗争的结果，却是又一次对工人们的坑害和欺骗，最终他只有以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造成小舅悲剧的原因，一方面是双方力量悬殊，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身份困境”。小说中有个细节，小舅到省城上访，接待他的那个处长，一个美国回来的博士，质问道：“你能代表三千人吗？”对小舅来说，这的确是个严重的问题。
　　小舅本是一个出色的技术工人，神奇的“腰锤”技艺让他获得了省劳模的称号，省博物馆收藏的油画《脊梁》，是他工人风采的写照，他后来虽然被提拔为干部，但他认同的还是自己的工人身份。可是，他的干部身份使他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是受益者中的一员，和下岗工人的关系中，他的身份不是不证自明的，他如何代表工人，如何取得工人们的信任呢？
　　工人只拿128元最低生活保障，而他却是副县级干部的待遇。他还两次被厂领导利用：“劝说工人集资买岗位”、“召开职代会通过企业被收购”，他用自己的美好愿望和在工人队伍中的威信，换来的竟是工人们屡次上当受骗。即使是“购股事件”发生之后，按照市里紧急出台的29号文件，他的名下仍然据有3%的股权，因为他属于企业的“经营层”；而工人们却白白搭上了最后的一点财产、像命根子一样的房产证。这样，小舅就面临着一个无可逃脱的质疑：你的物质利益与企业领导层是一致的，你如何证明自己不是与他们合谋？你如何才能让人确信你的真实身份？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今天，“市场化”与“私有化” 的神话席卷中国社会，“那儿”所指涉的“英特纳雄耐尔”的理想已被清除，“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样的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已经深入人心，侵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利益群体的划分作为一种天经地义的标识，可以为每个群体确定行为的动机、逻辑和边界，而无关乎公平、正义、精神、理想。在这种形势下，分属不同利益群体的小舅与下岗工人之间，已经丧失了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丧失了联合起来的伦理纽带。小舅最终只有选择自杀，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取得工人的信任。小舅的悲剧发人深省。
　　伴随小舅的抗争过程，叙述人“我”的心灵不断成长，这一方面显示出小舅抗争悲剧的现实意义，同时这还关系着小说如何被读者接受和认可。因为，如果小舅靠自杀取得了工人的信任，那么，这样一个“太崇高、太伟大”的人物，如何才能让读者相信是真实的？对于当今的读者来说，这个故事是否真的会发生，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叙述人的心灵成长与读者的接受过程是同步的。这显示出当今抗争行为叙述需要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
　　叙述人开始像普通读者一样，从世俗功利意识出发，觉得“小舅”那种螳臂挡车式的反抗，十分幼稚可笑：“就算他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把工厂当成自己家的人，又有谁信？”这个疑问拉开了考察小舅行为可信性的帷幕。考虑到当下普遍的价值观念，要想取得人们的信任，叙述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侦察出这一“太崇高、太伟大”的行为背后的私人动机：“让你下这么大决心，让你激动成这样，就没有一点点个人理由？”这一追问正道出了当下读者的心声，果如所料，“是杜月梅的处境让他受了刺激，让他决心去上访告状的。”
　　小说把杜月梅“深夜受惊事件”作为叙述起点，这一事件成为以后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下岗女工杜月梅的生活困境及她与小舅的感情纠葛，成为小舅“崇高”行为步步升级的直接推动力。小舅每一次下定决心几乎都受到了杜月梅的激发：省城、北京上访、工人购股风波、驱逐义犬罗蒂。杜月梅是小舅的徒弟，也是他爱恋的女人，她的身上负载着小舅两种胶着叠加在一起的情感，一种涉及工人队伍的休戚与共，一种是更能打动当下读者的两性爱恋。叙述人正是强化后者的激发作用，才找到了小舅与工人之间休戚与共的合理性与可信性。
　　杜月梅的困境之所以能够刺激小舅，正是在最有损于男女爱恋的地方出了问题：她被迫夜晚出去卖淫。且抛开小舅的感受，这个“逼良为娼”的故事，可能首先因违背了民间的道德伦理，而触动读者的心灵；而且她是为给孩子治病才做“婊子”，母亲与“婊子”两种身份的厮打，会令十分重视家庭伦理的当代读者心中不安。尤其是，杜月梅的被迫卖淫，破坏了读者心中的爱情传奇，如果小舅再无所作为，恐怕读者都不能允许了。正是“小舅探望杜月梅”一节中，杜月梅的一顿谩骂，让小舅下了决心：“他不能不对这个女人，还有跟这个女人一样的工人负起责任。”
　　叙述人侦察出小舅的行为动机，并使动机尽量不越出读者认同的边界，此外，小说还要考虑到来自小舅生活世界的世俗功利力量的阻碍。这种力量就是来自家庭内部的亲情，尤以“我妈”为甚。“我妈”是普通市民的代表，她出于庸俗自保的价值观，对小舅的行动很不认同，她大气磅礴地指出：“谁爱贪就叫他们贪去，他能把长江水都喝干吗？咱们安安分分过咱们的日子”。在小舅发动工人抵制卖厂失败之后，母亲把看住小舅、保护小舅，“当作一场战役来打”，“要像老母鸡护小母鸡那样把小舅塞在翅膀底下。”无论是“我妈”的世俗价值观，还是她对家庭伦理、姐弟亲情的守护，都是符合当下普遍价值观念和接受心理的。
　　有意思的是，“我妈”所遵循的原则却正是小舅抗争行为遵循的逻辑。小舅把矿机厂看作了三千工人的家，他和工人们都是家庭的成员。他在发动工人抵制卖厂时，喊出的口号是：“工友们，老少爷儿们，兄弟姐妹们……”他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 “就是有人要出卖咱工人阶级，侵吞咱国家财产，咱眼看就无家可归了。”在小舅的感觉结构中，矿机厂是工人们赖以生存的家，那里有他们创造的财富，有他们生产、生活的依据、主人翁的感觉、亲人一样的情感。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工人心中工厂比家更具有优先性，那么，今天前者的意义却需后者来赋予和论证。
　　而且，对家的依恋、渴求及无家可归之后的决绝，小说借助“义狗罗蒂”的故事进一步加以强化。“义狗罗蒂”与“小舅”之间显然具有同构关系。小说用抑制不住的深情来描摹罗蒂“百里寻家”的动人情景。罗蒂所以能够克服人类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艰难，不懈而顽强地寻找，是因为“它只相信一条，它只有一个家，只有那一种气味才是它需要的”。所以当它再度被欺骗、被驱逐的时候，它决绝地从龙门吊上跳下，自杀身亡。不难看出，罗蒂的品行和命运正是对于小舅的暗示。这里，家庭伦理又一次显示出说服力。

　　小说借助叙述人的心灵成长过程，充分调动爱情、亲情、家庭伦理等私人伦理，完成了对公共伦理的置换，这样使小舅的抗争行为变得可能和可信。指明这些，并非是解构故事的真实性，而是意在说明：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语境下，要讲述一个阶级抗争的故事需要费怎样的周折；另一方面，当今社会还有哪些价值伦理资源可资利用，为阶级抗争提供助益。
　　
　　二、“霓虹”的逻辑、底层与知识分子
　　
　　《霓虹》是《那儿》的姊妹篇，它将《那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重新讲述出来，补全了下岗女工沦为妓女的生活图景。小说的主体部分是“倪红梅日记”，日记首先揭示出霓虹广告所宣扬的逻辑与卖淫逻辑的一致性：
　　“有一个是卖内衣的，那女的把外衣一件一件脱掉，脱到内裤的时候把屁股撅起来问，想要吗？那简直就是在为我们做广告，只不过地点是沿河街出租楼。”
　　霓虹广告是市场经济的文化符号，它在兜售商品的同时，充分调动人们种种欲望的幻想：美女性感的身体，种种情欲的姿态，都是可以购买的商品。霓虹广告的欲望主体既有性别，又有阶级身份，他是上层阶级的男性。只有“他”，才有足够的金钱进行全额消费，只有“他”，才有资格享受霓虹广告和市场神话所许诺的种种幸福。而像倪红梅这样的下岗女工，只能乖乖地充当被消费的对象，充当供人享乐的消费品。
　　实际上，给倪红梅“指点迷津”，使她最终走上妓女道路的，正是这样一个上层阶级的男性。他是倪红梅像父亲一样尊敬的“厂领导”，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人物，他许诺要帮一帮倪红梅，结果他“帮”的方式却是充当“嫖客”，玩弄了倪红梅之后，支付了五百元钱，这最终摧毁了倪红梅的精神底线。霓虹广告所昭示的逻辑与经济改革的权力者引领的方向竟是如此一致。
　　日记中，市领导慰问下岗工人时的情景再一次印证了霓虹广告的卖淫逻辑。市领导带着一帮记者，敲锣打鼓地给每个下岗职工家送去50斤米50块钱之后，电视台出50元的价格，让倪红梅照着他们早准备好的稿子，对着镜头念了一番歌功颂德的文字。这无疑是对下岗工人意愿的强奸，而这强奸是有价格的，50元一次，和倪红梅接待一次嫖客的价钱一样。这里的市场逻辑使倪红梅进一步找到了卖淫的“合理性”。
　　而且，霓虹广告的逻辑在当今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那里也找到了一致性。三秦在《妓女与嫖客——解读经济学家的比喻》一文中，指出张维迎之流在国企私有化、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练就了嫖客的眼光，以嫖客的心态对待国企，在国企收购者和国企之间，充当着拉皮条的角色，把职工看作“姑娘脸上的脏泥巴”。如此看来，张维迎的作为，应该不是偶然的吧，他既具有上流阶级的身份，又具备男性的性征，还有私有化的市场经济理论，他充当拉皮条的角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私有市场经济的建立，资本对人的异化和排斥表现得越发明显。资本把一切可能的东西都攫取为商品，用以实现资本增值，它把人和自然的物同等看待，两者都是被攫取剥夺的对象，某种情况下，如果人的劳动力不能被有效地攫取，为资本的增值提供助益，它就会被遗弃掉，如同遗弃一座没有价值的矿山。工人的失业，是作为“物”的存在的人不能被转化为商品的逻辑结果。而下岗女工的出卖肉体，也不过是商品转化逻辑的另一种实现形式而已。霓虹广告作为一种塑造消费欲望的文化符号，不经意间显露出私有市场经济把人“物”化和商品化的秘密。
　　但是，无论怎样，人不能完全等同于物，其肉体存在和生存的要求使其最终还要恢复主体的意识，成为历史的主人。日记中，阿月、阿红被招呼到一个“大机关”为一个“什么人物”祝寿，竟遭到非人的摧残，这最终令倪红梅她们忍无可忍了，她们团结起来，要维护生存的权利。
　　促使倪红梅拼死一搏，成为姐妹们精神支柱的力量，来自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经验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价值伦理。中国的社会主义伦理在充分吸纳传统伦理和民间伦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作为一种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关系的设计，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它有打破血缘、家族关系中压制性的一面，它也与我们从来珍视的血缘亲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社会主义伦理似乎可以理解为是把血缘亲情放大到整个社会的范围，其中既包涵着亲情伦理，还有平等观念和阶级意识。正是这样的经验和价值伦理，让下岗工人互助会也参与到她们维权行动中来，成为维权成功的保证。维权的成功、工人团结的力量，再一次显示了未来的希望。
　　《霓虹》这篇小说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的形式。小说由警方的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被害人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前三者构成小说的外在故事框架，其记录人是警方工作人员，他们关注倪红梅的死，是为了侦破一起刑事案件，而对日记中记录的倪红梅的生活并不热心。小说外在故事框架的叙述极其简要，而且冷漠无情。这样，外在故事框架与倪红梅日记构成两个世界，前者是既定社会秩序维护者的世界，后者是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底层人的现实世界和意识世界，后者在前者的框范中，但两者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是断裂的两个世界。而对女主人公真正关心，把两个断裂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人，是小说作者，一个知识分子。小说文本形式的断裂暗示出当今社会阶层的断裂与知识分子的位置。
　　1990年代以来，阶层的激烈分化导致了社会的断裂，小说文本形式上的断裂是社会断裂的象征。如果这种断裂状态还有弥合的可能性，知识分子为之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知识分子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底层民众。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知识分子只是满足于人道主义的同情，只是把底层民众当作一个被拯救、被救济的对象，那么，就把底层民众客体化了，就抹杀了底层民众的主体位置，底层人的尊严和价值就无从谈起。
　　这就是小说中老梁头与倪红梅发生的故事的隐喻内涵：老梁头对倪红梅有同情心和救济心，但他同情心和救济心是经不住考验的，他与倪红梅的关系最终只能是嫖客和妓女的关系，他始终没有把倪红梅作为一个主体、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他充当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施舍者。人道主义的同情和救济改变不了底层民众的命运，却能够使人道主义者获得一个良好的形象，获取被救济者的感情回报，赢得一点人性善美的荣光。就像倪红梅发现的老梁头的期待感情回报一样。
　　正是在这一点上，小说日记文体的重要意义显示出来，它使得作家能够把底层民众当作主体进行叙述。小说不仅再现了人物痛苦黑暗的生活，人的非人化存在，更重要的是还表现出人物内心的真实，表现出底层民众作为人的尊严和高贵，以及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自觉的过程。它告诉我们，底层民众未来的命运最终是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而知识分子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与底层民众之间建立平等、融合的关系。
　　而老梁头却鄙视 “没有文化”的底层人，他自然是连真正的人道主义也没有。他的文化除了作为职业手段和标示一点自我品位、自我优越感之外，全无用处。他不过是龟缩在个人欲望小天地里，更多的是索取倪红梅的同情和安慰。而这种非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却日益成为今天的大多数，他们不但没有对社会的关怀，对底层民众命运的思索，对改变现实的努力，反而是自怜、哭诉，以期博得民众的同情。这与当下“纯文学”的精神状况何其相似！小说对这个人物的处理显示出作家的揶揄、讽刺和批判！
　　
　　三、农村叙事与乡间伦理
　　
　　前两篇小说主要是描写城市的底层生活，小说《赶尸匠的子孙》与《豆选事件》则把目光移向了农村，描写底层农民的无助、挣扎和反抗。它们与前两篇小说合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当下社会的底层生活图景。

　　《赶尸匠的子孙》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一个无助的农民“我”（任义）觉醒和自救的过程，可那同时也是一个堕落和非人化的过程，最终“我”和莫老大、乡长、县委书记等利益集团一起成为精神的“僵尸”；“我”行为转变的动机中，包含着强烈的与命运“抗争”的意图，但这种抗争的前提却是同流合污，这看起来有些荒谬，却是现实社会中一种很普遍的情形。
　　小说的情节尽管丰富复杂，却有一个汇聚和发散的焦点。这个焦点就是丧葬礼仪所表征的传承久远的乡间道德伦理，它成为人物活动和小说情节发展的原动力，小说中几乎所有事件和意义构成都与其紧密相关。
　　小说开始，任义之所以面临无法解决的困境和难题，首先在于乡间伦理对丧葬、孝道的看重和他的抱养子身份，如果他把老太火化，不能完成父母“双穴”合葬的遗愿，定会遭人痛骂：“抱来的野种不养家！”；同样地，也正是山里人认为掘人祖坟是“最重的刑罚”，乡长连升子为了维护小集团的私利，打着文明火葬发展旅游的旗号，挖人祖坟当场焚化的行径，就更加显得粗暴、狠毒；同样地，任义无奈盗尸换母的行为就更具有讽刺意味——要维护自我道德完善，却做更损阴害德的事，这成为他走向堕落的第一步；进而，任义与利益集团同流合污，开展盗卖尸体的业务，就更显得丑恶和荒谬，对乡间伦理的践踏成为非人状态的源起。
　　更严重的是，对乡间道德伦理的践踏与信守，导致了巧巧的发疯，这构成了情节的内在性批判：正是巧巧这样具有正常感知能力的人，才发了疯，她把自己指认为鬼，强调与“人”的不同，暗示其无法与丑恶现实共存，揭露“人”的僵尸状态，赶尸匠的子孙变为僵尸。
　　乡间道德伦理成为这篇小说的结构性要素，它成为映照人物灵魂的一面镜子。主人公对它的信守、背离和践踏，既是自身的堕落与异化，也是畸形的抗争与报复：任义把“干部的毛捋顺了，摸舒服了”的同时，却抓住了他们的尾巴。小说最后，任义戏弄“乡长”，把他当僵尸来赶，嘲讽其灵魂的僵尸状态，显示出报复的快感及对现实的憎恶和弃绝。主人公这种畸形抗争，显露出底层农民不甘命运拨弄的激愤心态，预示着某种潜在的能动力量。
　　《豆选事件》与《赶尸匠的子孙》有些相同的要素，故事发生在同样的地点，在乡土风俗、乡间道德伦理、人物身份、阶层压迫等方面也极为相似。小说情节大体有两条线索，在第一条线索上——方继仁“献妻保家”及夫妻关系恶化——这些相同的要素得到充分表现；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二条线索——方继武借助“豆选”与村长方国栋进行“政治斗争”：方继武是一个农村社会的“新人”，他不计个人安危，勇敢地带领村民维护权益，具有坚决的斗争精神，他的身上具有革命历史中某些农民英雄的影子；而 “豆选”则直接来源于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这种试验可见出历史对现在的影响。
　　可是，方继武的“政治斗争”前景并不容乐观。他虽然团结了一些有勇气的年轻人，但大多数村民都抱着庸俗自保的心理，持观望态度，甚至于当方国栋抛出“贿选”王牌——一张选票三百元钱，大家都纷纷去登记。就连本家兄弟方继仁，虽饱受屈辱，却还为村长充当说客，劝说方继武放弃斗争。在这些情况下，方继武也感到了失败的危机。这种危机显示出集体主义解体后，社会抗争可资利用的价值伦理资源的匮乏。
　　令方继武感到悲哀的是，“豆选”的最终成功竟源于菊子的上吊自杀。他原本想借揭露村长哥哥、副乡长方国粱糟蹋妇女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实现“政治斗争”的目的。他是靠实现乡间道德伦理对政治伦理的置换才取得了胜利，——抬着菊子的灵柩挨家挨户走过，赢得了村民们同情的眼泪。大家对菊子生前的嘲骂，死后的同情，都显示出对乡间道德伦理的看重。乡间道德伦理成为决定“豆选”事件成败的关键。而小说多次提及的，方继仁的爷爷作为村支书，腰里带着粮库的钥匙而饿死在自家门口的历史事件，虽事关集体主义精神记忆，却未对“豆选”产生多大影响。这显示出激活历史记忆、重建抗争伦理基础的迫切性。
　　小说结尾，刚刚当选的方继仁，马上又站在了当权者的位置上思考问题，潜意识里已把方继武当成了对立面：“老子又没做错什么事啊？老子不贪不腐的，老子怕你个鸟啊。”“豆选”虽然结束了，但危机远没有解决，方继武的路还很漫长。
　　这篇小说仍然是围绕“无助与抗争”的主题展开，揭示底层生活可悲现状的同时，探索底层人民团结抗争的可能性，探究还有哪些活跃的价值伦理资源可资利用，有哪些沉睡着的曾在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精神财富有待激活，如何激活。这些是曹征路的“底层叙事”特别关注的主题，也是当今社会急待解决的难题。
　　曹征路的“底层叙事”，是对当今社会现实的一种自觉而艰难的回应，生活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其作品的思考向度，这种写作实践的价值和意义，自有历史前进的脚步作出回答。
　　（作者单位：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底层叙事”的意识形态与审美

作者：程　波　廖　慧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一
　　
　　在围绕“底层叙事”这个概念本身在当代中国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争论变得乏味，而“底层叙事”所指称的文学现实是否构成了新的文艺思潮一时还很难说清的情况下，从“意识形态”和“审美”两个最传统的向度上讨论问题，或许反而是最可靠的方法。在笔者看来，“底层叙事”不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论争语境下的“新的先锋因素”，是否存在“批评的代偿”①的嫌疑，也不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从学理到政策层面的论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渗透到了文学叙事中，有一个问题是确定的——意识形态因素的自发与自觉，和审美的自发和自觉一样，构成了“底层叙事”坐标的纵横两个轴。说得更明确一点：两者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四个坐标区域，几乎可以完全有效地用于对“底层叙事”各种复杂情况的分析，而不用害怕落入简单化的境地。比如，意识形态因素的自觉一定就会损害审美的自觉吗？意识形态的自发与审美自觉的结合体一定就是“底层叙事”最有艺术性的状态吗？同样，作为反例，把 “底层叙事”对等于无产阶级文学或左翼文学，完全以“天生”的道德优越性自我标榜，或把“底层叙事”完全看作是观念的图解，拿艺术性低下对其诟病，这样一些极端状况，是在把意识形态和审美因素看作是坐标原点两侧同一个轴背道而驰的两个部分，而非交叉的两个轴，其弊端很明显。因此，探讨“底层叙事”，笔者找到的切入点首先是对其在这两个相关因素的坐标区域和位置进行判断，进而对其带来的文学叙事在这个坐标体系中的变化趋势进行勾画和解释。
　　
　　二
　　
　　阿尔都塞指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或传唤为具体的个体。”②意识形态作为独一的、中心的绝对主体，向每个个体提出质询。在文学的阅读经验中，读者被强加做出善恶、美丑、现实理想等区分，并要求做出接受善、美、理想的选择，与此同时，这些文学文本的读者也接受了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假定，也就是说，读者与作者、文本的主人公等在这里实现的认同。但当读者接受话语权力支配的时候，自己常常对此浑然不觉。“这种服从是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对个体而言呈现为积极自由的一种假象。”③叙述者和底层的关系是审美和文学创作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它不仅影响文学创作的过程，并能在小说文本中表现出来。在底层的审美和创作的过程中，叙述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因素来设定自己和底层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设定自身相对于叙说对象是什么角色和身份，在情感上是亲近还是疏远，在精神层次上是高是低，这样的设定也就预示了叙述者在创作中该怎样写底层：是批判启蒙还是同情
　　很明显，被叙说的底层主要集中在几类人身上：农民、进城务工者、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城市失业人群以及城市边缘群体。从外在的形态和表现手法来说，“现实主义” 似乎应该是“底层叙事”天然的盟友，那些曾经以“新现实主义”的名目示人的作品，也不乏表现这些人的作品，但我们却很难把他们纳入到底层叙事作品中来，因为这类作品虽然描写底层，但并不具有“底层视角”，他们实际上并不关心底层生活的现状，而只是想从中提炼出情节上的戏剧性；作家在姿态上是俯视而非平视的。即使像何申、谈歌等人的创作，虽然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但这些是依附性的，是“为领导们作补充工作”。④
　　1990年代中期以来底层叙事作品关注底层，是抓住了社会转型期间和市场经济下的“底层”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底层”命运的起伏，对这种生活状态和命运提出了质疑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包含着对当前中国社会的认识理解、判断描述以及怀疑困惑。说得更具体一点，底层叙事关键的地方不仅仅是题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与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作者指涉了时代精神的困顿和社会责任的缺失，指向城乡差距、贫富分化、阶级分层等问题，用观念对于现实的解读，是谓“意识形态驱动”。其一，中国当代的意识形态论争有其特殊性，它既不是表现为在和文学联系紧密的“美学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像特里·伊格尔顿那样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宣称“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也不是传统层面上从阶级和政治角度出发的“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它更多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社会形态和文化策略选择层面上的讨论。是把西方启蒙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新启蒙主义”、在反思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抑或是以“儒教资本主义”为借鉴的复兴传统文化的“新集权主义”都当作当代中国“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来看的。在这种讨论中，分化出来了事实上的“主流”和“非主流”的思想态度，而那种“非主流”的思想在理论上有着影响文学思潮，进而构成某种“新主流”的冲动和焦虑。其二，作为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论争，实际上又是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在传统意识形态主流和市场机制主流的中间地带，再次自我分化的过程，在这样的分化中，他们各自表现出了对待传统意识形态主流和市场机制主流不同的态度和应付策略。“新左派”用带有革命英雄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方式讲述当代问题，将人们带向一个阶层差异和群体区隔重新成为现实的情景中。“底层叙事”是“新左派”的边缘精英在道义上靠近大众之后，在文学想象领域用一种“熟悉的陌生人”向底层大众的又一次靠近，其内在驱动是情感的、道德的，但说到底是意识形态的。
　　意识形态的驱动有时是“显在”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或《切·格瓦拉》的现场很感人，甚至有一种道德上崇高的氛围，但发掘那些可以对当代中国造成影响的观念和精神，反思中国选择全球化与市场化道路的正确性，呼求以公平正义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左派原则，才是原动力。《那儿》作为“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与其说是底层自身以革命话语叙事，还不如说早年间的工人运动领袖一般和工人主人公们一起说话。其中所表现的对社会存在的不合理不公正现象充满鲜明价值取向的批判意识，以及它所包含的叙述者对社会、对人生、对民族国家命运的犭虫立思考,对理想的执着和对普通人生存命运的深切关注,赋予了底层叙事以爱憎分明的情感力量，使其能以强劲的话语力量介入社会。
　　意识形态的驱动有时也显得“潜隐”一些。《马嘶岭血案》以“我”一个挑工的角度观察一群深入深山老林、寻找矿山的城市知识分子，描写他们不同于乡下人的生活。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城市的生活是熟悉的，但顺着“我”的眼光来看，这些城里来的教授、博士、学生的穿着、生活不是他们乡下人惯见的那种生活，也就是说这群人的生活被“我”重构。“我”对城里人习以为常的卫星定位系统、巧克力和CD机的一无所知，读者很惊讶，这人怎么连巧克力是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光盘都不知道，通过对照产生了陌生化效果，读者更能体会乡下人的贫穷，更能说明他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了。正是这种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异，知识分子对农民人格尊严的蔑视，再加上金钱的诱惑，使得九财叔用斧头结束了考察队员的生命,用暴力宣泄了心中的愤懑和压抑。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个观点：城乡差别历来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农民对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是有自己的行动的，就像从前的中国革命一样。
　　意识形态的驱动是多层面，由特殊到一般的。它往往先和某些不同层面的具体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然后再波及开来，成为一个整体的意识形态焦虑。底层群众作为弱势群体，一般来说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态，底层叙事作品的视点是下移的，关注底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情感，但他们不是单纯的同情底层，把底层不仅仅作为一个阶层来看待，还是作为普通的人群来看待，对底层除了同情之外，更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把关注点更多的是放在普遍人性的讨论上，底层中善良和罪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界线不再那么明显。鲁迅先生说，“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⑤刘庆邦的《神木》两个农民“抽刀向更弱者”，而他们对其他弱者的戕害，手段、方式之残忍，已经超越了人伦道德的底线。作者没有简单地站在弱者一方，而是深刻地剖析了底层群体自身生存伦理，底层的被压迫状态、丧失的道德和滋生的罪恶，所以与其说小说还原了底层社会内部的罪恶，不如说是还原了人性的罪恶。

　　“抽刀向更弱者”实际上意味着底层的沦陷，“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不过底层的沦陷要比整个社会沦陷的速度更快，沦陷的程度更深，因为他们没有更多的资源来抵御这个沦陷的全过程”，⑥当底层面对的新的人生课题和危机重重的生存境遇，无法用正当手段和道德伦理解决时，往往通过违法犯罪的途径，甚至寄希望于暴力手段。在1930年代革命文学叙事中，就隐含着底层苦难同反抗、暴力革命的逻辑关系，底层只有通过反抗、暴力革命才能翻身作主人，才能脱离苦海。这种反抗和暴力的叙说在当今的底层叙事中也屡见不鲜。刘庆邦的《一丝不挂》中的两位农民工因为“讨薪”无果后决计“报复”老板，强行剥光了老板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让老板在熙熙攘攘的街市无地自容地尴尬驶过，从而接受内心道德的谴责。小说只是让农民工以一种颜面扫地的方式对老板嘲讽、惩戒，少去几分大多数这一题材所惯有的深重的苦难感和异化感。与其说是农民工对个体资本家的反抗，不如说是作家对个体资本家一次恶作剧式的作弄。相比这两个农民工采用的“温和”手段，尤凤伟的《泥鳅》中的蔡毅江则“血腥”多了，由一个农民工变成以恶抗恶、以暴制暴的黑社会老大。当然，任何暴力行为总是敏感地牵动人类的道德神经，脱离了道德制约的暴力叙事具有严重的社会文化后果，不公正遭遇的反抗使得暴力具有道德的某种合法性和正当性。
　　底层在反抗不公正的待遇和压迫时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常常是以个体生命毁灭的代价来维持自己的尊严。罗伟章的《我们的路》中农民大宝在城市中卖力干活，但城市的无情又逼迫他回乡；当他回到农村后，贫困又催促他再回到城里。这种两难的境遇深刻地展示了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尴尬处境。“我们的路”虽然是一条自我解救之路，却注定还要继续肉体挣扎的难堪、心灵遭受蹂躏的钝痛。像《别让我再哭了》中的郑师傅为了两万块钱的抚恤金和儿子的工作故意葬身窑底, 更是展现了人物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悲剧感。《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没有宣称自己是革命者，但他的行动、言语、死亡同历史上经典的革命者形象已经非常类似了。
　　当下底层叙事作品主要表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和社会转型期，底层人民为了摆脱困境、寻求公正中所经历的在物质上、精神上的苦难生活和所承受的历史性悲剧命运。这种悲剧命运似乎是无法逃脱的，有时还会因为宿命而出现荒诞的调子，但不管怎么说，没有意识形态驱动下作者用“观念”对于底层现实的解读，底层现实不会如此这般地自动呈现。那些优秀的底层叙事作品，并不应把读者引向身临其境般的痛苦体验，也不应是观念的简单图解，它传达的应该是一种经体验、思考和感悟后对底层民众苦难的理解；这种严肃、深沉的情感和美学，应该是“意识形态驱动”的理想结果，它一点也不比“革命”本身逊色，它一样能使人明辨是非，意志坚强，充满力量。
　　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浸透一切人类活动，它和人类存在的‘体验’本身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在伟大的小说里让我们‘看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以个人‘体验’作为它的内容”。⑦也就是说，叙事规则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文学叙事通过特定的叙事视角、叙事语态、叙事结构等叙事规则，通过对包含在叙事话语中的一些经验、事件和人物关系的选择、组织和书写，通过个体化或主观化的生命存在的体验，通过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信念和感觉，构建了一种对受众而言具有影响力的观物方式和体物方式。如果从修辞和叙述视角等方面分析，揭示其从叙事话语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叙事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对我们理解“底层叙事”的策略选择和意识形态驱动之间的关系，理解意识形态和审美的交叉地带的情况会有所帮助。
　　首先不同作家在视角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差别。选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观察角度，这个角度是否恰当等对作品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视角的处理关涉到作品语言的表达、情节的组织、意蕴的揭示乃至整个作品的成败。“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⑧也就是说，视角不仅体现了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情感态度，也会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及事件的认识和评价。
　　底层叙事作品，绝大部分都是用限制性视角，多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即采用“我”的视角来看问题，读者所看到的所有事情或者叙述者所叙述的所有故事都是在“我”听到或看到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精心设计的画面。真实的作者在作品中隐含地创造了他个人形象的同时，也在通过这个隐含的形象传达着他对世界的感受。底层叙事中限制性的叙事视角的普遍使用，意味深长。
　　首先以“我”这样的自叙式的写法赋予了叙述者较强的主体意识，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底层叙事不同于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它有着强烈的主观意识，使用第一人称限制性叙述可以或多或少自由地表达主观感受和评价，除了讲述故事外，还具有解释和评论的功能。所有的叙事内容都是一个人的眼睛所看到的，比叙述者用全知全能的叙述，了解所有人物的想法，有时加进大量的评论要真实得多，可信得多。比如《马嘶岭血案》、《那儿》、《民工团》等对过去之事的描述，都因采用第一人称的限制性叙述，使读者更容易走进叙事情境，更相信所述故事的真实性。《马嘶岭血案》中是以“我”的视角，像摄像机一样展现了九财叔杀机的萌芽、发展到最后的爆发，而且采用“我”的叙述还说明了这种矛盾冲突激化的原因。通过“我”眼中的简单吃住、收入对比直接表达了处于不同阶层的待遇、贫富的悬殊，为矛盾的激化作铺垫。那段对矿样比生命还珍贵的心理活动更说明了民工生命的卑微，读者看到这里，对两名挑工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而作家正是想通过这些描写达到让读者同情的目的和效果。
　　采用这种限制性叙事还可以制造特定的戏剧性效果。“从观察现象到揭示原因是叙述权力自限的基本目的。在很多作品中，自限使叙述本身，而不是被叙述的故事，成为叙述的目的所在，因为叙述本身由于叙述者的自限而被戏剧化了。”⑨《马嘶岭血案》中九财叔和勘察队冲突的发展都是在“我”的观察下展现的，在这些叙述里，因采用限制性视角，叙述者观察到的都是表面现象，他们无法知道这些现象确切的原因，造成真实的幻觉，使读者能充分走入故事的情境中，更加信任叙述者的描述，成为读者往下阅读的动力，所以有时叙述者的自限使得叙述本身戏剧化。
　　另外，作家也许可以去体验底层生活，像刘庆邦深入煤矿，或像陈应松主动到神农架地区工作，他们了解底层的生存状态与喜乐悲伤，但这并不能说他们就能完全切身地体会底层人民。采用次要人物或旁观者身份出现，能使作家避开这一尴尬，这种视角的回避造成一定的空白，留下悬念，叙事者在控制读者的反应，引导读者的立场让读者去揣测主人公的内心变化，给读者以想象的空间，增强了对人物的同情感。当读者沉浸在人物的情感中时，会强烈地感受到人物情绪变化的细节，感同身受。在这种感情传递的过程中，读者很容易站在与他发生情感共鸣的人物的立场上，会千方百计地为人物辩护，同时对人物的对立方产生厌恶甚至痛恨的情绪，读者会对《那儿》中一直没有出现但却贯穿全文的资本势力深恶痛绝，会对《马嘶岭血案》中那群知识分子的“冷血”而寒心。
　　无论是题材的特殊性、敏感性，还是用过往年代的，带有革命怀乡和政治怀旧的话语方式讲述当代问题，或是用一定的叙事手段，底层文学叙事遁迹于语言和故事的审美想象中，但通篇上下无不贯穿着作家明显或是隐晦的意识形态驱动，使底层叙事在审美上呈现出新的特点。

　　三
　　
　　应当指出的是，底层叙事创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小说，改变读者对旧的话语方式的接受习惯，引发读者新的审美体验，笔者把这种缺乏传统意义上的“审美因素”的情况看作是意识形态凸现之后的“审美抽离”——它用一种看似并非“纯文学”的方式，避开了直面现实时的尴尬，在观念的“红线”贯穿下，现实被发现，被重新组织。如果说，“意识形态驱动”的说法表明了底层叙事一种“进攻”姿态的话，那用“审美抽离” 的说法，笔者想要描述的就是底层叙事“以退为进”的姿态。
　　艺术成功的秘密在于距离的微妙调整。底层叙事作品集中出现，引起众人的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现实意义，这反过来也使一部分作家有着强烈的现实焦虑，毋庸讳言，正因为这一点，文本上往往表现为主题先行，将现实直接当作叙事的对象或用文本直接回应现实问题，叙事与现实之间缺少必要的本应存在的适度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新闻日益成为底层叙事作品的源泉。从客观上讲，当今新闻媒体对社会的关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空前的，其传播的速度非常迅速。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总有一些是超出作家的人生经验、甚至超越了想像力的。一些作家虽然关注底层，但是毕竟缺少底层经验，特别是当下的底层经验，因此常常借助新闻事件来铺叙成文。刘继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和李锐的《扁担》就被人发现有相互“抄袭”的嫌疑。后经两位作者声明和查证这两篇小说是根据当时同一则新闻创作的，所以就出现了情节大致相同的“撞车”局面。⑩曹征路的《霓虹》由勘察报告、侦察记录、谈话笔录和倪红梅的日记等构成，让人很容易联想到2005年10月《南方周末》上卖淫女在出租屋被人杀害的报道，这个女子有一个日记本，记录着她的心路历程。因为题材需要，《霓虹》中倪红梅身上则被赋予下岗女工的身份。也就是说底层叙事作品和现实间仅有一段超短的审美距离。
　　客观地说，底层写作与现实间的超短审美距离不仅影响了底层叙事的艺术性，还会影响文学创作对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底层叙事难免出现概念化和雷同化，情节模式的单一化和趋同化。很多小说在设计故事情节时，往往采用这样的情节结构主人公：如写底层农民，他们大都离开农村，怀着各种梦想跑到城市打工，做最累最辛苦的活，等待可能的机遇，但最终被城市所吞没。他们流落到各个城市，有的随着城市的堕落和腐朽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乡村伦理，成为城市角落的边缘人；如写下岗工人，下岗前多是认真工作的好工人，不幸的是最先下岗的是他们，而他们又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下岗后他们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大都陷入了困境。
　　目前描写底层的小说，相当一部分作品常常把丰富的生活简化为善与恶二元对立模式，这也成了批评者最容易找到的口实。中国的城乡差别、贫富悬殊是个历史问题，涉及到法律、权力和社会保障等复杂原因，绝非只是道德问题，也不能靠道德来解决。关键还在于从道德出发，容易导致以道德替代法律、以道德阐述权力、以道德曲解正义的现象。另外，不少作家不注重对底层自身的精神缺陷和人性弱点进行反思，无形中消解了“五四”启蒙文学“国民性批判”的主题,失落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所发掘的人性深度。
　　不少作家在表现底层现实时，特别是对于底层苦难象征的线性叠加，甚至是在一个人身上叠加苦难，“苦难”和“绝望”成为他们言说的普遍方式，他们往往带着痛楚的苦难经验与强烈的倾诉欲望叙述底层，建构了一种苦难的审美情境。显露出某种“肤浅”和功利，因而使得小说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刻意”的姿态和“观念先行”的倾向。苦难的线性叠加在阅读中除了让读者感叹同情外，并不能在叙事中形成整体性的情绪与思想，相反，这种抽空了审美内涵的叙事一旦走向绝对化就与文学的本性相去甚远。
　　当然，超短审美距离也好，苦难的线性叠加也罢，都是我们找到的静态描述的方式，就底层叙事的发展趋势而言，“审美抽离”也许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表述了在现实生活和作家意识形态之间、在文本和现实之间一种崭新的空间层次和距离关系——扁平的结构如果运用得当，就是最有效的结构。有一个例子，底层叙事中以女人为主人公的作品很多。关注底层的作品就不能忽视的是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交错中的女人，这些人身上有两个标签：底层和女性，前者是她们的阶级身份，后者是她们的性别身份。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底层写作中的女性往往是丧失主动性的，没有其它办法维持生活，只能通过卖淫等非正当的手段才能解决生计问题，她们沦陷在最“底层”的“底层”，除了做妓女似乎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这些作品中女性的丈夫大都很早就去世了，上有老下有小，巧的是孩子都患有某种疾病，比如《那儿》中的杜月梅和《霓虹》中的倪红梅。其它类似的作品中即使丈夫还活着，要么无能为力，要么就离婚了。刘继明的《我们夫妇之间》描写了一对下岗夫妻艰辛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不成问题，但经济窘迫，在经济压力下妻子成了妓女，丈夫知道后最初很愤怒，但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还主动接送妻子去“上班”。叶弥的《郎情妾意》中的范秋锦的丈夫是筑路工人，常年不回家，生活所迫她进了浴室做“小姐”。而在方格子的《锦衣玉食的生活》和毕淑敏的《女工》中，女主人公们的丈夫没有死，但他们却离婚了，《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的女儿的父亲则离家出走了。王大进的《花自飘零水自流》，开篇第一句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大部分男人都走了，去外面的世界打工。”也就是说，大量的底层叙事作品中，男性是缺失的或者是不在场的，不少底层叙事作品成为了一个男人集体缺失的历史性文本。这样的“雷同”在笔者看来是有意义的，它在现实和文学之间“抽离”了那些粉饰和矫情，甚至只有通过“量”上的叠加才能真正抽离那些粉饰和矫情。
　　另一个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陈应松不无得意又十分欣慰地提到：“中国小说学会把三年的惟一一个中篇小说奖给了《太平狗》，还有以读者投票的《小说月报》百花奖我排名第四；三四五名恰好是几个‘底层叙事’的作家刘庆邦、我、罗伟章。”笔者看来，“底层叙事”因其“意识形态驱动”和“审美抽离”构建了其自身的内核，却不会因这两者筑起自身的边界，就其开放性和发展趋势而言，艺术性可能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①程波《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与新的“意识形态论争”》，《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2期。
　　②③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第364、37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④何申《放松一下生活》，《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第4期。
　　⑤鲁迅《杂感》，《华盖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孙立平《生存生态化背景下的底层沦陷》，《经济观察报》2007年7月8日。
　　⑦董学文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维度》第2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⑧马丁·华莱士著、伍晓明译《当代叙事学》第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
　　⑨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第1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⑩何徐《李锐·刘继明·孙文流》，《畅销小说选刊》2006年第4期。
　　陈应松、李云雷《“底层叙事”中的艺术问题——陈应松访谈》，《上海文学》2007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影视艺术系、上海大学中文系）



文学的救赎与救赎的文学

作者：李　龙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底层文学、底层写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文化景观，底层文学的出现标志着当代文学的重要转向。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身体和欲望被不断编码，崇高和理想等精神价值逐渐解体，历史的宏大叙事渐行渐远的“小众”时代，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的出现带给人们沉甸甸的思考。在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这一语境下，有学者将底层文学视为一种伦理写作，也有学者认为它是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甚至还将它看作是传统左翼文学写作的回归。客观来看，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由于这些理解大部分都是在传统文学观念的框架内对底层文学的解读，因而对底层文学的把握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使我们有一种理论解读和阐释的无力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我们可以将 ‘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却缺乏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甚至‘底层’的概念也是暧昧不明的”。①这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在现有的文化资源中，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在理论场域中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这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底层文学的身份和理论探讨异常地复杂，当然也使它具有巨大的、潜在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由于“底层文学”这种身份的复杂性，同时也由于它所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已经凸显出了旧有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话语资源上的匮乏和解读的无力，这就使所谓的“底层文学”亟需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和建设，从而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将 “底层”作为写作的对象或者潜在的阅读对象是否就意味着在写作中占有了道德制高点？阿尔都塞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切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全都求助于道德，而道德对于解决真实问题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②显然，从学理上讲，我们无法通过伦理道德的优先性来确立底层文学叙事的正当性，更无法确立底层文学理论话语的合法性。关于“底层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建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其写作的主体和对象究竟是否具有底层经验，也不在于是否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因为从漫长的文学史来看，从来就不缺少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人生的文学创作，仅仅从这一角度来理解和定位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反而降低了它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因而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之所以能够出现的思想史的语境是什么，它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又是什么？
　　答案就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这也是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深广的历史和现实的语境。这种现代性至少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另一个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现代性这一语境为理解和把握“底层文学”的出现及其意义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在文学现代性的语境中，我们说底层文学是文学的自我救赎，而在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我们说底层文学是一种救赎的文学。
　　
　　二、对当代文学建制的颠覆
　　
　　毫无疑问，当我们提出“底层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文学”是其最基本的限定，而“底层”则决定了它的叙事方式、表述内容以及言说的对象，因此，底层写作和底层文学是具有强烈倾向性的创作意识和创作方法以及文学观念，所以，“底层文学”同“纯文学”之间在观念上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就其内在意义而言，这种矛盾凸现的恰恰是当代中国的文学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内在的矛盾和冲突。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的叙述中，其内在的理路和表述策略就是以人性和审美来重新书写文学史，因此，“审美性”和“文学性”构成了其中的主题和关键词。其实不独当代文学，当代大部分的文学研究都是按照这一理论策略展开自己的表述的，在这一过程中，教育、科研机构，出版和传媒市场，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等要素纠缠到一起，共同建构了我们关于文学的知识、理解以及对它的判断。这种关于文学的理念消解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的文学观念，也即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文学观念。文艺的中心问题不再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应该如何面向自身的问题，强调文学的自律而不是他律，用所谓的文学的内部研究来颠覆文学的外部研究。无论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论还是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无论是文艺理论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还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写文学史”，它们都共同构成了这种观念的具体显现。另一方面，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当代文学的叙事理念就变成了所谓的“纯文学”，而在叙事的对象和叙述内容上就变成了所谓共通的人性和人道主义观念。如果说20世纪中叶以来基本的文学观念是“人民文学”的话，那么80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就逐渐变成了“人的文学”，而在“人”的旗帜下，文学的发展过程被解读为人性的发展过程，文学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历史，人的感性、身体和欲望获得了表述自己的权力，阶级性、人民性等内容则被视为人性的对立面并且从文学中被剥离出去。所以，根据这样的逻辑，文学的现代性就等于文学的人性，而文学的人性在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就应该显现为“文学性”和“审美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理论话语资源的匮乏，无论是对人道主义，还是对所谓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理解，都存在着认知上的不足，而这种认知的不足又必然导致当代的文学制度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成为问题。直至今天，对于这些概念的厘清依然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理论工程。由于这种理论先天的缺陷，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和“纯文学”观念之间也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所谓的“人性”逐渐被抽空成为“性”，人的身体、感性和欲望在文学创作中经历了逐渐的躁动、觉醒和宣泄的过程，与此同时，文学也逐渐丧失了应有的深度和厚度，丧失了批判性和反思性的力量，真正的社会大众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的社会生活被放逐到文学之外。审美、娱乐是人的基本需求，然而当这种需求走向极端会导致什么后果呢？科林伍德告诉人们：“当娱乐从人的能量储备中借出的数目过大，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偿付时，娱乐对实际生活就成了一种危险。当这种情况达到危机顶点时，实际生活或‘真实’的生活在情感上就破产了。……这时，精神上出现了疾病，它的症状就是无止境地渴求娱乐，并且完全丧失了对实际生活事务、对日常生计和社会义务都是必要的工作的兴趣和能力”。③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正是如此，从“人民文学”到“人的文学”再到“性文学”，从“人民性”到“人性”再到“性”，我们看到，当代文学逐渐缺少了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无根的飘浮中过于追求所谓的审美和娱乐，反而使自己在精神上陷入了危机，出现了疾病，在放逐了历史和现实之后也放逐了自己。就像贾樟柯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所说的，当下中国的文化现状是太追求娱乐了，而过于娱乐的时代往往在精神上就变得非常脆弱。
　　面对这些问题，即便是当年提倡“纯文学”的论者也在积极反思关于文学的理解。这时的文学研究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当代文学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应当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它的规范和标准是什么？这一现代性进程应走向何方？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底层文学的登场是一种无声的回答，对当代文学的认知图绘构成了强烈的冲击。当代文学的迷失是文学现代性实践的迷失，但是这并不等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失败。底层文学的出现与其说是对文学现代性观念和体制的一种“反动”，毋宁说为反省文学现代性的观念和体制提供了思考的参照，它告诉我们，文学的对象、文学的观念和文学体制的建构本不该如此狭隘，所以，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过于迷失的当代文学对自我的一次救赎。一方面，文学的生命来自于同作家血肉相连的人们生活的洞察，而底层意识的觉醒正是文学向自己生命的土壤的回归，它使文学恢复了自己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蕴。另一方面，底层文学也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并回答这样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已经商业化、市场化和体制化之后，当理想主义和精神价值渐行渐远之际，我们应该具有什么样的 “文学”观念？我们应该如何书写和表述文学的历史？文学的限度和文学的可能性是什么？

　　三、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
　　
　　如果说在文学现代性的语境中，底层文学的出现使得人们开始反思当代的文学生产和文学制度的话，那么，在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底层文学的出现可能会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围绕如何定义“底层文学”有很多争论。无论是底层的生存经验还是底层意识， “底层”都像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隐喻，它使人们想到的是身份的卑微、生存的艰难和生活的贫困，总之是处在社会的最底端，是被压抑、被排斥、被边缘化的社会阶层。
　　有关现代性的叙事主要就是建立在人的生存，尤其是个体生存的基础之上，“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④而如果从这一视域来考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知识精英的观念和话语实践中，大众被看作是需要被启蒙的对象，因此他们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现代性的进程带来的是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和生活的不平等以及身份歧视、地域歧视等问题，而这些又被人为地隐匿到社会生活之中。这两点纠缠到一起其实就成为一个问题，也就是对“底层”的怀疑和拒斥。因为“底层”意味着边缘、异质和差异，他们徘徊在社会生活之外，从而成为弱势群体。他们既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有可能是罪恶、贫困等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底层的形象是鄙陋、野蛮和粗俗的，他们是现代性进程中危险的他者，而这种观念正是源自西方现代性问题的开端所设立的一个基本原则：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这种对立不仅塑造了观念的等级，更成为社会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关系。在这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内，“底层”既失去了自己的社会资本，也失去了自己的文化资本。不惟如此，更为重要的是，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文明与落后之间的无数的农民工，失落了自己的身份，文化资本和身份意识的双重迷失使得“底层”群体既失去了表述自我的权利也失去了被表述的机会。
　　比如，有一首署名“云中游”的打工诗歌《老牛》这样写道：“一声短短的嘶鸣如柱的目光/高昂向一生守望的故乡/一滴浑浊的泪垂落于城市丰盛的餐桌/狼藉的杯盘里几根傲骨冒着曾经的骨气/碟里的两颗眼睛死盯着忙碌而光秃的筷子/像一枚绿叶寻着根的方向/又像烈酒在喉咙里汩汩的述说。”在繁华都市被遗弃的角落，在城市璀璨的霓虹灯背后，是寻找着梦想的漂泊着的千万打工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和心灵，都市物质的丰盛和繁华却在挤压着打工者的灵魂，然而都市的自大和傲慢反衬的却是身处最底层的打工者那虽然卑微但是却高傲的梦想。
　　带给我们的思考是，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卑微的个体或群体如何在历史的边缘和阴暗的角落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语境中，被排斥的底层如何介入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建构？换言之，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底层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这一过程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和主体意识？底层是现代性的参与者和积极的力量还是必然的缺席者？从这个意义上看，底层文学既是一种写作策略，更是一种积极的文化认同策略和话语实践。所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打工者是时代的建设者时代的第一生产力/城市的生力军/是城市的砖与墙铁与钢是一座不朽的丰碑/是承受城市的一根横梁/力！量！……/是的总有人走过那里颤抖着翻开历史/这座城市无不是千千万万打工者/立起来的一座丰碑”。（程鹏：《打工，一个潇洒勇敢的称谓》）这是底层身份意识的觉醒，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底层文学以这种方式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和主体身份的建构。在以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性进程中，卑微的个体不再渺小，不再是被边缘化的他者，而是叙述的主体，是力量的源泉，他们要书写时代的宣言和自我的历史。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力！量！”就是时代的丰碑，就是历史的主角。
　　底层文学不仅是文学对自我的救赎，它更是一种救赎的文学，是在时代和历史的空白处对那些被压抑、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的底层群体精神的救赎，同时也是对社会现代性的一种救赎和反思。被放逐到现代性进程之外的底层拥有了言说的权力，它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性？个体的生存经验如何能够被有效地建构和表述？我们应该如何重塑新的主体和意识形式？我们应该怎样在尊重差异，尊重他者的前提下，实现文化观念、身份意识和生存经验的认同？
　　
　　四、小结
　　
　　以上从现代性的两个方面对底层文学的出现进行了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底层文学的话语策略、话语建制以及话语潜在的基本语境等问题就凸现出来，无论是当代的文学建制还是社会观念都需要被质疑、被反思。尽管本文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尝试，但是至少可以成为理解、分析和阐释底层文学的一种视角，而且我相信，这一视角对底层文学的理解更符合当代社会文化景观的基本特质。当然，现代性语境中的底层文学带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比本文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更为复杂和深刻。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底层文学这种话语实践会不会和消费主义达成某种共谋，从而消解自身所蕴藏着的激进性力量？在内容和形式都很粗糙的情况下，底层文学如何实现自身质的变化和提高，而不至于沦为一种新的工具？支撑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据和信念是什么？……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使得对底层文学身份的确认和解读异常复杂和艰难，相比于鲜活的但是却暧昧的底层文学创作活动，我们所做的仅仅是第一步而已。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结尾处引用了本雅明的一句话：“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了我们”。⑤我愿意借用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和真正的问题的开始。□
　　
　　①李云雷《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江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②［法］路易·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第245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③［英］罗宾·乔治·科林伍德著，王至元、陈华中译《艺术原理》第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⑤［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第23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

litkt

东西方精英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

田忠国

龙永图　先生认为，中国民众是刁民，是最不守法最不守规矩的一个群体。对待刁民的态度，一概不能客气。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官员治理民众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了。但是，在西方学者看来，世界上最不守法的是法律制定者，因为，制定法律的群体，可以根据利己利益的需要修改法律，所以，治理社会的重点是治官和治理精英。

在三十多年前，中国也曾有位和西方学者观点相近的人，这个人“刁民”认为很伟大，中国的精英认为很罪恶。我想，大家已经猜到这个人是谁了。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为了有效管住官员和精英，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

数千年来，一直愿意作顺民的民众们，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了，兴冲冲的作了近三十年的主人，并且管理了官员和精英们近三十年。虽然管理得不是多好，但也基本上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贪污的官员极少、缺德的精英基本没有。官员和精英虽然让“刁民”管得不舒服，虽然有的去和人民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吃了点苦，受了点罪，但却避免了牢狱之灾，或者送命之灾。但是，毛泽东一去世，精英们马上变脸，把曾经让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刁民”踏上一万只脚，踩到脚底下尚不解气，恨不得挨个打进地牢方能解恨。

不仅如此，还要“刁民”们老老实实的为精英们创造幸福（没有多数人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受。厉以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据说，厉以宁的这一研究成果，足可以使他获一万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可知，厉的这一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而厉的另一个重大的研究成果是股份，故此有厉股份之称。

但厉的股份制，是建立在茅于轼等人的理论基础上的。茅于轼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就是，中共夺了有产阶级的财富，并且占用了三十来年，现在是该退还的时候了。退还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精英和官员们把国有企业分吧分吧，大家人人有股，就叫股份制，而且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股份制。股份完了，现在到了攻坚阶段，攻什么坚呢？

自然是政治改革了。政治改革据说也是朝“已知方向”发展。但什么是“已知方向”呢？有人称其为“普世价值”，但“普世”之后，还有个先决条件，叫 “经济权重式民主”。有人可能以为，民主很好呀。大家都有权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了，但是，为之叫好的人如果搞清楚什么叫经济权重式民主，我想，为之叫好的人马上就会高兴不起来。因为，经济权重式民主，就是股份制民主，比如说，几个人合伙办个厂子，有出资二百万的，有的呢，出资十万或者更少，有的没钱，这样，根据个人出钱多少（权重），分配权利，出二百万有出二百万的权利，出十万的也只有十万块钱的权利，没钱出的呢，你就什么权利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干活听话的权利。

有人可能说，这不是搞资本主义了。不，你错了，这不叫资本主义，这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中国特色是个筐，什么有利于官僚精英资本就往里装。有人可能又要说了，这是违宪的，而且十七报告精神相冲突，中央应该下大力气纠正。但是，中央要纠正也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现在是少数服从多数了，民主了，过去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过时了，因为，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产物，现在清理了。

当然，少数服从多数是官员们的民主。

有人曾经提出，全民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好不好呢？对于这个问题，精英们早就有力的反击了，说那是文革，是群体暴政。也就是说，怎么说都是“刁民”有错，那个带领“刁民”造官员和精英反的毛泽东，不仅是个有错的问题了，而且是个有大罪的问题。

我一直不理解，西方的学者有好有喝，华车丽服，为什么不学中国的精英把民众踩到脚下，相反学中国精英称之为罪大恶极毛泽东，为民众说话？认真研究国外的近代史，我才发现，是国外的暴民，用自己的血和精英们的血洗出了西方学者的理性。

也就是说，是西方暴民的血和西方精英的血，把西方学者洗崇高了。

中国以后会怎么样？只有天知道和中国的精英知道。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网友的聊天，他们渴望或者说盼望，人人都来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不要暴力，更不要流血，自我构建起起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制度（毛泽东为此努力过，也盼望过），人人平等的参与、管理、创造，并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但民众的盼望归盼望，对于精英们来说，思想文化的自我革命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刚刚建立起来的官僚精英资本机制，才刚刚享受了三十来年，再享受五千年也是不为过的。

网友们说，盼望归盼望，但也不放弃暴力斗争。

本来，我以为这样的事很好办，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国家民众有利，对党的前途命运有利就照谁的办。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好相反，谁说的错，谁说的有损于国家和民众利益，有损于党的前途命运我们就照谁办。当然，这也是一种选择，一种中国精英式选择。

但是，世界各国的经验是，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精英，一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行只有有利他人，他人才会利你。如果相反，轻则遭到他人的唾弃，重则会遭到暴力教育。社会规律如此，我想劝大家一任精英宰割，但大家只相信规律，我也是没办法的。

　2008年9月26日　星期五

无所谓

我一眼看穿他的本质：放屁！

balegencang

“龙永图先生认为，中国民众是刁民，是最不守法最不守规矩的一个群体”。

此话出自哪里？  

这个地方不是攻击现行政治制度的阵地吧。转一些无畏的文章能给这里添彩是吗？

litkt

出自龙永图在出席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上的讲话。
攻击现行政治制度的是龙永图。
刁民论一出，蒙古牧人拿什么保护草原？

老三

龙永图是干吗的？他能管那么多？他比胡锦涛还牛比？看来这是他本人的品质问题，难道品质低的人能够一手遮天吗？难道一个人能代表多数人吗？
     刁民论是他自己的专利，某些人为何常常擅长以偏盖全呢？

litkt

龙永图是一种势力的代表，这种势力很强大，能让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能让三千万产业工人衣食无着，能让几百万农民工生活在奴隶状态，
能让所有丰美的草原全部沙漠化，能让很大比例的良田变成水泥森林和重 金属污染土地，能让淮河变毒能让太湖变臭，能让矿山开到自然保护区里去...
塔林汗-保护草原联合项目工作委员会不批这种势力还批谁呢？

老三

原帖由 litkt 于 2008-9-29 13:50 发表
龙永图是一种势力的代表，这种势力很强大，能让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能让三千万产业工人衣食无着，能让几百万农民工生活在奴隶状态，
能让所有丰美的草原全部沙漠化，能让很大比例的良田变成水泥森林和重 金属污染 ...

       你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带上一个冠冕的帽子，你的意见就是你的意见。
       因为科学不是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