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的蒙古族小说——自省小说分析

paopao

黄薇 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内蒙古

随着都市化的进程,蒙古人出现了除草地蒙古人、农区蒙古人之外的另一个新的群体,即城市蒙古人。这是第一代进入城市并在此定居的蒙古人和他们出生在城市中的第二代、第三代后人,以及更多的陆续走进城市而且永不再打算离开的“闯入者”。城市中新的经济方式与生活方式,加速了城市蒙古人的都市化,他们已经熟悉或者在熟悉城市,不管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或现在有着什么样的失落和痛苦,在与城市的咬合、拼争和厮杀中,他们已经逐渐和城市达到了统一融合,而能够全面融入城市中,也事实上的成为这些蒙古人所渴望的目的。然而,民族毕竟是不可忘记的。都市化改变着城市蒙古人,却又激励了他们自身的批判性,“民族”不应该仅仅只是履历表中填写的几个符码。90年代初以来,蒙古族小说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此的小说类型,这就是表现这样一种城市蒙古人的小说。但这种小说不是汉族城市小说的蒙古版,即故事相同,无非名字是蒙古姓氏;这些小说也不是表现蒙古人在城市中的实际、具体的生活的,而是强调和凸现这群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对由于失去民族显性标志感到的惶惑和失落,以及对无以表现和证明自己民族身份的自省与忏悔。所以,我将其称作自省小说。

一、对民族身分的强调和认同,是自省小说最重要的特点

每个民族都有统一性,这种民族的统一性就是通常所说的民族特点,它是区别不同民族之间的标识。每个民族和每个民族中的个人都会也应该具有这种标识,否则,将何以区别此民族与彼民族、此民族中的“我”和彼民族中的“你”呢?赛义德认为,每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某种对手即“他我”的存在,某种身份的建构离不开对手和“他者”,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一再创造它的“他者”。〔1〕(19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特点实际表明的是相对对手而言的“他者”的身份。但是,赛义德又强调“自我或‘他者’的身份决不是一件静物,而是一个包括历史、社会、知识和政治诸方面,在所有社会由个人和机构参与竞争的不断往复的过程”。〔1〕(196)这就是说,任何民族、任何个人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之间的交往会使民族特点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情况。而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如果处在另一种文化环境比如城市中,他原本的民族特点就可能式微、削弱,甚至消失,就会与仍生活在原来的民族文化环境中的同族人判若两人,这也即马林诺夫斯基说的“社会嗣业的不同”,他说:“他们所得的社会嗣业不同,各人学着不同的语言,养成了不同的习惯、思想和信仰,又被组合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这第二类的差异造成了各人所具有的个性,其重要性远驾于种族差异之上。”〔2〕(2)

一个民族的变化总是首先从经济方式上被改变。西蒙·杜林在分析他的家乡新西兰时认为:是“全球化在不同的方向改变了毛利人/白种人的关系。农产品出口的衰减加速了毛利人的都市化”。〔3〕正如同西蒙·杜林的分析,城市中新的经济方式改变了城市蒙古人,而在接受新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不可能不同时接受与这种方式相关的新的经济和生活的理念。经济方式的改变无论对民族还是对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是起着决定的、提纲挈领的作用的,它的改变会同时导致其它方面的改变。中国历史上孝文帝迁都导致的经济方式的变化,最终导致了鲜卑人语言、服饰、习俗等等在内的民族特点的全面改变,并促成了“拓跋族封建化的完成,也同时完成了民族的融合”。〔4〕

在自省小说中,主人公所从事的都是一些与粗放的游牧经济完全不同的职业,如画家和知识分子一类。如果性格的养成真的与环境有关,那么,逐水草而居、策马驰骋在无垠草原,就都使牧民与他们周围环境融合为一,自由奔放豪放粗犷成为他们性格的特点。而城市蒙古人所生活的环境和所从事职业要求的气质,则使他们非常敏感、细腻和复杂,他们对自己的感觉要比牧民敏感、微妙和细致。在以个人和利益为本位的城市文化中,人表现出的是冷漠和自私,人的性格也是蜷缩、内敛、有所克制和节制的。城市的生活与草地的生活不一样,它是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人不可能以同一副面孔出入生活的每一时段、每一空间,在不同的场合,人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面具。这就必然使城市人对外界的感觉较之于牧区人复杂、多面和多样。不仅如此,他们的知识也使他们更明白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特点的改变差不多就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除非在印第安保留地那样人为封闭的环境中。

在城市中第二个被改变的是语言。语言是不能忽视的。语言作为文化积淀的结果代表着社会的集体意识,它高于和先于个体意志,是民族文化传统的载体。任何个体的思想事实上都是纳入在一定的语言系统范围内,这即巴尔特的语言先于思维。语言的障碍在自省小说中暗示着两种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语言不同阻滞了他们与同族人对话的可能,使他们在与说蒙语的同族交往时感到拘束、生疏和窘迫。不懂蒙古语的“我”〔5〕和“无根”〔6〕都不可遏制的产生了外人那样的慌悚;另一方面,又正是通过语言他们把自己的思想牢牢纳入另一个语言系统,正是马林诺夫斯说:“语言知识的成熟就等于他在社会及文化中地位的成熟”。〔2〕(30)这种成熟的新的文化意识让他们对传统有了重新的裁定和认识,阿丽玛〔7〕自愿回到草原和最后被喝醉酒的丈夫踢死的结局,以及“额”〔8〕(1-17)死乞白赖誓死进城的固执,都在述说着一种对“过去”的拒绝。

paopao

对于城市蒙古人来说,第三个被改变的是风俗。这种作为前代遗留的风俗、信仰、价值等等,维持着一个民族的秩序和文明。在民族的统一性中,风俗也是最直接最显著的民族识别的标志。从文化功能学的角度看,风俗的意义在于它是依靠传统力量而使人必然遵守的标准化行为方式。风俗的改变意味着不再遵守本该遵守的东西,意味着现行的行为方式是非标准化的。自省小说中对婚姻和生育(如《血缘》、《上弦月》等)、买卖和交易(如《独门小院》)、暴力行为(如《上弦月》、《老穴》)等等的看法,都已经非常城市化了。换句话说,他们能够清醒的审视祖先遗留下来的通过风俗所表现的价值及道德观念,而不会盲从风俗的约束力和规范力。世界上没有自然人,因为人性的由来就在于文化的模塑,是文化改变了我们的先天赋予。在城市文化的迫力下,城市蒙古人已经变成另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人了。他们的职业和气质使他们与城市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亲和,他们喜欢城市的开放、包容一切的宽容大度,甚至城市里充满市民气的赘疣也让他们习惯和留恋。尽管在与同族的交往中,由于语言的滞障和风习的陌生,他们经常会感到拘谨和隔膜,但“城里人”的身份和职业、城市的派头和举止,又使他们有了许多自命不凡,自觉不自觉地对牧区的落后、闭塞、艰难产生了自然的拒绝。城市的另一种价值判断导致他们对传统的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重新的裁定。他们的一切都已在城市中被改变。



然而,民族传统及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全部成绩,又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积演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每一个民族成员的心里蛰伏,正像作家阿城所说的一句话:“一个民族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对城市蒙古人来说,富裕文明的城市使他们忘记和远离了自己的过去,而同时的,充满速度、拥挤、喧嚣、梦幻般色彩的城市,又激活和强化了沉淀在他们心中的对自己民族特殊属性的认识。对草原的心理及情感的距离,恰恰与他们同城市和草原的实际距离成反比,血缘和血脉始终都在使他们本能的向草原靠拢。越是与城市融合无间,他们就越是仇恨城市,越是固执地强调自己的族籍族属,突出和夸大心理及精神的异质性;越是发现与同族的疏离和陌生,他们就越是可能牺牲自己的爱情和事业,以婚姻或肉体结合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民族归属,以此平衡和调节内心的冲突。



但是,他们毕竟无法轻松的克服和跨越那许多既定的文化上的障碍,“外人”的感觉始终围绕着他们,无论对“城市”还是对“草原”,他们都是局外人。



一般来说,当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语言、风习等等民族显性标志削弱甚至消失时,诸如共同心理素质、精神特征等等民族隐性标志就会加强。民族隐性标志虽然不能直接看到,但它也不是不可捉摸、虚无缥缈的,它总会外化为对现实的态度、习惯化的行为方式(这即性格)、理解事物的方式、情感及思想方式(这即心理素质)等等。



一方面,它通过对某类事物(比如生活方式、习惯、情感、思维及行为方式等等)的认同、首肯或否认、拒绝,表现出共同、一致的情感走向;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定和承认,所谓“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就是如此。



对城市蒙古人来说,心理因素和精神特征已不能通过对某类事物(比如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的态度来证明自己的异质性。这样,他们更多的只能是表现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确认。换句话说,“两个最为稳定的持久”的“与民族本体共存亡的因素”的“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自称”,〔9〕就成为自省小说中民族特点的主要表现形式。《独门小院》中的老斯、《上弦月》的“我”、《血缘》中的无根、《流浪的日子》中的桑杰等等,都在苦苦寻找着自己与周围环境不同的异质性,都执着于表现自己独特的心理素质,都执拗地述说着自己的族籍以证明“我是谁”。而正是因为事实上无法证明自己,这种痛苦的矛盾就都使得他们在强调和强化民族自我识别意识以及自我意识的同时,常常伴随着一种无以解脱的懊丧和由于民族身份变得模糊而产生的自我反省意识。所以,自省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多少都有些乖戾和阴郁,他们对自己所可能具有某种独特的心理素质的坚持,也就显得怪诞和不近情理了些。正是文化的交流互动,使民族身份和认同成为一种流动性的、复合性的。因此,对民族自称、民族自我意识和自我识别意识的强调,成为都市化进程中的自省小说的主题。

paopao

二、“走出去”的故事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很精彩的外面世界始终吸引着草地的人走出去。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希曾说蒙古史诗是一种描写走出去、为得到未婚妻而作战和完成使命的故事。〔10〕在蒙古史诗中,因为诸如困难、暗害、不满足、寻求未婚妻等原因出走,是一个题材和一个典型的结构。

走出去,似乎是蒙古人永远摆不脱的宿命。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走出去”又成了自省小说的一个题材和一种结构。城市对那些年轻的不安定的人来说始终充满了魅力,城市的喧嚣、奢华,令人向往和迷恋。但除了五光十色的物质因素外,城市还意味着什么,没有走进城市铁律的草原人是不十分清楚的。相对草原文化的城市文化的异质属性,最初常常是以新奇事物的方式进入草原,《牧村》〔8〕(1-17)、《大草原》〔8〕(116-146)里的摩托车、沈阳带回的时装、BP机、美容等等,都成为小说事件发生的契机。在牧民单纯、幼稚和狭窄的视野里,市场意味着富足、安逸与文明;另一方面,由于物质需求本能的必然性,也难免让他们夸大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走出去,到作为新奇事物中代表的城市去,于他们成了一种不可遏制的冲动。

这些新异事物和物质文明,虽然是新生活的信息,但本身还缺乏经济基础,它在旧的生活方式中的存在还是无力的。这样,即使有了向往,却终难独立走进外面世界的现实可能性。于是,“走出去”就无可奈何和别无选择地寄托在以身相许上。杜特〔8〕(1-17)终于被希哥带出草原,但她的“强奸”一说却让人怀疑这不过只是她自己的一个说法;乌云格〔8〕(116-146)也以谈恋爱的借口进了城。意味深长的是杜特好不容易进了城,却又在身怀六甲时回来;乌云格据说去过了北京,但最后也在一个飘雪的时候重回草原。“走出去”意味着离弃,是决绝的、不顾一切的;“归来”则意味着皈依,是执着的、刻骨铭心的。由于曾经的离弃,皈依就显得格外深沉、执拗和义无反顾。

正是卡伦•霍尔奈所说:“……在某个时候我们的愿望、兴趣及信念总会与周围的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因如此,我们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冲突是一种平常的事,所以,我们自身内存的冲突本身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能够进行选择,也必须做出决定,这既是人的特权,同时也形成了负担,因为我们往往不得不在相互矛盾的愿望之间进行抉择。……我们最终就可能陷入到冲突之中,面临两个不同的价值取向。”〔11〕(3)

杜特他们所联结的草原与城市,就是这样一种异常矛盾的关系,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二者都难以割舍,与前:是他们的根,是血缘得以维系的家,是生命的源头;与后:则是他们现实的家,是他们欣赏的地方,他们早已接受了这里的一切。于是,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但也不过想想而已,实际已是出不了城的。这其中许多无以言说的沉重,让他们从此飘泊在城市和草原之间的某个盲点上。自省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点自虐和强迫症的倾向,也正说明他们内心的冲突和矛盾。

这两种文化环境中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它带给人们选择的困难。正像卡尔•霍尔奈所描述的内心的冲突那样:“如果文化背景是稳定的,风俗习惯是固定的,个人的选择的变化就是有限的,可能产生的个人的冲突范围也是较少的。但尽管这样,冲突依然存在。……如果文化处于迅速变化的阶段,极度对立的价值观与背道而驰的生活方式比肩而立,个人所需要做出的选择就复杂多样,困难重重了。”〔11〕(4)城市中新的变动不居、异常丰富的身份建构难以被人接受,他们大多数人都在拒绝这样一个基本信念:人的身份其实并不是与生俱来、固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在某个意义上它甚至就是被制造出来的,〔1〕(196)这动摇了他们对自己民族实在性的朴实的信仰。正是意识到的城市与草原的种种不同,意识到的自己性格和心里存在的某种矛盾与冲突,于是,这一切又都反过来刺激了他们对永恒本质的迷执,自省小说中的主角始终在寻找某种本真性的诉求。《独门小院》中的老斯是个画家,在城里挣很少的钱,却每天画画不辍,他说“那里有他的民族精神和一种别人无法体会的民族情绪”;卓娅把老斯充满民族精神的艺术品当做商品买卖发了大财,和一个日本人东渡东瀛;二哥很有钱了一阵,可到了儿还是回了蒙古老家,海尔罕却留在城里做梦,一对生死恋人劳燕分飞,各自寻找自己的乐土;没有人再要老斯的民族艺术品,他含泪“南下”继续“寻找他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绪”,留下恋人“我”在破旧的小院里等待某个说不明白的希望。《上弦月》里,阿丽玛毕业后自愿回到草原做了牧人的妻子,最后却因为不能生育被醉酒的丈夫踢死;考上研究生的斯琴被移居国外的男友抛弃而精神失常,城市的诱惑到底还是抵不过外国的诱惑;莎日娜和广东佬南下淘金,同她原先的男友弃她而与南方女子结婚的宿怨相比,大约算是打了个平手;“我”是个画家,画却始终不被人理解;“我”始终在躲避什么,可那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站在城市和草原之间,可哪儿是“我”的家呢?

在城市中,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两难:以汉语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切身经验,以城市能够认同的方式取得自己在城市中的成功;但同时,他们用汉语表达的对民族认同的诉求,又容易让人觉得是为了使自己更加城市化而表示出的一种矫情。而以城市化的身份和立场去试图进行对民族“本真”的追求,尽管充满了英雄式的浪漫主义意味,在文化交流与传播空前加剧、加速、加重的时代,在各种文化混合而事实的表现出“杂交性”(hydndity)时,这种本质化的努力其实是多么可笑。

paopao

三、在自省小说中,血统和血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中论述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时,曾谈到民族的问题,他说:“因为美国文化的其它所有方面的差异都如此巨大,民族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那么受到注意,反倒是各民族同全国普遍的气质和价值观的一致性”。〔12〕正是意识到这种气质和价值观的一致性,所以,在自省小说中,寻找和求证血统的纯正纯粹,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城市是一个移民的世界,它平等的宽容的吸纳和接受所有的人,它不会在乎你是谁,城市的法则和铁律不是以血统的纯净为依据,而是以与此完全无关的“物质”来作标准的。《血缘》里的无根和《流浪的日子》〔13〕里的桑杰与措姆都试图证明自己的血缘纯正,但血缘问题恰如一道永远无解的题,“我”面对无根的死,悲凉而无奈地发问:“是什么人或不是什么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今天这个世界中,谁还会在乎你是谁?”在城市中,不仅强调血缘是可笑的事,强调气质和价值观也是可笑的。“城市以其兼容性,为不同类型的文化提供着生存的土壤,但同时,又将各种文化纳入商品经济轨道,使之成为满足人们欲求的文化消费对象,从而改变着既有文化原来的特质”。〔14〕在以经济和利益为根本的城市中,“民族”也是被作为商品推进市场中,没有人会真正关心民俗村、酒楼和娱乐场所里的那些所谓民俗的真伪,甚至很多人就是凭借以“民俗”名义伪造的“假民俗”、“人为民俗”去认识民族的,而真正代表民族精神和风格的民族艺术,却往往不被关注和重视。《独门小院》里的老斯和《上弦月》里的“我”,对
自己图画中民族精神执拗的追寻,正是这种曲折心致的表现。

城市蒙古人在与城市的咬合、拼争和厮杀中,最终和城市达到了统一和融合。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阿尔温•托夫勒在《预测和前提》这本书中谈到关于“不同层次的认同”问题。他认为,人的进化过程中需要某些形式的“集体识别”,这种集体识别是一个民族(或种族、宗教等其它形式)的内聚力,它标志着这个民族(或集团)生存能力的强弱。尽管在每一次历史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集体识别在性质上都会起着革命性的变化,一些旧的标识会消亡,另一些则可能留下来,还有的会有机的与新的东西胶合在一起成为新的标识,去为人们认同。但是,“旧的种族、民族的认同层次可能更根深蒂固”,因为“在你出生的时候,个人和集体最基本的信仰就已经定了”。〔15〕托夫勒对处在第三次浪潮中的不同集团、种族、民族、宗教等在各自“认同”问题上的描述,与自省小说中的城市蒙古人的处境非常相似。(民族的)旧的识别在城市这个新的环境中几乎不复存在,新的识别又没有成熟,这样,既与自己群体认同的识别没有了,而与城市的新的识别也没有形成,对这二者,自己都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信仰”又在心理领域中牢固的永久的留存着,于是,“归属”和“认同”的意识与渴望也就因此变得更加急迫,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心理痼结。识别
的缺失和错讹毕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自省小说都有一种忧郁和凄凉的调子。

自省小说所暗含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小说文本的意义。那些充满了感伤的结局,那些性格多少有些怪诞的人物,实际都隐绰和潜在的昭示着“走进城市”后的另一结果:城市带来文明、规范、安逸、富裕的同时,也给我们设置了无形的精神苦刑,这就是改变自己。哺育了父兄多少辈的草原,对城市蒙古人来说现在不过一个遥远的旧梦。可人究竟不能靠梦生活,而“根”又是不能忘记的,这成了一道二难推理。因此,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的蒙古人,便有了如此的焦虑、恐惧和悲凉。那些出走、死亡等等的结局,汇成一副孤独的个人置身于嘈杂而寂寞的都市中独特的风景。

自省小说中表现和诉说的这种情绪、情感与意识,在8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中多有反映。比如哈斯乌拉的《草原,请收下我的依恋》:“每当我拖着沉重的熙攘/挤进汽车上班/我便想起骏马/曾泊过我青春的船/我将带回一粒思念/播进颤颤的心田/惟有草原的风,她才长/惟有草原的雨,她才壮”〔16〕;席慕蓉的《盐漂浮草》:“总是在寻找着归属的位置/虽然/漂浮一直是我的名字/我依然渴望/一点点的牵连/一点点的默许/一块可以彼此靠近的土地”。〔17〕(198)在更年轻的诗人那里,这种失落更是他们具体人生经验中的悟知。白涛的组诗《作为蒙古人》尤为痛切地表达了城市蒙古人的那种无奈和落漠:“因为我是蒙古人/就总觉得挺好玩的/不懂语言遗憾/不胜酒力遗憾/不会骑马也遗憾/作为蒙古人/总是有点遗憾/……一个草地上长大的少年怎能轻易背离自己的家园/作为蒙古人/远离了家乡/梦里又总是回到家乡/我好像有点明白了/离开了家乡的人/为什么总是长不大”;“这是蒙古人的家乡/不会骑马的你别来/不胜酒力的你别来/你来/会觉得这是异乡/作为蒙古人/我现在已不能返回我的家乡/我们这点遗憾/是真正的遗憾”。〔17〕(372)这种情绪正是城市中被“城市”所遮蔽的真实生活的产物,更是被“城市”所遮蔽的真实生活的确证。

“明知冲突可能会带来苦恼而有意识地去体验,可能会给你一笔无法估价的财富。我们越是能正视自身面临的冲突并努力寻求自己的解决办法,我们所获得的内心和自由的力量就越大。”〔11〕(6)认识和承认自己在城市中的各种改变,并能在认识和承认的同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感及行为方式,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之间交往和融合的速度、程度加大加快的时候,每一个民族都可能面临的问题。既要保持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又不能故步自封,而要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就是每一个处在这样时期的民族知识分子所要做的工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省小说表现的是一种精英意识。

参考文献:
1〕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A].全球化与发展殖民批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1.
2〕马林诺夫斯基.论文化[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3〕[新西兰]西蒙•杜林.后殖民主义和全球化[A].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黄薇.演出至此结束[J].民族文学,1989,(7):4-10.6〕黄薇.血缘[J].民族文学.1990,(7):4-13.
7〕卓娅.上弦月[J].草原.1995,(6):25-27.
8〕默尔特夫.牧村[A].牧村[C].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9〕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10〕[前苏联]谢.尤.涅克留多夫.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M].徐昌汉、高文风、张积智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
11〕卡伦.霍尔泰.我们内心的冲突[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12〕(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M].梅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13〕黄薇.流浪的日子[J].民族文学.1995,(12):4-15.
14〕祁述裕.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5〕阿尔温.托夫勒.预测和前提[M].粟旺、胜德、徐复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
16〕哈斯乌拉.马背恋情[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17〕席慕容.静谧的秋夜[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terguun

明知冲突可能会带来苦恼而有意识地去体验,可能会给你一笔无法估价的财富。

ezoe

耶利哥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