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师范大学
蒙古学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关键词:蒙古族;聚落文化;变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G112:TS975”212”
文献标识码:A
聚落是人类为从事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集聚定居的各种形式的居住场所，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中心，是人类社会最经常最直接的依托空间。聚落文化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社会、文化正处于变迁之中。对于蒙古族聚落文化的形成、变量、走向作出科学的解释，是理论和实践的迫切需要。
一、蒙古族聚落文化的变迁
据考古学研究，旧石器早期，洞穴是人类的天然住所，这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有选择的适应方式。旧石器中期，随着狩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以猎取动物作为食物有了一定程度的保证，从而使人们有可能在便于打猎和野兽多的住地上，作较长时间的居留。旧石器晚期，随着狩猎技术的提高，人们可以依靠狩猎，在生活资料方面得到相当可靠的保证，也可以能在一个地方停留相当长的时间，进一步学会了建筑比较固定的、比较永久性的住宅。
新石器时代晚期，在自然条件适合于驯养牲畜的地方，如西亚、中亚和我国北方草原等地区的氏族部落，由狩猎、牲畜驯养，逐步发展成为游牧业，而且游牧业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我国北方早期的东胡人就是例证。他们依靠丰富的自然和聪明的智慧，使驯养的牲畜逐渐发展成了畜群；他们也逐步走向了游牧生活，成了游牧部落。游牧部落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劳动大分工的标志。
东胡人及其后裔的居住地大体上就是内蒙古东部地区。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和他们的后裔—鲜卑人、后来的契丹人、室韦—达怛人为主体的语言相同或相近，地域相连，风俗习惯也相似的各个部落的居住地，可以称作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1]。这里沃野千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宜于狩猎和畜牧。在东胡族的早期历史中，狩猎原是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后来东胡人利用有利的自然条件，发展了畜牧业，逐步取代狩猎而成为主要生产部门，成为“逐水草迁徒”的游牧部落。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
从文献资料看，穹庐是东胡系各族的住所之一。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黑鞑事略》曰：“其居穹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得水则止，谓之定营。……穹庐有两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背以毡为衣，马上可以载。草地之制，一柳木组定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水草尽则移，初无定日”[2] 。威廉·鲁布鲁克《蒙古游记》记：“其舍结细木为栅栏，成圆形。帐顶开天窗，伸出矮烟囱。栅栏外覆以白毡，为使毡更白，用白灰、白泥、骨粉涂之”[3]。岩画的描绘更详实。如凿刻在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布尔很哈达山巅的穹庐岩画，“其形类似今日之蒙古包。但比起来它要高的多，它的顶上没有天窗，一面设门，外表用木棍成方格纹样，用木棍组成的方格分做三组，门洞高狭，便于出入”[4]。
《蒙古秘史》中有草庵、编了壁子房、散帐、帐房、房子、柳房等有关住所的记载。这些可能都是用不同质地制成的类似穹庐的住所。
篷车是东胡系各族的另一种住所。这是穹庐和车的结合物。对游牧民来说，篷车既是运输工具，又是居住设施。在蒙古国阿尔泰山哈嫩哈德山有一副四套马的车辆岩画。车辆八根辐条，有车蓬，车蓬下穿过一根单辕条。车辆两侧各刻凿两匹大马，马背均朝向车辕。辕马身上有轭，轭绑在单辕尽头处横条上。右边一匹套马还系着套绳。在车辕前站有一赶车人，双腿与车厢连，一臂弯曲，一手叉腰，腰还挂有马鞭或武器。根据此画造型特征推测，此副岩画可能已距今有3500—3000年之间[5]。
十三世纪的中外旅游者们也有有关篷车的描述。威廉·鲁布鲁克《蒙古游记》叙：“我曾量过一辆车的两轮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置于车上的帐幕至少从两边车轮伸出五英尺，二十二匹牛拉之，列成两横排，每排十一匹牛。车轴之大，犹如船的桅杆，一人立于帐幕前，赶牛”[6]。 对此，《黑鞑事略》也有叙：“牛马橐驼以挽其车，车上空，可坐可卧，谓之帐舆，舆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谓之饭食车”[7]。
穹庐和篷车都是就居住设施而言的。居住在穹庐或篷车而形成的聚落，蒙古语称“阿寅勒”。阿寅勒是蒙古族早期聚落的基本单位。这是由游牧经济文化类型所决定的。
由于经济、宗教、政治、军事等原因，各个阿寅勒往往组成更大的聚落，这就是“古里延”。“古里延”是蒙古族早期聚落的复合形式。关于古里延，《史集》中载：“那时，名为扎拉亦儿的蒙古人，有若干部落住在怯绿连河境内，它们共有七十古列延。古列延一词的含义如下：许多帐幕在原野上围成一个圈子住扎下来，它们就被成为一个古列延。当时将这种环列的一千帐幕，称作一古列延。……所谓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侯，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是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界时，他们（蒙古人）也用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与异己无法冲进来” [8]。对于古列延，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古列延是成吉思汗时代的军事组织，而有人则认为是由各个帐幕组成的诸游牧户。前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是有一定的说服力。他认为，“11—12世纪蒙古人的游牧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成相当大的集团来生活和游牧；另一种则呈现相反的现象：一些个别家族单独、孤立地或结成较小集体进行游牧，……结成集团游牧的人，通常列队移动并结环营驻屯。……环营，蒙古语为‘古列延’，是由许多阿寅勒聚集而成的，蒙古语中的阿寅勒，乃是若干个帐幕和幌车组成的牧营或牧户”[9]。笔者认为，古里延既是古代蒙古族游牧经济文化的基本形式，又是军事组织形式，也是聚落形式之一；古列延有大有小，其规模由需求所定。阿寅勒和古列延是同时并存的聚落形式，至于采用哪种聚落形式，这取决于当时的自然、经济、社会等变量因素。
随着蒙古帝国的成立，蒙古族聚落也有了新的形式“斡耳朵”。对于斡耳朵，有翔实的史料记载。“当我看拔都的斡耳朵时，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他所有的帐幕伸展出去很远，而且周围挤满了人，约有三、四里路的距离，看来像是一个大城市。”“这些人也知道当他们把帐幕从车上卸下来的时候，应该在斡耳朵的哪一边安置它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宫廷成为‘斡耳朵’，它的意思是‘中央’”[10]。 “得水则止，谓之定营，主帐向南，独居前列，妾妇次之，伪扈卫及伪官属又次之”[11]。
我们可以从以上资料得知，斡耳朵是在古列延中发展形成的，斡耳朵一般居于古列延的中心，坐北朝南，左右环列。随着战争需求，四季的变化而迁移。
蒙古帝国时代，蒙古可汗们建立了许多定居城市，如哈剌和林、大都、上都、应昌府等等。但是，这些定居城市的居民一般不是蒙古人，而是异族或外国商人。
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沿长城边的山西北部一带的汉族为了逃避明朝政府的残酷压榨，纷纷走避口外。驻牧于土默川的阿勒坦汗对于这些汉人一律加以收容，并将其中的农民安置在土默川，让他们开垦荒地，从事耕种。到十六世纪后半叶，土默川已成为一个农牧交错、蒙汉杂居地区。在土默川出现了许多“板升”，意为“房屋”。板升起初是汉人的房屋，后来成为村落。随着部分蒙古人从游牧转为农耕，板升也成了蒙古族聚落形式之一，村落文化也有了雏形。明人方逢时《云中处降录》中的“春夏耕牧，秋冬围猎”，是对游牧狩猎生活向定居生活过渡的描述。村落文化的形成经历了由季度性定居向永久性定居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反映了人类从游牧狩猎生活向畜牧、农业生活的转变的普遍规律。
17世纪30年代，清朝相继征服漠南蒙古各部族之后，严格实行盟旗制度，大力提倡藏传佛教。这样在内蒙古出现了新型的聚落——王府聚落和寺庙聚落。
二、 聚落文化的变量分析
一个聚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有时候是某一种变量起作用，如河流，气候等，有时候是几种变量同时发挥作用，有时候一种变量也会引出许多变量。
（一 ）聚落文化的自然变量
聚落文化是人类适应和利用自然的产物，也是一定程度上改造自然的产物。同时，在聚落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态上都要深深打上自然条件的烙印。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性、影响到一定区域内聚落的规模、密度和分布范围。人类迁移扩散到新的区域后，总是尽可能选择诸如水源可靠、气候适宜、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等条件较好的地方建造聚落，并通过聚落的具体形态直观地体现聚落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关系。因此，自然环境不仅影响聚落的位置、规模、形态和分布，而且对屋宇的型式及结构、材料的选择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1，水源对聚落的影响
水源是一个聚落文化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变量。蒙古族聚落的分布与水源条件的关系最为显著，水源不但影响聚落的位置，也影响到聚落的规模和分布密度。《长春真人西游记》云：“皆黑车百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行不改途……”[12] 。《蒙古秘史》[13]往往以“水”、“湖”、“江”、“溪”来表示部落的位置、来处或去向，如第五十三种中说：“捕鱼儿湖，阔涟湖，二间，居于兀儿失温河之阿亦里兀惕，備鲁兀惕等塔塔儿百姓”，第八十九种种说：“在彼相会，即往不儿罕合勒敦山前，营于古连勒古山中，桑沽儿溪，合剌只鲁肯山之阔阔纳浯儿湖，猎獭儿，野鼠而食焉”。第五种又载“顺统格黎克溪徒来之一群百姓”，“铁木真、札木合二人，合营于豁儿豁纳黑川……”。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蒙古地名往往以“井”、“泉”、“水”、“湖”、“河”、“江”等的蒙古词来命名。
2，气候、地形对聚落的影响
畜牧是由自然、家畜、人三要素构成的生活方式，三者之间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气候和地形对蒙古族聚落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并集中表现为对牧场的选择。除水源以外，气候和地形是选择牧场的主要依据。《内蒙古纪要》云：“春季雪融，则居低洼之乡，以就天然水草，草尽而去，年复一年，都于一定之境内，渐次移转。其倾全力以采索者，惟水与草。至若冬季，霏雪凝冰，低地早已不能得水，即草根亦被雪淹无遗，故必选居山阳，冰足以资人之饮啖。草根之没于雪者稍浅，家畜赖以掘食”[14]。 牧人们依据气候和地形特点，把牧场分为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冬营地，冬营地和春营地选择山前、沙窝子、盆地、山谷等避风的地方；夏营地和秋营地选择丘陵、岗地、台地、山阴等凉爽通风的地方。山地与平原的接触地带或山坡与冲积扇的接触地区是蒙古族聚落最常见的分布所在。村落比较分散，规模也较小。这主要是牧场的生产效率制约了人口数量的集聚。
气候条件也直接影响聚落房屋结构型式。蒙古地区冬天气候寒冷，多风雪天气，因此，房屋一般是朝南，北面不开窗。
（二） 聚落文化的经济变量
随着聚落文化的发展，自然环境已不是唯一的决定性条件，而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经济类型本身已成了更重要的条件。一些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它并不是消极地存在，而是积极地影响人类的生存活动。人类创造出一种文化环境，同时要为这种文化环境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蒙古族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畜牧经济文化和农耕经济文化两大类型。从而经济文化类型就成了蒙古族聚落文化的重要变量。
1，艾勒与农耕文化
在中国北方草原区的东部和南部，沿嫩江、西辽河、长城及阴山山地，西至黄河中上游一线，是历史上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相互交融所形成的农牧交错带，主要有嫩江流域低山丘陵农林牧交错区、科尔沁草原沙地农牧交错区、浑善达克草原沙地农牧交错区、阴山北麓风蚀沙化农牧交错区、黄河中上游风水侵蚀农牧交错区[15]。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民是由牧民转变而来的。这样，蒙古族有了从事农耕经济的聚落，蒙古族称其为“艾勒”。
“艾勒”一词是由中世纪蒙古语的“阿寅勒”演变而来。在当时，“阿寅勒”是由穹庐或篷车而形成的聚落。随着蒙古社会的变迁，“艾勒”的所指也发生了变化。艾勒是以农耕文化的出现为主要特征的。农耕文化的出现带动了蒙古族艾勒文化的形成。
首先，农耕文化大大促进了蒙古地区的农作物的种植，如玉米、谷子、高粱、荞麦、小麦、马铃薯等等。农耕文化不仅给蒙古族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供给，而且它较之游牧生活更加规律了。这种农耕文化可以说是原始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中介，即人与自然结合的中介变量。正是有了这个中间变量，一部分蒙古人才改变了生活方式，由游牧生活转向了定居的农耕生活。
其次，农耕文化不仅给艾勒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而且促进了艾勒规范文化的形成。例如艾勒中的社会组织、家族制度、邻里关系、风俗等都是在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这些规范的艾勒文化都是与传统的游牧文化分不开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血缘家族关系就自然而然地让位于更为复杂的生产关系了。
2，浩特的腹地与放牧半径
浩特是以血缘关系结合的游牧单位。任何聚落都有其自身的腹地范围，对于浩特来说，腹地就是聚落居民的主要生产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对于以牧业为主的浩特来说，腹地的大小就是草场所的范围。研究腹地时还必须研究浩特的放牧半径，浩特离放牧区的远近影响到浩特的分布与规模，合适的放牧半径因地区而有所不同。浩特以二至三户构成，家畜以浩特为中心，按照一定的行走距离为活动半径觅食的。植被条件、土壤等也对放牧半径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植被多的地区，放牧半径小，浩特密度较小。植被少的地区则相反，放牧半径大，浩特密度也大。同时，放牧半径与家畜种类也有关系，大畜食草量大，放牧半径大，小畜食草量小，放牧半径小。
3，聚落与交通条件
交通是蒙古族聚落最初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聚落规模的大小和分布区位与交通状况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交通方便，聚落发展条件就好，使聚落具有活力，规模也可能扩大。相反，交通不便，聚落的发展机会也较少，聚落的规模当然就响应地受到较多的制约而难于扩展。交通不仅促进了物资的流通，也加快了人的交往频率，扩大了人的交际地域。由于物资的流通，人们对于自己聚落的形式和构造有了新的选择。
元朝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驿站的设立，起初只是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特别是边远各民族地区往来的需要。但驿站的广泛建立，不仅增进了各地的水陆交通，而且也促进了站户这种聚落形式的形成。站有陆站、水站两种，以陆站为主。陆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马、牛、驴和车，东北地区又有狗站，以狗拉撬。各站设有馆社，供使臣居住。驿站所在地，签发蒙、汉人民为“站户”，与民户分立，不纳赋税，但需供应驿站需用的车马和使臣的饮食。
（三）聚落文化的社会变量
聚落无时无刻地发生各种变化，这固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更直接，影响更大。因为聚落居民都参加到一定的社会集团中去，并受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约束，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信念、宗教信仰和道德准则，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他们的生活、生产活动的直接依托空间——聚落中去。
1，聚落与政治
政治条件的改变对聚落有较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聚落的各个方面会有不同的表现和特征。在相同的社会制度下，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对聚落也有极为不同的影响和作用。
清政府为了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实行了盟旗制度，对归附的蒙古部落逐一编旗，划定游牧地界，分定户口，严禁越界，漠南蒙古二十四部，被分建为四十九扎萨克旗，六个盟。这样旗府和盟府所在地就成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草原上出现了新型的聚落形式——集镇。
行政力量的干预对聚落的作用则更为直接和明显。如二十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一度推行“上山下乡”政策，就给牧区聚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先是“插队”，使聚落规模扩大，后是建“知青点”，新形成了许多特殊聚落，最后知青返城，这些新聚落又人去房空，成为无人聚落。又如随着启动退耕还林还草，生态移民等工程，将被关闭一些聚落，新建一些聚落。
2，聚落与宗教
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加上历代统治阶级尤其是清朝统治者的极力倡导，蒙古地区建起了大量的寺庙。
据说在蒙古帝国时期，哈喇和林有庙宇12所，如1247年建成的太平兴国寺，1256年建成的大佛阁。上都建成后，在城内创建了许多寺庙，譬如乾元寺、龙光华严寺、天元寺、万安寺、南寺、开元寺、帝师寺等等。明代，特别是土默特部阿拉坦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锁南嘉措会晤后，在蒙古地区又兴建了一些寺院，其中著名的有：仰华寺、无量寺、延寿寺、崇福寺、庆缘寺等。椐统计数字显示，清朝中期蒙古地区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内蒙古寺庙大约有1800多座，僧人约15万人[16]。
寺庙是由殿、堂、塔所组成的建筑群。蒙古寺庙建筑大体分为平川式和依山式两大类。平川式建筑是把主要建筑摆在南北中轴线上，附属设施安在东西两侧，大昭寺可谓平川式建筑的达标作。依山式建筑是依照山势建筑殿、堂、塔。五当昭属其典型作品。
寺庙是信徒进行祭祀活动、牧民求医治病、商人从事集市贸易的场所。每到重要的法会时，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到寺庙周围，搭起蒙古包或建起汉式的平房，参与自己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发展成了集镇，如甘珠尔庙（呼伦贝尔）、经棚喇嘛庙（克什克腾旗）、贝子庙（锡林郭勒）、准噶尔庙（鄂尔多斯）、百灵庙（包头）等等。
3，聚落与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特质，它不仅要对人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聚落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使其保持一定的文化延续和风格的稳定。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准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对聚落的规模、分布以及院落布局、住宅结构、房屋形式、建筑风格和艺术追求等都有深刻影响[17]。
风水与聚落有关，它提出的是一个自然与人的命运的关系问题。蒙古族在搭建蒙古包或修建任何建筑，往往都要考虑到风水的好坏，他们请喇嘛看风水。风水的问题体现了蒙古人对自然的重视，从而把迷信和科学扯在一起，机械地理解或曲解了自然与命运的关系，从而导致了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事实上，风俗习惯对聚落的影响并不是孤立地起作用的，而是与所有各种社会文化要素以及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因素一起综合地发生作用，对聚落的形成、发展和布局构成一种限制或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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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logical analysis of Mongolian sedentary culture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ohhot，inner Mongolia，010022 ，China）
Abstract:Settlement is a resident place where people live in order to meet their needs in production and livelihood. Constant changes in settlements are related with transformations in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ettings. The paper stresses that impacts from social and cultural surroundings play more direct an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Key words：Mongolians;sedentary culture;analysis of variable
收稿日期:2003-12-03;
作者简介: 孟和宝音（1953-），男（蒙古族），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内蒙古师范大学蒙古学学院教授，博士 | 
发表于 2008-10-29 14:2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