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草原生态保护战略思考

大玉儿

文章作者：王宗礼  来源：中国草地
长期以来，由于人们认为草原只是为畜牧业提供粗饲料的工厂，没有耕地那样重要，更不如森林宝贵，所以一直不被重视。进入2O世纪9O年代以后，伴随着生态的急剧恶化，沙尘暴肆虐、洪水泛滥、江河断流等生态灾难不断发生，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草原终于引起了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草原的生态功能及其多功能性也开始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特别是我国政府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食物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出发，将草原生态保护作为发展战略加以高度重视，使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为社会普遍接受。
1 我国草原生态的现状
1.1 荒漠化严重，生态总体呈恶化趋势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亿hm2 ，近8O%发生在草原牧区(表现最突出的退化草地的面积达1亿hm2之多)，占草原面积的70.7% 。目前，每年仍以200万hm2 的速度增加，草原成为荒漠化的主体和沙尘暴的主要发源地。
1.2 草原资源锐减，功能衰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草原共有近0.2亿hm2 的优质草原被开垦，全国现有耕地的18.2% 源于草原，目前全国25hm2 以上的成片草地仅剩3.3亿hm2 。同时，由于草原生态的恶化导致生产力降低，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产草量下降30% ～50% ，优质牧草如羊草、冰草等在草群中的比例下降，而一些适口性差的杂类草则增加，草群变稀、变矮，植物种类明显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程度大于其它任何自然生态系统。有些退化严重的地区，草原已经变成寸草不生的裸地、沙地，草原的生态功能和生产性能近乎丧失。
1．3 草原畜牧业投入不足。畜产品生产受限
我国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草原畜牧业一直处于十分脆弱的生产环境中。目前，我国每百亩可利用草原平均年产肉24.59kg，毛3.02kg，奶26.93kg，共计46.83个畜产品单位，还不及美国同类草原产值的1／20。畜产品产量低，不能归咎于草原本身，主要是长期以来投入太少和靠天养畜、粗放经营。近年来尽管国家对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但与实际需要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例如，2000~2004年国家先后投资70多亿元资金，但全国平均每亩草地每年的投入才只有0.23元。
1．4 缺乏科学指导，生产过程中科技含量低
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保护长期缺乏科学指导，是造成目前现状的主要原因之一。草业最终要靠科技获得发展，但我国现有的草业科技存在着研究实力弱、创新水平低和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科研经费不足，研究项目分散，缺乏统一部署，缺乏野外试验、观察基地，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草业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研究。另外，科研成果应用推广渠道不畅，使科技对草业发展和牧区经济的支撑能力大打折扣，难以解决我国草业目前面临的草原生态恶化、资源危机和产业化程度低等难题。
2 草原荒漠化的成因与危害
2.1 草原荒漠化成因分析
草原荒漠化有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但人为因素是主要因素。其中，政策制度是发动力，人口增加是原动力，草原开垦面积扩大化、滥采滥伐加剧、超载过牧是驱动力。
2.1.1
政策制度是发动力
政府决策和管理制度对草原生态的影响是根本的、直接的。回顾近一个世纪我国草原牧区的生产活动、经济发展与草原生态变化，草原大面积荒漠化无不与政策制度相关，例如自清末推行“新政”至20世纪末的100多年中的屯田及移民实边、“重农轻牧”、“重产业轻生态”以及发展数量型畜牧业，都加速了草原荒漠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荒漠化已经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先期启动的“退耕还林”工程中草再度遭遇冷落，目前的“退耕还林”实行的仍是以乔木为主的乔灌草生态治理路线，并在政策方面规定退耕还林国家补助5年(经济林)和8年(生态林)，还草则只补助2年(2002年以后)，这在政策上又使人们进入“重乔木轻灌草”、“重人工再造轻自然恢复”的误区。
2.1.2
牧区人口膨胀是原动力
牧区农耕人口占绝对优势的格局成为蚕食草原的主要力量。例如，内蒙古从1947～2000年末总人口增长了322.4% ，其中汉族人口从469.6万增长到1832.48万，蒙古族人口从83.2万增长386.01万。由于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等生活资料需求量也就增加，于是毁草种粮供给制度也就应运而生。另外，在增加的人口中汉族居多，而汉族是以农耕文化为主导的民族，他们勤于耕作，急于致富，也加剧了草原的开垦；牧民是以游牧文化为主导的民族，他们致富心切，致富的唯一选择就是多养畜。人口增加对生活物品的需求也增多，为解决生活燃料、扎棚搭圈、加围墙等均需在草原上砍伐。大量外来人口到草原上挖药材及车辆在草原上的横冲直撞，特别是近几年开发区建设和基建项目无偿占有草原及其地下资源的无序开采，更加剧了草原荒漠化的发展。
2.1.3
乱垦、滥采滥伐、超载过牧是驱动力
由于人口膨胀所引起的开垦草原、滥采滥伐、超载过牧等行为，分别占草原荒漠化成因的25.4% 、31.8%、28.3% 。开垦是对草原的毁灭性破坏，解放后我国有过三次大规模的草原开垦，第一次是7O年代“文革”期间，第二次是8O年代中后期向草原要粮，第三次是9O年代进行的农业综合开发，三次开垦更加剧了我国草原的退化、沙化、盐(碱)化、破碎化和农田化。长期对草原上的野生药材等的大量滥挖、滥樵采活动，严重破坏草原植被土壤、地表结构，从而引起草原退化。特别是受“重牧轻草”思想的影响，长期“以牲畜多少论发展，以头数多少论贫富”来评价畜牧业发展，使草原超载过牧日益严重，结果导致优质牧草的更新受到抑制，而劣质牧草得以增长，造成草原退化。目前，典型草原生产力已下降40% ～70% 。
2.2 草原荒漠化的危害
2.2.1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根据国家环保局资料显示，1986年全国因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达831.4亿元，其中草原破坏、开垦、退化、沙化、盐碱化和自然灾害等损失累计达200.7亿元。除经济损失外，更为严重的是草原荒漠化使基因、物种消失，这些是难以用直接经济损失计算的。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这种损失远远大于生态破坏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有时为2～3倍，甚至达到10倍。
2.2.2
影响社会安定
由于生态破坏和人口增加，人们为生存和发展相互间的资源争夺加剧，甚至导致地区之间的矛盾和社会不安定。例如，1987～1993年宁夏到内蒙古搂发菜的总人数达15O万人次，这期间冲突不断，在冲突中共造成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而因搂发菜破坏草原达1260万hm2 ，其中有400万hm2 退化为荒漠失去利用价值。由于生态恶化，内蒙古阿拉善草原因上游大量引水灌溉，导致人畜饮水困难，结果造成2.5万生态难民。
2.2.3
加剧自然灾害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种类最多、发灾频率最高、受灾面积最大的少数国家之一，在我国发生的众多自然灾害中，许多灾害都与人类破坏草原生态密切相关，结果导致洪涝、干旱、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2.2.4
威胁草原文化的存在与发展
草原荒漠化直接威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草原是草原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载体，由于草原面积缩减、生态恶化，草原文化将失去存在的载体。
2.2.5
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
由于受文化的影响对草原的态度截然不同，游牧民族在他们千百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和发展了适应自己周围环境的文化体系，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己家园——草原的完好状态，使牧民与草原和睦相处；而农耕文化总是以草为敌，目中无草，当这种文化意识扩展到草原牧区后就成为破坏草原的一种巨大力量，从而引发了草原荒漠化。破坏人与草原的和谐。
3 草原生态保护对策
3.1 指导思想
新世纪我国草原生态保护的战略指导思想应为：以改善草原牧区生态环境、提高草地畜牧业生产综合能力、增加牧民收入为核心；构建以草原植被为主体的国土生态安全屏障，发展以生态生产力为核心的草产业；大力弘扬灿烂文明的草原文化；改变长期存在的重治理轻防治、重人工再造轻自然恢复、重乔木轻草灌的现象，实现农、林、草三业并举的发展格局。
3.2 战略目标
3.2.1
总体目标
通过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治理，全面、深刻挖掘其内在功能，唤醒人们重视草原的多重价值，发挥草原畜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生态建设中的长远作用、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繁荣与稳定的基础作用。
3.2.2
中期目标
从20l1～2020年，在草原生态恶化被遏制后，大约用10年的时间力争使全国草原生态明显改观。具体目标是全国60%以上适宜治理的草原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建设，草甸草原、典型草原、高寒草原区生态治理大见成效；治理草原荒漠化面积1.67亿hm2 ，新建人工草地、改良草地0.8亿hm2 ，重点草原区居住人口和家畜数量下降到承载阈值内；力争一半左右的“三化”草地植被得到恢复，生态开始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
3.2.3
近期目标
从现在到2010年，用大约5年的时间有效控制人为因素引起的新的草原破坏，努力遏制草原荒漠化的继续扩展，使草原生态总体趋于好转。具体目标是在蒙、甘、宁西部荒漠草原、内蒙古东部严重退化草原、新疆北部退化草原和青藏高原东部江河源草原，结合退牧还草工程先期集中治理0.67亿hm2 ，占西部地区严重退化草原的40% ；治理“三化”草原0.3亿hm2。，植被盖度由现在不足30%提升到65% ，生物产量提高50% ；新建人工草地、改良草地0.5亿hm2 ，生物产量提高1～ 1.5倍；在重点草原区建立生态预防监测站，构建全国草原生态监测预警网络和保护体系。因此，从现在到2008年要力求草原退牧还草面积达到0.4亿hm2。以上；“三化”草原治理面积达0.2亿hm2。；新建人工草地、改良草地0.3亿hm2 ，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区0.67亿hm2 ；坚决遏制草原牧区外来人口的增加，并且将草原牧区目前超载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转移到城镇；草原保护区内草畜基本达到平衡状态；重点草原区实施生态草业建设工程、草畜平衡示范工程、饲草应急储备库建设工程和草原生态监测预警体系构建工程。
3.3 技术路线
确立退化草原自然恢复为主，人工再造为辅，走草灌为主的生态治理路线。
3.3.1
草原生态基况调查
我国草原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调查至今已有二十多年，期间草地资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草原生态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尽管国家近几年实施了不少草原生态治理工程，但其效果、政策的有效性都需要我们了解掌握，所以开展包括草原资源调查、草地健康评价和生态工程效益评估及政策有效性评价等内容的草原生态基况调查是十分必要的。
3.3.2
划分生态治理区
根据草原生态基况调查结果，将我国草原生态保护治理区分为4个大区：(1)草原严重退化区包括退化、沙化、盐碱化等“三化”草原，该区域是草原生态治理建设的难点和重点，必须在技术、投资和政策上给予足够的重视；(2)生态脆弱敏感区主要是指尚未严重退化或已有轻度退化，但其生态比较脆弱，如不及时进行保护和建设很容易发展为严重退化草原区；(3)生态经济功能区是指具有重要生态功能或经济功能的草原，如农牧交错区、青藏高原“三江”源水源涵养区等；(4)草原自然保护区是指具有特殊生态作用的草原，划定为基本草原实行严格的保护制度。
3.3.3
确定生态治理方向
根据草原退化程度，将尚未退化和轻度退化的草原采用保护性措施进行合理利用，中度或重度退化草原结合划区轮牧、限牧、禁牧等，本着宜草则草、宜灌则灌的原则，采用低扰动改良技术进行牧草补播、松土、围封等，有条件的要进行适当灌溉施肥。
3.3.4
实施生态治理工程
要采取治本与治标相结合的措施，实现政策、科技、保护和产业联动，实施综合治理、长期保护的措施。
3.3.5
采取科学保护经营活动
按生态保护和生产利用要求，将草原划分为基本放牧场、割草场、休牧草地和退牧草地四大经营类型，进行科学利用与保护，编制草原利用与生态治理图。
3.4 政府行动
3.4.1
制定草原生态保护治理长效政策用科学发展观制定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将牧民生产者的身份转换为生态保护者；建立草原防灾减灾体系和应急预案，在3～5年内从政策制度上消除草原荒漠化的发动力。
3.4.2
完善草原牧区人口政策
减少和转移草原牧区超载人口是草原荒漠化治本的关键，所以国家应出台草原牧区人口政策和启动人口转移工程，争取在5～8年内缓解或消除草原荒漠化的原动力，从而达到抑制驱动力的目的。
3.4.3
加强法制建设
依法强化保护和治理草原荒漠化，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草畜平衡管理办法》，加快制定草原生态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全民的法制观念，形成全社会自觉保护草原的强大舆论。通过法律制度约束对草原生态产生破坏的行为，制止草原滥采、滥伐、滥搂、滥牧和乱占、乱建等现象的发生，杜绝开垦草原的政策出台和行为出现，限制超载，努力实现草畜平衡。同时，要加强草原执法机构的建设，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
3.4.4
强化科技知识与科技效益
宣传和普及草原保护与利用、生态治理建设和植被恢复重建等方面的科技知识，重视草原生态治理建设人才的培养，围绕草原生态保护治理与建设的关键问题组织科技攻关，力争在草原生态治理建设的理论与技术上有新的突破。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与灾害监测、科技推广、信息服务体系和技术交流网络。政府要组织各地区认真总结草原生态治理建设经验和技术，启动草业科技入户工程，推广草原生态保护、治理的技术规程和先进适用技术。
3．4.5 抓好重点工程建设
政府应抓紧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应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统筹解决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资金，设立国家生态保护基金，建立稳定的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金融支持系统，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民间组织在草原生态保护方面的投入。在继续抓好退牧还草、退耕还草等工程的基础上，启动人口转移工程和草原防灾减灾应急工程，实现保护与治理相结合。
3.4.6
增加保护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科技投入，要把草原生态保护与治理建设的研究纳入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给以重点扶持，近期急需安排专项资金进行我国草原生态基况调查，尽快摸清我国草原生态破坏和生态治理的底数。投资主要由政策性补贴、工程投资、科技投资和产业扶持资金等构成，其中政策性补贴、科技投资和产业扶持性资金由国家统筹安排，工程投资由国家、地方分担。
3.4.7
实施国家草原生态保护战略行动
各级政府应强化保护为主、治理为辅，根据当地草原生态状况制订本地区草原生态保护行动计划和生态建设规划，分区、分类明确生态保护的控制对策和生态建设任务，特别要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草原划定保护区，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并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确保各项资金的落实。
3.4.8
建立工程效果和政策有效性评估机制
目前国家实施的退耕还林(草)、退牧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江河源头生态保护等重点工程已全面开展，有的已实施3～5年，其工程效果与政策的有效性如何?目前还不是很清楚，应尽快建立重点生态治理工程和政策有效性的评估机制，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使草原生态治理走出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