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草原政策的演变

Har

历代草原政策的演变

                         文/ 郑柏峪
     郑柏峪,1968年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阿巴嘎旗查干诺尔苏木红旗队插队，1981年到轻工业部任政策处处长，现退休，全心关注锡林郭勒草原和浑善达克沙地的生态和发展问题。

    在蓝天白云下，碧绿的草原上，洁白的蒙古包好像一朵朵白莲花。古老的民歌唱道：
    “圣主时代将其革新，古老的习惯使它形成，
    英雄的民族宝贵的殿堂，草原牧人雪白的毡房。”
    为了使草场不被过度破坏，游牧是合理利用草场的最佳选择，是适应大自然的科学方式；长距离“走浩特”是草原牧民保护草场、抵御灾害的合理模式，是游牧民族多年适应草原环境的优选方法。那洒在辽阔草原上的座座蒙古包和行进的勒勒车队记载着草原民族悠久的游牧史，也是草原游牧民族为我们留下蓝天绿地的经卷法典。
    蒙古法典对破坏草原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刑罚，成吉思汗把“草生而属地者，遗火而瑞火芮草者，诛其家”作为国禁。元朝期间，忽必烈屡下诏令，“禁牧地纵火”。在许多法规中还明确划定禁猎区、禁猎期、禁杀和保护的动物，如《卫拉特法典》第52条规定：“犯圣山林者微微顶替性命，罚三岁驼两峰。”
    蒙古民族虽然居住分散，但是生产、生活喜欢集体活动，因为一家一户不具备抵御灾害和恶劣环境的能力。草原上的社会交流、娱乐，如那达慕大会、祭敖包等，也处处体现集体活动的特征。蒙古族的开朗、豪放、友爱、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就是在这种生产生活和战斗历程中形成的，是在和恶劣环境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和大自然和睦相处中形成的。
    内蒙古草原地区农耕对草原的侵蚀已经有漫长的历史。早在秦朝就曾移民开垦今天的河套和鄂尔多斯地区；汉武帝则迁徙70万人开垦黄土高原；唐朝中后期更是大兴屯田。但是辽、金、元三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行的是以耕助农政策，没有形成滥垦局面。在清朝的“移民实边”高潮中，内蒙古地区共放垦土地3200多万亩。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多次列强入侵，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国库空虚的清政府便将目光转向大草原，开始“开放蒙荒”、搜刮“押荒银”。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竟然制定了《垦辟蒙荒奖励办法》，把放荒视为生财之道。
   
经过漫长的农耕侵蚀，到20世纪初，过去曾经是草原的阴山脚下、鄂尔多斯高原、长城以北、辽河以西的广大地区变为农田；还有大片不宜耕种的土地则沦为沙地或荒漠，我国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等多片沙地都明显地带有农耕遗祸的痕迹。
    解放以后，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草原生态更加恶化。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内蒙古多次对牧区移民、垦荒；后又提出牧区要“逐步做到粮食、饲料自给有余”；“文化大革命”中更提出“牧民不吃亏心粮”的极左口号，使草原中形成一块块“农耕溃疡”。1997年，中科院用刚刚得到的遥感卫星图片和1986年对比分析，全区天然草原面积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8800多万公顷，下降到80年代末的7800万公顷。
    草原地区长期实行鼓励牲畜数量增长的政策，这在过去无可厚非。但是在牲畜已经大量增加的情况下，主管部门未能全面考虑草场的承受能力，及时加以引导，造成了草原超载量不断扩大。
    草场承包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其负面影响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草场承包打破了草原人民固有的草原共有的观念，他们开始视承包草场为私有财产，在上面盖房定居、拉铁丝网围栏，这不但切断了大型野生动物迁徙的路线，而且使畜群不可能“走浩特”，不得不放弃游牧方式。于是就出现了“人畜固定了，沙子流动了，游牧文化被替代了”可悲的局面。
   
还有一些地方领导，身在草原不思畜牧，反而提出“工业强草原”的口号，致使一些污染草原、破坏草场的项目扎根。
    由于经济效益的拉动，执法的软弱，使一些不法之徒和利益熏心的人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在草原上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侵犯牧民利益，破坏草原生态。
    内蒙古草原和几千公里以外的蒙古草原、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都是没有污染的地带，它们共同处于东亚大气环流的上风方，通过气流源源不断地向我国京津、华北地区和东亚地区输送纯净空气，清洁这一地区的环境。内蒙古草原又是西北风的风口，沙尘暴的源头，直接影响京津、华北和东亚地区的生态环境，因此，内蒙古草原是这些地区的生态屏障和保卫生态环境的前沿阵地。可以说，如何高地评估内蒙古草原的生态价值都是不过分的。
    国家加大了对内蒙古生态建设的支持力度，退耕还林还草、京津风沙源治理等七大生态建设工程都把内蒙古列为重点地区，项目覆盖全区90%的旗县，投入资金 近亿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把生态建设作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切入点，提出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防线”的目标。
    如今更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内蒙古草原不仅是肉食和绒毛基地，它的生态功能更大、更深远。在这一共识下，在内蒙古广袤的土地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热潮正在兴起。在生态环境最危急的地区，草原牧民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家园，进行围封转移，休牧轮牧，恢复天然植被。
    草原牧民开始改变习惯的养畜方式，控制数量、提高质量、优化品种，加大了草原畜牧业的结构调整。生态旅游、绿色食品、植树造林等生态产业大有作为，开始成为生态建设的加油站。社会各界、民间团体、企业个人，一个全民关注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氛围正在形成。
    2002年国家颁布了修订后的《草原法》，在新条例中，把“保护和建设草原”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利用，而且是“可持续利用”，提出了“国家对草原实行科学规划，全面保护，重点建设，合理利用的方针，促进草原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新《草原法》处处把“改善生态环境”和“生态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强调“以现有草原为基础，因地制宜”“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国家实行基本采用保护制度”“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草原”，“禁止开垦草原”。《草原法》的修订颁布，为保护草原生态，维护牧民权益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以法律为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牧民有了主心骨，有了维权的勇气，一批新时代的“嘎达梅林”正在站立起来。
    草原造就了蒙古族的游牧文化，游牧文化又成了草原的保护神。生态系统的天然性和多样性，古老、丰富、独特的民族文化，才是内蒙古真正的两大优势。保护住这两大优势，不但是为我们的现在考虑，也是为我们的后代考虑，为世界的环境考虑；保护住这两大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朋友来内蒙古草原，接受纯净的大自然的馈赠，饱尝草原人民的恩惠和亲人般的款待。
    “洁白美丽的天鹅呦，在那湖面上徜徉漫游。
    “远方的客人来到我的家，设宴摆酒将你挽留。”
    “捧上洁白的哈达献上真诚，斟上醇香的奶酒斟满深情，
    草原展开博大的心胸，热情欢迎四海宾朋。”


    《绿色家园》 (2003年 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