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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蒙古人
蒙古人最早在天津的活动和居住是和天津城市的形成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天津城市的形成开始于金元时期的漕运。金代为保证中都(今北京)的粮食供应，在位于运河漕运枢纽的今天津三岔河口设立了直沽寨。元朝统一中国后改金中都为大都。直沽仍是运河漕运的必经之路。元朝又开创了由江南到华北的大规模沿海漕运．海运皆抵直沽卸存．然后再改装河船运入大都。元代漕运的规模比金代大大扩展，直沽作为接转漕粮物资的枢纽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元朝在这里先后设立了“接运厅”、“都漕转运司”等机构并派“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司”等专门军团驻守和屯田。1316年，元廷改直沽为海津镇，命副都指挥使伯颜领兵镇守。元末元最高军事官员枢密院知院还亲自领兵驻守海津镇。元代直沽和海津镇已经出现了繁华的商旅活动和一定规模的制盐业．但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首先是一个军事重镇，人口主要以军人为主，平民居民数量有限。史料记载元代直沽和海津镇的军人中有相当数量的西域民族军士和汉人士兵。按照元代军队的民族控制体制，可以肯定这里驻军中的指挥官中应该有不少蒙古人。作为紧邻元朝廷统治中心的要地，元朝时天津地区蒙古人的活动是频繁的。天津《武清县志》记载元顺帝曾到过武清。现代有学者认为天津市的“八里台”可能和一个叫“八里带”的元朝蒙古宗王有关。元朝统治在天津地名中还留下不少痕迹，如武清村镇中有“二百户”、“三百户”、“四百户”、“五百户”、“六百户”一直到“九百户”、“十百户”等名，这是元代政府为了保护漕运安全，而设立在沿河地段的管理机构。蓟县地名也有“二百户”、“三百户”、“四百户”、“五百户”、“六百户”，一直到“九百户”、“十百户”的村镇名。天津“南仓”位于北辰区天穆镇，元初即为百万粮仓．因与“北仓”位置相对，故名“南仓”。“北仓”位于北辰区京津路西侧、北运河东岸，元、明时即为漕运码头和储粮地。与蒙古人在此居住有关的地名，还有天津武清的“达村”(原为“鞑子村”)、河西务的“蒙村”等等。
元末,明将徐达北伐，在河西务大败元军,元军中一些蒙古士兵未能退回草原，可能就留在了本地。明初燕王朱棣“扫北”征讨蒙古,又将不少从蒙古草原上俘虏和归降的蒙古族人押解到天津安置。据传朱棣部下将领张进宝即在“扫北”后率一批蒙古士兵在天津定居，人们称其为“张鞑子”．所居住的村庄称“张鞑庄”即现河东区的“张达庄”。由于明王朝对内地的蒙古族采取了强制同化政策，强令他们改取汉姓并不许“自相嫁娶”, 元、明时留在天津的蒙古人和内地其他地区蒙古人一样大部分逐渐融合到汉族中，但至今也有不少人仍记得自己是古代蒙古人的后代。 清代又有一些蒙古族各阶层人士迁入天津。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东三省和蒙古族士兵在天津大沽口奋起抵抗英法联军，取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的第一次胜仗。之后二千余名蒙古骑兵面对偷袭登陆、拥有先进火器和优势兵力的英法联军前赴后继冲锋陷阵，几乎全部战死。在天津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一页。1860年后天津开埠成为通商口岸，至民国年间,已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和西北、华北、内蒙的商品集散地和出海口，在政治、文化上也在全国处于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有蒙族的商人到津经商，学生在津求学，政治人物到平津活动，也有迁入天津定居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毕业分配或工作调动，许多蒙古族同胞在天津落户。196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原驻津部队和驻山西、驻内蒙古部队换防，内蒙古军区犭虫立二师(原内蒙古公安总队)调入天津改为天津警备师、天津武警总队，相当多(超过千人)的蒙古族部队人员和家属由此定居天津。平反文革时期蒙古族“内人党”冤假错案后，在内蒙古军区直属机关工作的众多蒙古族干部及家属被以协助天津建设的名义调到天津分配工作。内蒙是天津知青的主要插队方向之一，文革后知青返城，有一百多个蒙汉通婚的知青家庭及子女回到天津落户。改革开放以来，来天津学习、工作、从事各种事业及定居的蒙古族同胞人数又有增长。
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天津市蒙古族人口为11 331人，其中男4616人，女6715人。市、县区的具体分布是： 市辖区蒙古族人口8699人，男3776人，女4923人。其中和平区498人，男233人，女265人。河东区1065人，男467人，女598人。河西区981人，男463人，女518人。南开区1440人，男659人，女781人。河北区895人，男335人，女560人。红桥区498人，男200人，女298人。塘沽区605人，男294人，女311人。汉沽区38人，男15人，女23人。大港区427人．男175人，女252人。东丽区433人，男：191人，女252人。西青区403人，男206人，女197人。津南区258人。男139人，女119人。北辰区499人，男207人，女292人。武清区649人，男192人，女457人。 市辖县蒙古族人口2632人，男840人．女1792人。其中宁河县283人，男92人，女191人。静海县469人，男137人，女332人。宝坻县561人，男141人，女420人。蓟县1319人，男470人，女849人。
以上天津市蒙古族人口占2000年天津市常住人口1000．88万人的0．1132％。天津市当年共有少数民族人口26．38万人，蒙古族位于回族、满族之后居第三位。20世纪以来在津的蒙古族同胞的活动和整个中国社会的脉动是一致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天津从事地下斗争的共产党人中就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蒙古族革命者。索立波(1906—1972)，青年时期投军于冯玉祥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搞兵运，后在天津做党的保卫工作。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作为部队指挥员一直在华北战斗。解放后调入天津工作，曾任解放军20兵团参谋长、69军副军长、北京军区副参谋长等职。乌兰(女) (原名宝力格)(1922—1987) 15岁参加革命，被中共党组织派到天津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亲手放火烧掉天津日本纱厂的许多棉花，用定时炸弹先后爆炸了天津日本控制的田野洋行、桥粱、铁路以及装载日本军火的船只。乌兰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东蒙地区的武装斗争．是威镇草原的女英雄“双枪红司令”，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委员、自治区妇联主席、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兼女工部部长．她被天津人民称为“抗日中的天津老乡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第四野战军中许多蒙古族指战员勇敢善战，立下功勋。有的牺牲在海河之滨，有的还参加了保卫、建设天津的工作。有的更是离开天津后几次调回，和天津人民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如离休前任内蒙伊盟军分区副参谋长的何万金，任武警天津总队副队长的白风龙冬等参加天津战役后南下，后北返内蒙军区。1969年又随内蒙犭虫立师换防来津，离休后又在天津定居。这样的蒙族干部在天津还有不少。
1949年以后．驻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中的蒙古族官兵曾在天津蒙古族人口占较大比重，他们在天津抗洪、抗震、引滦入津、环线道路工程等一系列抗灾斗争和建设中为天津人民、为天津的各方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天津警备师中的蒙古族师团领导率领官兵奔赴灾情最严重的地方，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时任指导员的那顺乌日图曾因在学习雷锋活动中表现突出而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接见，他在抗震中带着重病冲进废墟救人，自己却落下终身残疾。此后他几十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用蒙文写作，经常在内蒙古的多个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并在天津为蒙古族青年传授蒙古语文。20世纪80年代天津实施引滦入津，铁道兵八师的数百名蒙古族战士和天津警备师的数十名蒙古族干部积极投入这项造福天津人民的工程。时任警备师副政委的巴图巴雅尔(又名包南)担任了工程指挥部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卓有成效的领导了工程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安全保卫。在天津中环线、外环线工程中．时任天津武警总队参谋长的郭景春(后任副总队长)、任武警三支队政委的乌力吉(后任总队副政委)等蒙古族干部领导部队给工程建设以极大的支援。蒙古族军队科技干部拉西嘎拉桑，1945年参加革命，作为军医，因研制新型x光机等多次立大功、获国家荣誉称号并被聘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也因工作而患上严重的放射病。他曾任天津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在天津潜心研究高速自行车，已获专利成果并作为天津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许多蒙古族干部在部队时为天津人民服务，转业后仍留在天津工作。在天津当代历史发展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鲍龙，解放战争年代16岁时参加解放军内蒙骑兵部队，1963年任天津驻军团干部时参加海河抗洪，率部完成炸堤泄洪，为保住天津立下大功。“文化大革命”非常时期．时任解放军驻津军训联合指挥部政工组长的鲍龙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在一片造反打派仗的喧嚣中大胆的解散了天津延安中学红卫兵战斗队，建立了“学生以教室为基础，复课闹革命，在全校范围内联合”的试验点，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毛主席著名的“三.七”批示的肯定。出现了全国学生复课的良好局面。这是“文化革命”动乱中一个很重要的有一定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鲍龙转业后长期担任天津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为天津的民族团结做了大量领导工作，他还创造性的倡议成立了“天津市蒙古族联谊会”，促进了在津蒙古族同胞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交流，并推动在津蒙古族为内蒙贫困和受灾地区实施了多次募捐和支援。部队转业干部有影响的还有白音宝力格（转业后先后任天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农林业局局长、天津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王朝葡萄酒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宝音代来（转业后任天津电力局副局长兼电力总公司党委书记）等。
除部队和部队转业干部外，在津的蒙古人分布在全市各行各业，其中有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工人、农民、教师、企业家、服务人员等，有许多是各自领域中的杰出人物。
著名科学家、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1896—1985），其祖先是元代落户安徽的蒙古人，出生杭州，童年随家庭北迁来津，在天津读小学，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赴美国，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天津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大理学院化学系主任兼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西南联大教务长、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化学组组长，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至第五届的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中国化学会第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二十届理事会理事长、常务理事，天津市科协主席，天津市文教委员会副主席，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院长等。杨石先是中国化学界的泰斗，中国有机农药研究事业的开拓者，中国教育界的一代名师。
天津教育、科学界、政界中有代表性的蒙古族人士还有杨宗磐（1916—1975，生前任南开大学教授，概率论教研室主任，数学家）、童坦（现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林乃初（塘沽职工大学（现天津滨海职业学院）教授，红学家、楹联学家）、岳岚（天津重点中学塘沽一中老校长）、哈日呼（新港中学老校长）、钢帖木尔（核工业部天津某研究所研究员）、巴雅斯古朗（天津机械咨询服务中心总经理，天津精大稀设备维修改造公司董事长、天津欧娜渔具联合有限公司董事长，工程师，曾任天津市政协常委、天津市特等劳模。曾帮助昭盟、锡盟牧民研制了风能电网围栏）、白云祥（林业专家、曾任天津市林学会理事长、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敖腾（人民日报驻天津记者站站长）、尹益民（天津市民委宗教局宗教处处长等。）
在内地散居蒙古人的大城市中，由于分配工作、干部安置、内蒙部队的调入、天津北方海口城市所造成的内蒙经商人士的来津和在津求学青年的增多等因素，当代天津蒙古族人在散居中形成了在一定条件下相对集中的特点，且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数较多。20世纪后叶蒙古人联谊会成立后，又能实现定期的交流活动。一些活动，如自发的蒙语培训和学习，在室内每年举行那达慕大会等极富特色，在内地大城市中堪称创举。天津的蒙古人仍然保持了性格豪爽、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等民族特点，体现了蒙古族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在非民族聚集地仍然具有的适应力和活力。 |
发表于 2009-1-31 13:28:22
楼主
发表于 2009-2-2 00:1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