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中世纪属于游牧民族

拖雷

一，评价历史的心态与立场 在上两篇札记里，在不同的博克里看到有几人就我的解读说我“断章取义”，我想那不过是那些读者不愿意看到斯氏的某些观点被我揭示出来而已。因为那会成为不祥的文明榜样：“文明断裂”不全是坏事。当然，就这方面大家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正如一般人都知道的，今天的西方哲学与其他科学都受到了罗马文明体系的极大影响，但断裂的事实也是清楚的。斯氏指出，由于北方蛮族的进攻，“西罗马”被毁灭，那里的种族分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拉丁语也死亡了，代之而起的是“蛮族”带来的流行至今的日尔曼语；还有，罗马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也随之被摧毁，就在4-6世纪一种从西亚产生的宗教迅速进入欧洲覆盖了旧的信仰体系。欧洲，准确地说是除了“东罗马”（拜占廷）之外，出现的是一个全新的欧洲。在这样的一个事实基础之上，你认为欧洲的文明在“古典时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500年）是“断裂”了还是没“断裂”，各自评断，没有硬标准。 中国在文革期间语言、人种并没有发生改变，仅只是信仰体系发生了严重改变，人们就将之称呼为“文化断裂”，那么假如语言与人种也发生了改变，那么我们将如何评断？这个历史事实是很清楚的，只是谁愿意承认的问题。掩耳盗铃、指鹿为马并非仅只是一种传说，它们也经常发生在现实之间。 有关“文革”等历史时期的评价我们必须将政治表现与历史价值剥离开来，尤其当我们前瞻一个时代的发展时更需要如此。这非常容易理解。当我们欢天喜地地站在长城上感叹古人的伟大杰作时，我们不会将孟姜女们的泪水考虑在内；当我们将长城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时，很少人考虑过其实长城本来应该是“秦暴政”的一个象征。时间改变了一切，时间改变了价值判断。就一件事实，其道德、政治与历史价值确实是可以分离的。 二，宗教与游牧人同时兴盛 在接下来的“第三编”中，斯氏讲述了欧亚大陆“中世纪的文明”，他描述了全球的人类是如何从相互的割裂进入到一种相互交接的“一致性”。全球化逐渐走入人类的视野。而这一切都是由快速移动的游牧人来完成的——这个鲜明的总结多少是我做出的。书里的“中世纪”指公元500-1500年之间的1千年。 我认为觉得“中世纪”不仅是游牧人的天下，也是宗教的天下。全世界从此被分为三个不同的小世界，这个深刻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西部欧洲在中世纪之前就已经被游牧人侵占，在中世纪这一态势继续稳固。在拜占廷（东罗马），最终政权被突厥人掌握。在这里建立的（广义）基督教堡垒产生了至今在东欧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东正教。当拜占廷在15世纪彻底灭亡时，代表着阿拉伯世界游牧人精神的伊斯兰教覆盖了“东罗马”的一切。西部欧洲接受了基督教，但却没有接受东正教。 东正教的特点从产生时就带有东方保守特点，宗教依附于世俗王权，这与西欧是完全不同的特点——教皇的权利几乎超越世俗王权。之所以有如此不同的特点可以从他们最初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客观条件应予适当评价。也所以，西方的民主未必全面而直接地来自希腊的自由精神。反而是希腊所在的“拜占廷”一直是保守的。这一事实也可以再次解释西方的政治现代化是否是对希腊精神全面的继承找到“证据”，“断裂说”是否因此有其根据也有了一个新的争论话题。就基督教对西方政治现代化的影响我先前已经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在这一编里，作者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从基督教产生出来的一个分支——伊斯兰教——是如何最终把阿拉伯人团结在一起，进而进行政治军事的扩展，最终地中海成为一个穆斯林的“内湖”，而那里曾经是罗马人的“内湖”，最终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以南北平分了地中海。可是说这是一个标志，一种文化兴衰的标志。斯氏总结说，伊斯兰教的出现是世界文明的一个转折点。世界格局在那之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作者的视野里有三大板块活跃在“中世纪”，一个是欧洲的，另外一个是以伊斯兰教团结起来的阿拉伯人，另外一个是东亚的。由于地理上的屏障，早期东亚地区被屏蔽在欧亚激烈的征战之外，除了游牧人的突厥、匈奴扫荡部分欧亚地区，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东亚文化基本上没有参与西边的争夺战。不过东南亚地区悄悄地被阿拉伯世界的商人给穆斯林化了。 从某个角度看，西方“中世纪”的争夺更多是一种信仰的争夺，所以我把“中世纪”看作一个“宗教阶段”，具体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争夺战，这以其中的“十字军东征”最为著名。 在西方为宗教信仰而战时，东方也在进行着另外一场悄悄的宗教活动，那就是佛教的传播。一种来自印度西北部的大乘佛教截止7世纪已经深度渗透中国，原本仅只是具有等级观念的保守的中国人，根据佛教以及原本的散淡道教精神，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陷入一种绵软无力，这种特性也一直延续至今天。 印度地区也是个宗教的激烈争夺地区，但这里的争夺发生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至今那里的宗教冲突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并且还直接导致了上个世纪巴基斯坦从印度分裂出去。 尽管这几种宗教斗争得你死我活，似乎分别很大，但其实他们的分别也很小。宗教是一种文明产物，它是一种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随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宗教既会蓬勃发展，但也可以预期他们必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本质上他们都是人类在一定时期认识世界、解决人类精神问题的同样产物，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 这几种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迅速扩张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几乎可以夸张一些说，“中世纪”是穆斯林的世界，不仅阿拉伯人的世界地位大为提高，而且“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此期大放光彩。 斯氏是唯物主义者。似乎每个知识分子都对自己所处的文化体系有过责的倾向（夜郎之乡的中国人除外），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似乎也是西方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深刻批评乃至否定的一个过程，这似乎可以归结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斯氏在全书中相对甚少提及基督教。所以看不到他对基督教的太多正面评论，他多把社会的进步归结为技术文明。所以在总结欧洲如何回击穆斯林而最终获胜时，没有给人形成一种印象：是基督徒教战胜了穆斯林。这可能是一种学术的稳重考虑。作者提出了伊斯兰教世界的衰退与不求变革有关。反过来，我们假如参考一下流行的西方理论，不难从韦伯等人的思路看出，西方基督教的迅速急变尽管充满了血与火，但最终西方文明正是从从不断的更新中凤凰涅 。斯氏始终把变革放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欧洲的一路向前，建立在不断地更新上面。 三， 不管是欧洲蛮族还是伊斯兰教都是游牧特色的民族。在“中世纪”，当生产力与游牧方式结合发展到一个顶峰阶段时注定会有一个个游牧民族出现在世界舞台。在蛮族与穆斯林之后，亚洲的一只猛狮奔出山岗，继匈奴、突厥之后来自亚洲的游牧人震惊了世界，这就是蒙古人。蒙古人只用了一两代人的时间迅速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而且它横跨欧洲与阿拉伯世界。事实上，也正是蒙古人的出击打破了原先的欧亚关系，“阻止”了穆斯林在全球的继续扩张。 在评价蒙古帝国的历史功绩时，作者认为蒙古人带动了东西方世界的沟通，并且象以往的战争一样，带动了文明的创造与发展。但蒙古帝国只维持了几十年就分崩离析。在研究这一现象时，可以对比的是伊斯兰帝国的稳固发展，所以这一结论应该值得欣赏：蒙古帝国没有自己的文化将政治加以巩固，无论他们到哪里很快就被同化，因而失去持久的凝聚力。蒙古人的失败同时来自于人口上的稀少，这样人种和语言的影响优势也都随之失去，仅靠军事的统治是极不牢固的。 很明显伊斯兰教的影响多半依赖于统一的宗教和语言。西方也同样，基督教是他们共同的桂冠。在中国也不难分析，帝国传统的一次又一次恢复，都得益于语言、人种与儒教的统一相传。不过，假如放置在现代化平台上考量他们以往的成就与今天的现状以及他们的未来，那是另外一个话题。裹脚布又臭又长没人喜欢。 假如把欧亚地区的三个板块的游牧人做个时间安排的话，欧洲最先，阿拉伯世界第二，突厥-蒙古人最后。蒙古人的“闪电战”让人印象深刻，实际上这也是所有游牧人的一个军事特点。有人悲观地说，文明被野蛮人摧毁是个规律，这是没有从宏观上看到文明的规律。游牧人的优势实际上仅只是一定期间内交通工具的优势，其快速与省力的特点农业民族无法望其项背，所以农业文明一次次遭受蹂躏是必然的命运。当科技革命促使交通手段的根本改观之后，当牛马大车成为一种落后的象征时，游牧人的时代就走到了尽头。“中世纪”结束之后，游牧人驰骋全球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中国人此后再一次遭受游牧人的蹂躏恰恰是保守的中国人科技落后造成的被动局面。 公元15世纪开启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时代，那是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时期。新的技术革命创造了新的交通工具，人类文明的命运由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