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传说的迷雾，还历史真实（2）ZT：元朝时的科学技术

博英纳言

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朝代达到像元朝那样的居于世界领先集团之列的水平或程度.元朝的科学技术达到或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中天文学、数学，甚至医学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  

    彼时，领先于世界的阿拉伯与波斯科学技术传入中国，原因恐怕在于元朝的帝国有实力征调大批阿拉伯、波斯等地的科学、技术精英前来中国。这些精英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大多是伊斯兰教徒。这些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先前来华穆斯林一道，与中国其他一些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遂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回。回回把阿拉伯与波斯甚至希腊与罗马的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医学、文学、哲学、历史等各方面知识在中国加以传播和介绍，其中尤以天文、数学等科技图书最多。  

    应该说这些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一些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出现在元朝时期的中国，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千年来，中国在传统上一贯推崇“学而优则仕”及“重文章轻科技”的思想，例如缔造天府之国的李冰父子，远远无法与孔孟、朱熹等思想家或理学家，以及苏轼之类的文学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状况却在元朝却有所不同。  

（1）、天文学  

    元朝的天文学具有浓厚的“吸收”色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元朝，天文学方面的科学技术造诣是世界水平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征招“回回为星学者”。他们翻译及带来诸如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也译做尤尼）的《哈基姆星表》（也译作《哈基姆历数书》）等天文学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旧制，设立司天台；1271正式设立回回司天台，1312设立回回司天监。后来还任用了一大批以札马剌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为代表的天文学家管理此类工作。札马剌丁等一批天文学家先后在这里工作，为中国天文历算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天文学家们不仅带来或使用一批先进的天文仪器（主要来自阿拉伯及波斯），而且还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先进的天文仪器。札马剌丁自己制作的天文仪器有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七种。这些仪器，当时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研究科学史的英国李约瑟博士在谈及地球仪时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廷?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人。”可是札马剌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廷?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  

    札马剌丁的地球仪是球状的，体现了寰球这一科学概念与设想。这无疑对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进行了勇敢的否定，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天文学家（及水利和数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了简仪、仰仪和圭表等天文仪器，比丹麦人第谷的同样的仪器要早300年。同时，他主张以实际观测为依据，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天文监测网[另外，郭守敬还设计、制造了大型计时仪器――七灯漏（大明殿灯漏），该仪器是反映中国古代计时机械制造技术水平的代表作]。  

    在历法方面，札马剌丁依照阿拉伯历法编制有《万年历》；在此前后一段时间，尚有《回回历》被使用。《回回历》其实是阿拉伯太阴历，即目前仍在使用的伊斯兰教历。而王恂与郭守敬等合作，在反复学习、稽考《哈基姆星表》及其它资料的基础上，于1280年编制完成一部著名的历法――《授时历》。《授时历》是我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历法。在编撰《授时历》的工作中，王恂负责推演计算，郭守敬负责实际观测和制作仪器，另外还有许衡负责研究“天道”。《授时历》以365.2425天为一年，与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有26秒的差距，其准确程度相同于现行公历，但比公历的使用要早300年左右。《授时历》自元以来一直延续使用了约360年。

[ 本帖最后由 博英纳言 于 2007-7-4 11:48 编辑 ]

博英纳言

（2）、数学  

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上述遗迹是1273年修建安西王府时，作为奠基埋藏的。  

元朝是继两宋中国数学济身于世界水平的黄金时期。中国数学家不但继承、超越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众多来华穆斯林将先进的数学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的数学研究在元朝有了质的飞跃。  

1280年，元代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王恂与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穆斯林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最为称奇。  

1303年，《四元玉鉴》问世。其作者数学家朱世杰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则在1775年由法国人别朱提出同样解法。朱世杰的另一项成就是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的研究，而且在此基础上得到高次差的内插公式；在欧洲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1676~1678年牛顿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一般认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其中的一部分是明朝的徐光启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帮助下翻译并引进中国的(合译《几何原本》前6卷)，但是有学者（方豪，《中西交通史》）认为，在此前的元代，此书已经被来华的穆斯林带到中国。  

14世纪中、后叶明王朝建立后，由于科举大兴八股文模式并删减数学内容，以及珠算盛行，因此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中国古代数学便衰落了。

博英纳言

（3）、医药学  

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博英纳言

4）、元大都与“京通”大运河  

北京的历史约有2000年以上，然而今日的北京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可?波罗曾经赞扬元大都说：“城是如此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是不能描写他了!”  

就建筑学成就而言，元大都堪称享誉中、外的建筑学艺术瑰宝。元大都城在技术方面的主持设计与参与建设者，是来华穆斯林建筑学家亦黑迭儿丁。难以想象，这位建筑学家竟能够运用中国传统的建筑学特色，结合世界上先进的建筑学风格，设计出格局宏大、规划严整，与自然和谐相融的元大都。参与元大都设计、建设的，还有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全面地说，元大都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元大都自1267年开工兴建，至1285年历时18年建成（先前的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莲花池以东，元大都的新城建在中都旧城东北）。  

除了一些伊斯兰教清真寺与基督教堂之外，元朝还在元大都兴建了国子监（孔庙）、白塔、妙应寺、白云观等文化性和民俗性建筑。  

元大都的经济繁荣同开凿通惠河密不可分。史书记载当时元大都每年要从南方运进粮食百万石以上，多时高达300余万石。在通惠河开凿之前，粮食从水路运抵通州后，要转经陆路方能抵达元大都城内。  

公元1291年，郭守敬指挥修建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从通州到元大都，他设计七座水闸，这七座水闸彼此相距约半公里的地方，又设计有斗门。郭守敬就是通过水闸和斗门的关闭与开放，调节运河各段的水位高低，引导船舶顺畅通过。工程竣工后，元世祖亲自将这段164里长的运河命名为 “通惠河”。通惠河是中国工程建设史上的杰作，其运用的巧妙方法与现在国外一些运河采用的技术是基本相同的。宋濂编撰的《元史?志第十六河渠一》亦有记载。  

通惠河使用之后，前往大都的船只可由沿海进入河道，以及由大运河，最后经通州直达元大都城内码头（即今天北京积水潭）。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次由完全的内陆城市变成东方繁荣、昌盛的大港。黄仲文《大都赋》有“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树，选九州之?芬”之写照。  

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政治中心，还是闻名世界的商业大都市。从运河和陆路，都有大量商品进入这座大都市。来自亚洲各国、欧洲，以及非洲海岸的使者和商队络绎不绝。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沿着时间的纵轴把今天的北京在世界上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不足百年的元大都，是北京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博英纳言

（5）、刺桐港――“东方第一港”  

古代的泉州因环城大量种植由海外引进的刺桐树而得名“刺桐港”。历史上泉州的丝绸、瓷器与铜铁制品工艺先进，质量上乘，享誉海外。公元684年（唐嗣圣元年）该地开始立州建置，名曰武荣州，公元711年（景云二年）改称为泉州。  

自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至北宋后期，海外已有31个国家和地区与泉州进行通商贸易，南宋则有58个；而到了元代，泉州与海外的通商贸易已涉足近百个国家与地区，至今屹立在泉州沿海的六胜塔，就是当年引导航船进出的灯塔遗迹。当时的刺桐港港口里船舶相连无边无尽，巨宗货物堆积如山。元政府不但曾经在泉州设置行省，以加强和巩固该地政治和军事地位，而且在1281年元政府还做出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不再抽分”。这一极富开放性的政策使得泉州对于四海商贾颇具感召力，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泉州的繁荣昌盛，泉州也在此时赢得“东方第一港”之赞誉。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专家学者考证，当时的刺桐港（泉州）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列的世界两大港口之一。  

《泉州府志?城池》曰：“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即《东方闻见录》)中写到：“应知刺桐港即在此城……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言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

博英纳言

（6）农业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元史?食货志》  

蒙古统治阶级发源于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在进入黄河流域的初期，曾经尝试用自己原先擅长的畜牧业代替农业生产（后经耶律楚材的劝阻而收敛），这是一种倒退现象。  

但是在元朝入主中国，基本平定全境之后，自元世祖时期即开始重视农业，很好地制定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农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例如，禁止圈占农田为牧场，并派遣官员清理被侵占为牧场的民田，按籍悉归于民或听民耕垦；设立专管农业的机构，派人到地方检查农业生产（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标准??“五事”的前两个，便是“户口增、田野辟”）；招集流民，鼓励垦荒，并且免税一年，第二年税收减半；组织军民屯田；建设水利（中央与地方分别设都水监与河渠司），整治黄、淮水系（当时黄河经淮河入海，经常引起下游地区严重水患，元中央政府征调各地人力物力大力加以整治，从而免除了水患）。另外，在通惠河开凿之前，元世祖已经下诏命官员组织财力与人力凿通通河，以改变隋代大运河的水陆并用、迂回曲折的不合理走向。  

王祯编著《农书》一书有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是中国古代一部对农业生产进行全面系统论述的伟大著作。  

中国古代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吕氏春秋》与汉朝的《?胜之书》（“?”音同“范”），仅残存片言只语，而后魏的《齐民要术》在系统性上也远不如王祯的《农书》。  

《农书》全书约有13多万字与300多幅图画，全文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  

《农桑通诀》包括对农、林、牧、副、渔及水利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性论述，提出“顺天之时、因地之宜、存乎其人”这一重要的农耕思想。《百谷谱》对各种农作物的品种、特性、栽培、种植、收获、贮藏和利用等知识加以介绍，尤其是王祯将农作物分为谷、蔬、果、杂等6大类，堪称中国农作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此外作者对于植物性状的描述，也是此前书籍不曾有过的。而《农器图谱》则是《农书》的重点部分，该部分就田制、仓廪、舟车、灌溉、蚕桑、织纤、麻芒等20门类，详细介绍了257种农业机械，而且配绘图谱306幅并加以文字说明，其价值超过以往所有农业机械书籍，甚至中国古代后来在这方面的论述，亦无超越王祯者。  
《天工开物》也是一部经典。  
元时中国棉花种植区域扩大，尤其是南方棉花种植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并带动了纺织业发展，黄道婆等对改进与创新棉纺织技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无疑对解决穿衣问题至关重要。  

另外，纸币开始在中国大量流通，使包括农业在内的元朝的经济生活进一步繁荣。

博英纳言

（7）、文学艺术与活版印刷术的改进  

元朝的戏剧空前繁荣，有《西厢记》、《窦娥冤》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相继问世。元朝小说创作也十分繁荣并波及此后的明、清两代。而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华优秀文学遗产，涌现出诸如马致远、马九皋、贯云石等散曲小令名家。  

元朝对中国音乐的主要贡献是推广回回乐器――兴隆笙、殿庭笙、火不思、胡琴。其中火不思（又译“浑不似”）本是一种四弦的波斯弹拨乐器。将火不思四弦改造成二弦并使之成为拉弦乐器，就是现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胡琴。胡琴是中国最早的拉弦乐器。虽然胡琴的历史久远，但是与现代样式最为接近的胡琴出现于元代的中国。自元代伊始，胡琴这种伊斯兰乐器便取代先前在乐器演奏中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乐器琵琶。后来的三弦也是在这两种乐器的基础上产生的。至今，胡琴、三弦更是广泛应用于中国戏曲音乐之中，成为所谓的“民族乐器”。  

在活版印刷术方面，王祯（同时还是农学家）设计出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并于1298年用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其《造活字印书法》（附于《农书》书末）是最早的系统性介绍活字排版印刷术的科技文献。

bohr

当时还是阿拉伯人厉害吧  元朝科技的发展主要是因为交流环境宽松  学习了很多人家的成果

故乡黑骏马_2

当时确实是阿拉伯人厉害,代表世界学术的顶级水平.
之后才是欧洲的文艺复兴,世界学术的中心才转移到欧洲.

博英纳言

阿拉伯人是厉害，但是……

怎么说呢？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

一个狙击手，他的枪很高级也很昂贵，可以百发百中，您说到底是狙击手厉害，还是他的枪厉害？

是使用工具的人厉害，还是工具厉害？

故乡黑骏马_2

这个比方确实不恰当.

关键问题是: 1.这些东西原创的很少,多数是外来的; 2.这些东西没有留下来,而是随着元朝的灭亡消失了.

比如里面提到的<几何原本>可能在元朝传到中国------即便如此,到明朝也失传了,更何况<几何原本>在元朝传到中国这件事本身也没办法考证了,毕竟<几何原本>传入中国现有的最早记录是在明末.
<几何原本>在中世纪的欧洲已经失传,文艺复兴的时候才从阿拉伯文重新翻译成欧洲文字,传回欧洲,在明末,由传教士传如中国.

baolige_2

我想知道这个资料的出处是哪里呀？

博英纳言

现代文明，仍然是外来的东西多，原创的少，最主要的是应用的情况。美国这个彻头彻尾的移民国，是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才得以有现在的成就。

完全原创的东西，虽然珍贵，但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全部都是原创的，有点不可想象，也不太实际。有点近亲结婚的味道。

元，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开放，势力和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而且元的统治者比较注重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才造成了科技的爆发繁荣。

这个从草原深处走来的异族，才刚刚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便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吸纳各种各样的文化和科技。

如果因循守旧，继续“科举”、“八股”的僵死模式，断然不会有科技文化的繁荣，因为在“科举”、“八股”的遗老遗少们看来，科学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已。火药和指南针不也曾作为“玩意”而被蔑视，而不是转化为生产力吗？

作为统治者，元的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空前繁荣，又促进了科技文化在中国的推广、应用。这是无可质疑的。而非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鸹噪的那样，什么进行了“大屠杀”、“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元的经济实力、国家势力；版图；军事力量；科技文化；政治政策；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外贸易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是这么个伟大的帝国，却是由草原深处出来的“野蛮人”创建的，自然不能在“正统”的历史上留下好名声。

所以“正统”的学者们，自然要想方设法的歪曲其历史；有点良心的，就算不歪曲，也尽可能的回避其历史。毁掉它的所有遗存、文物、书籍、典籍，不能让这个草原“野蛮人”创建东西，超过自己的祖先――在古代，这是很正常的做法。

可笑的是，时下依然有所谓的专家、学者对异族的东西抱有敌视、蔑视的心态。《中央十套》某期节目，谈到吴三桂时，曾说到吴早期还曾抵抗过清军，某位国内著名大学的“专家教授”居然冒出一句：……那时候他还是正义的……；

害的我刚吃到嘴里的饭，差点喷一桌子。――就这种水平，他们还能有进步吗？还能发展吗？要不是总设计师打开了对外开放的窗口。他们可能还在“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罢！

对于这些冒牌的“专家”、“学者”们，本来还想再揪揪他们的胡子，奚落奚落，却不便于在这里出他们的丑！

回头来看，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中国，原创的东西剩下多少了？

博英纳言

消失的东西，确实很多，很可惜！

――这是“正统”的一个普遍现象，“传国玉玺”是一定要传的，否则就不“正统”。但是前朝的东西，多数是要消灭的，前朝被推翻了，是因为它不“正统”，所以被“正统”的后来者推翻！否则后来者就是“非正统”啦！

――“非正统”的东西，自然应该消灭，“以正视听”！

――所以历史上，焚烧前朝的典籍、皇宫、城池；杀戮学者、文人、匠人屡见不鲜！即便是近代，不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回想一下30多年前的所谓“十年浩劫”吧！

――而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毁掉前朝东西的，似乎只有两个朝代――元和清！而这两个朝代，恰恰又是“专家”“学者”们极力回避或极力贬低的“非正统”时期。

――而在历史上，最辉煌、最强盛的时期，又都是“非正统”的朝代：

――最早的强盛时期唐是鲜卑人创建的；后来的元是蒙古人创建的；再后来的清是满洲人创建的；

――所以要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否则，可怜的“正统”们还能剩下些什么呢？“小脚”和“子曾经曰过”吗？

――还好这些“非正统”时期多少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蛛丝马迹，让我们可以窥见其真实的点点滴滴！也可以看到“正统”们究竟干了些什么样的“非正统”的事情！

saihan1

这样的介绍有点一相情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是非常讨厌元的.出于政治利益对元的评价趋于中性.

bohr

现代文明，仍然是外来的东西多，原创的少，最主要的是应用的情况。美国这个彻头彻尾的移民国，是吸收了大量的外来文化，才得以有现在的成就。

完全原创的东西，虽然珍贵，但如果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全部都是原创的，有点不可想象，也不太实际。有点近亲结婚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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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有点激动了吧  这段可是乱七八糟

博英纳言

呵呵！楼上的提醒的对！

――其实我想说的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完全从无到有冒出来所谓“原创”的文化传统，可能不会存在吧！

――而且似乎外来文化越纷杂，社会的意识就越开明，科技与生产力就越进步。例如殖民时代的欧洲和近代的美国。2战后的日本和韩国。

――与之相反的例子：强调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国家。有石油的尚可，没有石油的例如阿富汗。趋于闭塞、封闭、自我陶醉。

――元代，大量的雇佣阿拉伯人，是事实。这些人带来了大量的先进的文化、技术等等。虽然不是蒙古人原创的，但是倘若不是蒙古人，这些东西也是无法进入中国的。

――没有哪个朝代曾如此大量的引进外来文化的。对于“正统”的中原文化，蒙古人本身就是外来者！

――元的统治者们，这些刚刚创制了自己的文字的“野蛮人”们，自然不会有几千年文化积淀的沉重包袱，他们看重的，是实用、是先进、是如何能更好的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不会关心那些外来的是不是“正统”，是不是合乎“古训”或“子曾经曰过”的教导。

――蒙古人的厉害，就在于此！

博英纳言

元代著名天文历法学家――札马鲁丁

札马鲁丁，又译作扎马鲁丁、扎马剌丁、札马剌丁。生卒年不详。元代著名天文历法学家，以制造天文仪器及编纂历法和地志闻名于世。

　　札马鲁丁原是西域人波斯马拉加天文学家，宋末元初来到中国。忽必烈继位后，札马鲁丁任职于司天台，主持制定《万年历》。至元四年（1267），他依据伊斯兰教历法撰著《万年历》，由忽必烈颁行天下，在元代一直为人民所采用。同年，他在元大都（今北京）设观象台，并创制出7种天文观测仪器：①咱秃哈喇吉（波斯名，汉译为浑天仪、多环仪），是用来观测太阳运行轨道的仪器；②咱秃朔八台，汉译为方位仪，是观测星球方位的仪器；③鲁哈麻亦凹只，汉译斜纬仪，是用来观测日影，定春分、秋分的仪器；④鲁哈麻亦木思塔余，汉译平纬仪，观测日影，定夏至、冬至的仪器；⑤苦来亦撒马，汉译天球仪，或译为浑天图，即天文图像模型；⑥苦来亦阿儿子，汉译地球仪；⑦兀剌都儿剌不定，汉译观察仪，今译为星盘，观察昼夜时刻的仪器。这些仪器设计巧妙新奇，准确精密，反映了回回天文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尤其是他制造的地球仪，是我国第一架地球仪，在地学上体现了一个环球思想，也促进了中外天文学方面的交流。

　　至元八年（1271），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五一牧场境）建立了回回司天台，将上述回回天文仪器安放在上面，任命札马鲁丁为提点（相当于今台长），职责是用西域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这里成了13―14世纪中国研究阿拉伯天文学的中心，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后来科学家郭守敬编制更先进的《授时历》时，曾参用了回回历法，有了新历之后，《回回历》仍与之并行天下，仅1328年官府印制出售的《回回历》就达5257册之多。札马鲁丁等人传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7部等回回天文书，也都是郭守敬的重要参考资料。

　　札马鲁丁在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巨大的。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任命札马鲁丁为集贤大学士、在奉大夫，行秘书监事，主持纂修《大元一统志》，历经18年，于1303年完成。全书600册，1300卷，是我国古代由朝廷主持编辑的第一部全国地理志??元代官修地理总志，卷帙浩繁，前所未有。书中附有彩色地理图和一幅《天下地理总图》。

　　札马鲁丁是把伊斯兰教天文历法较全面介绍给中国的第一人，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札马鲁丁等人传入中国的阿拉伯世界的学术文化也是广泛的，包括天文、数学、化学、力学、医药、地理、哲学等诸多方面。如《四劈算法段数》（数学书）、《忒毕医经》（医书）等，其中《四劈算法段数》十五部，据考可能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十五卷的最早汉文译本，还有《诸般算法段目仪式》（即《几何学书》）等典籍的传入，使中国数学在元代得以突飞猛进，填补了中国算学之一大空白。

博英纳言

郭守敬(1231~1316)，中国元代的大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专家和仪器制造家。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元太宗三年，卒于元仁宗延二年。

　　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在统一前夕，命令制订新历法，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予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一部很精良的历法。王恂、郭守敬等人曾研究分析汉代以来的四十多家历法，吸取各历之长，力主制历应“明历之理”(王恂)和“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郭守敬)，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取得许多重要成就。

　　郭守敬为修历而设计和监制的新仪器有：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玲珑仪、仰仪、立运仪、证理仪、景符、窥几、日月食仪以及星晷定时仪12种(史书记载称13种，有的研究者认为末一种或为星晷与定时仪两种)。

　　在大都(今北京)，郭守敬通过三年半约二百次的晷影测量，定出至元十四年到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他又结合历史上的可靠资料加以归算，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为365.2425日。这个值同现今世界上通用的公历值一样。

　　中国古历自西汉刘歆作《三统历》以来，一直利用上元积年和日法进行计算。唐、宋时，曹士等试作改变。《授时历》则完全废除了上元积年，采用至元十七年的冬至时刻作为计算的出发点，以至元十八年为“元”，即开始之年。所用的数据，个位数以下一律以100为进位单位，即用百进位式的小数制，取消日法的分数表达式。

　　晚年，郭守敬致力于河工水利，兼任都水监。至元二十八至三十年，他提出并完成了自大都到通州的运河(即白浮渠和通惠河)工程。至元三十一年，郭守敬升任昭文馆大学士兼知太史院事。他主持河工工程期间，制成一些精良的计时器。

博英纳言

王恂（1235－1281）  元代文学家。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幼小从刘秉忠学，精通历算之学。1253年，荐于忽必烈，命辅导皇太子真金。中统二年（1261年），擢太子赞善。真金任中书令，凡有咨禀，必令他与闻。后领国子祭酒。至元十三年（1276年），议修金《大明历》，命他与郭守敬率南北日官，分掌测验，推步于下，遍考历书四十余家。十七年，《授时历》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