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取代元朝其实是历史的大退步

蓝天雄鹰

从国际地位上看，是巨大的退步！明朝国际地位远远小于元朝，元朝时对外交流十分开放，连欧洲教皇都派使者鄂多立克向元朝进贡马匹，杨维桢的《佛郎国进天马歌》就有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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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德中，元气昌，天王一统开八荒。

十又一叶治久长，前年白雉来越裳。

中国圣明日重光，仁声极沓动嘉祥。

乌桓部族号佛郎，实生天马龙文章。

玉台启，阊阖张，愿为苍龙驾东皇。

瑶池八骏有若亡，白云谣曲成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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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元皇帝不下堂，瑶母万寿来称觞。

属车九九和鸾锵，大驾或驻和林乡。

后车猎俟非陈仓，帝乘白马抚八方。



从文人言论自由度上看，元朝远远高于明朝，在元朝，知识分子言论自由，而在明朝，大兴文字狱，虐待文人，把文人当作奴才！朱元璋腰斩高启，朱棣雪埋解缙充分说明了明朝对待知识分子的野蛮。



从老百姓生活水平上看，元朝大部分时间百姓生活平均水平远远高于明朝，叶子奇记载：“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矣。”而明朝在朱元璋朱棣时期就爆发了大面积的农民起义，到了后期更是国内天灾不断，到处人吃人。



从人民道德水准上看，元朝人基本是健康的，尚武的，阳光的，自信的。而明朝人则是阴暗的，压抑的，变态的，奴性的。

[ 本帖最后由 litkt 于 2008-11-8 09: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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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人对自己国家的强盛是充满了自豪感的。请看两段元人自己的话——



　　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请注意“旷古未有”“雄浑之气”这两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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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云石在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中歌颂：“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



而明朝人怎么看明朝的，请看两段明人的话——



顾炎武：“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黄宗羲：“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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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人马致远在《中吕·粉蝶儿》中自豪唱道：“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小国土尽来朝，大福荫护助里。”



明朝人李开先在《西野春游词序》中称赞元朝：“元不戍边，赋税轻而衣食足，衣食足而歌咏作。”
元朝有《天文大集》，《哈基姆星表》，《授时历》，《四元玉鉴》，《回回药方》，《难经本义》，《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世医得效方》，《十四经发挥》，《农书》，《长春真人西游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



即便明朝在科技上小有成就，但也不能掩盖在其他方面的大退步！



疆域大退步，人民生活大退步，道德水准大退步，言论自由大退步……

从元史记载里看，元末老百姓常常“作乱”，但元朝统治者往往平定以后不久就把这些“乱民”给释放了，或者顶多惩罚一两个带头的。老百姓胡打海摔使劲折腾习惯了。社会宽松，统治者纵容了反抗也是不能忽视的。再比如方国珍贼党作乱，刘基一心为元朝效力，他建议筑庆元等城，以压逼起义军；并且极力反对招抚，倡言：“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方国珍大惧，厚赂刘基，结果被刘基拒绝。方国珍收买刘基不成，便派人由海路到大都(今北京)，以重金贿赂朝中重臣，使朝廷下诏招抚，元朝朝廷居然宽恕了方国珍造反大逆之罪，反而以抚局了事，还免除了主张诛杀方国珍的刘基的官职。结果后来南方起义频频而起，个个都不怕了。



后来明太祖朱元璋吸取元朝的经验教训，朱元璋和他的大臣们经常说：“宋元宽纵，今宜肃纪纲”“其失在于纵驰”（《明会要》），所以明王朝前期是空前的严酷专制，整个社会充满“戾气”（赵园语），成了僵尸的社会。

蓝天雄鹰

元朝确有其相当进步的一面。



一、元朝实行开放的经济制度，大力引进阿拉伯人先进的航海技术，使中国的海运贸易大大前进，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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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朝在宋朝纸币的基础上，大面积发行纸币，使之成为一种主要的交易媒介物，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三、元朝统治者能及时改变重牧轻农的观念，大力发展农业，并组织学者编写农业著作并加以推广，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四、元朝统治者对文化非常开明，使得中国有唐诗、宋词、元曲这样一个连贯的文化繁荣的时代。



五、作为草原民族，蒙古人比较重视女权，中国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而元朝之所以只有百年，两大原因促成了元朝的迅速灭亡：



一、严格的等级制度，激发了汉人的反抗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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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蒙古统治者过于贪婪，在发现多印纸币就能赚钱以后，大量印制纸币，导致纸币迅速贬值。元朝毕竟是纸币诞生之初，没有现代的金融理论，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导致元朝经济崩溃。



但无论如何，我都认为元朝明显强过明朝。明朝也只有朱棣这个有蒙古血统的皇帝做得好些，还搞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其他的皇帝全是腐败分子。长时间的海禁，文字狱，把中国搞得一团糟。中国的落后并不是从清朝才开始的，在朱棣死后就开始了。

蓝天雄鹰

元明两朝统治者对待科技的不同态度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元朝统治者以开放的心态对待科技人才，对待工匠都是非常重视。而明朝统治者轻视科技，重农抑商，不屑于“奇技淫巧”，加上八股取士，压抑天下人才的心智，因此导致了科技落后于西方。举个例子，当司天监的官员将元朝的水晶宫刻漏呈给朱元璋。（那时没有钟表，中国的计时方法，便用刻漏。元皇帝的这座水晶宫刻漏，备极精巧。中间设两个小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朱元璋竟然下令把这刻漏打碎。如此粗暴浅陋，怎能不导致科技落后？

[ 本帖最后由 蓝天雄鹰 于 2008-11-6 16:37 编辑 ]

蓝天雄鹰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告诉了我们这样的真实的元朝历史——



　　忽必烈在有计划有条理地规定和阐明他的政治和经济观念之前，他必须先减轻中国北方人民的苦难。蒙古人接管之前的战争在中国北方造成巨大破坏并丧失了大量的人口。［2］ 很清楚这种劫难使幸存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忽必烈统治的最初几年，他根据请求反复地对他的领地上的许多地区给予帮助和豁免。汉文史料记载他经常免去或减少遭受经济困难的地区的赋税。他还向受到自然灾害折磨的村庄提供纸币、谷物和布匹。［3］ 但是，除了这些应急措施，他还需要制定恢复中国经济的长期规划。



　　这个规划的中心点之一是鼓励农业。1261年忽必烈建立劝农司，劝农司挑选农艺学上有造诣的人去帮助农民更好地利用他们的土地。该机构每年向中央政府递交农业、蚕业和水利控制工程的报告。最终忽必烈组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促进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推动生产发展。他下令建造粮仓存储剩余的谷物，为歉收年份食品短缺提供安全保证。他对定居居民的关心表现在1262年的一个敕令中，这份敕令禁止牧民在农田中放养牲畜。他不希望自己的蒙古人民对宝贵的农业区域进行蚕食并且造成其他的损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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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必烈还摸索着帮助农民自行组织起来恢复经济。1270年他给予称为“社”的组织正式的地位，以鼓励农业生产和促进垦植，社由约50户人家组成并且由社长或者村庄的长者指导。忽必烈命令各社适时耕作、植树、开荒、改善防洪措施及灌溉、提高丝绸产量以及在河湖中养鱼。忽必烈和他的幕僚把社设想为农民的自助组织，而且还想给社植入其他的功能。他们希望利用社恢复农村的稳定并且帮助进行监视和进行统计。［5］



　　也许政府的最有新意的目标是利用这个新组织促进普及教育。每个社都有为村里的儿童们建立学校的义务。当农田中只需要很少劳动力时农民的孩子就去上学。这一阶段的编年史对这个教育系统作出浮夸的判断。至1286年，按照《元史》的说法，有20166个社学。但是这个数字看来是言过其实的，因为社的领导者意识到期待他们做什么，从而可能向中央政府夸大他们的报告，虚报学校数量增加的假象。普及教育系统的幻想肯定从未实现，事实上，甚至在全中国普遍组建社的证据也是很少的。［6］ 然而这种幻想揭示忽必烈和他的幕僚们的观念：教育农民，让政府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中国的蒙古统治者不再认为自己只属于游牧民，所以农民也应该受到公正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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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显的证据是政府在限制农民负担上的努力。忽必烈设计出一种固定的正规的征税制度，免除包银并且限制投下的权利。根据新制度，过去强迫农民交给投下的难以计数的钞和丝现在移交给政府，然后由投下和中央政府均分。农民每年交税粮但不需要再考虑投下领主强加的反复无常的征收。他们与包括手工业者和教士僧侣在内的其他人口一样支付人头税。他们其他的主要负担是可以和赋税一样沉重的徭役义务。忽必烈修建道路、都城、扩展大运河并且组织驿站系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劳力投入。然而他寻求通过他的统治限制对农民的过分要求，有时还放弃为徭役指派的其他赋税。但是他不能控制所有的官员，并且一些对农民的劳力要求是不合理的。忽必烈不像许多传统的蒙古人，不是仅仅追求剥削中国农民，这似乎是很清楚的。［7］



　　和他的祖先一样，忽必烈爱护手工业者。和传统的汉人不同，他给手工业者较高的地位。因为蒙古人自己只有很少的工匠，他们所需要的手工业品靠外族人提供。忽必烈在他的政府里设置了一些机构组织手工业者并保障他们的福利。例如他的机构中有一所将作院，负责向宫廷提供珠宝、布帛和纺织品。为了赢得手工业工匠的忠诚，忽必烈制定了对他们有利的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相当高的工钱以及食品和布匹配给并且豁免徭役，还允许他们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额后制造可销售的产品。但是，作为对这些优惠的回报，由政府管理世袭的手工业阶层。13世纪后期，大约30万户人被划分为匠户，而且不能更改户籍。尽管有这种限制，总的说来手工业工匠是从中国的蒙古人统治中获益的。［8］



　　商人可能是从忽必烈的政策中获益最大的阶层。由于儒家士大夫不赞同贸易，中国各王朝对商人施加大量限制。但是忽必烈没有这种偏见，并且实际上给予商人很高地位。斡脱这个以回回人为主组成的商人集团，就受到政府的支持。在蒙古征服的最初年代，斡脱曾向蒙古贵族提供极需要的贷款。作为报答，1268年忽必烈建立了“斡脱总管府”，向斡脱提供低息贷款。斡脱将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商队。斡脱和中国商人的商业交易税为3.33％的低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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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利贸易并且促进商人的福利，和中国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了纸币。1260年忽必烈发行三种纸币，但是用银储备支持的中统元宝钞比别的纸币更为流行，并且受到汉人的信赖。朝廷原意用纸币接收应交纳的赋税逐渐建立起了对新纸币的信任。纸币的稳定有助于发展贸易从而提高了商人的利益。1276年以前该系统运转良好，因为政府严格控制纸币印行总数。1260年朝廷印刷总面值为73352锭（银锭）的纸币，1265年总量逐步增加到116208锭。［10］ 1276年由于对南宋及日本的战争造成开销激增，朝廷急剧地把印行总量扩大到1419665锭。但是由于成功地征服南宋后得到的大量税收，使朝廷得以控制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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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政府还通过改善运输系统帮助贸易和商人。把大运河延长到中国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两个显著的成就。马可·波罗对这些道路的印象极深并且写道：



　　他（忽必烈）指示在道路两边每隔二三步远种上树……大汗下令这样做是使每个人都能看见道路，从而商人可以在树荫下面休息，并且不会迷失方向。［11］



　　交通上最显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统。至少从汉朝起中国就有驿传和驿马，但是蒙古统治者大规模地扩大了该系统。驿站的设置是为发送和传递官方邮件，但是旅行的官员、军人和国宾也可使用它，驿站还帮助运输国内外贡品，便利贸易。它并不是商人的旅店，不过商人照样利用它，并且是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环节。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中国有1400个驿站，共配备5万匹马、1400头牛、6700匹骡、4000辆货车、近6000条船、200多条狗和1150只羊。［12］ 任何地方相隔15里到40英里有一座驿站，服务员在驿站工作，以完成他们徭役中的一部分。在紧急情况下，骑马的信使可以以每天250英里的速度传送重要消息。这是13世纪以及其他世纪的一种有效的邮政服务。尽管受到官员、商人、随员的滥用，驿站有效地运行，这是包括马可·波罗在内的大量外国旅行者证实的事实。［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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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进展都表明忽必烈对商人的关心以及在鼓励贸易上的努力。不像许多汉人，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支持者对商人没有偏见。来自那个时代的观察者的证据表明在忽必烈统治期间蒙古人的确是成功的，商业蒸蒸日上。例如，马可·波罗写到：“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能聚集这么多的商人，并且比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里的更贵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都汇集到这个城市里。”［14］



　　其他一些行业阶层在忽必烈的统治下比在别的汉族皇帝的统治下过得更好。医生是从蒙古统治中获益的这样一个集团。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忽必烈重视医学并且给医生较高的社会地位。他在开平和中国北部建立以回回医生为主的广惠司的分支机构为宫廷服务。蒙古官员咨访回回医生，翰林院增添了36卷回回医学药方。



　　忽必烈还设立太医院，其任务是规定挑选医学教员的标准，监督对医生的训练以及医学教科书的准备，编制医生的资格考试并且负责所有的医生和药物。它剔除不胜任的医生并且确保未通过考试的候选者不得从医。如李约瑟指出的那样，“存在着普遍地提高医生医术的步骤”。［15］ 在这种努力下，朝廷在首都建立了四个回回药物院，所有这些学校都受到波斯医生治疗方法的影响。［16］



　　这些努力富有成果，被医学吸引的优秀人才要比以前各朝代所吸引的更多。朝廷不轻视医生职业，优秀人才把这个职业看成是有用的和有利的，因为通过病人可以接触权贵并且医生的工作符合儒学对正直和利他的强调。医生经常被豁免徭役，这是选择医学职业的另一个原因。



　　忽必烈还重视科学家并且努力促进他们的工作。他向他们提供财政支持并且试图提高他们在汉人社会中的地位。听说波斯人取得大量的科学发现之后，他邀请天文学家札马剌丁到中国说明这些发明。札马剌丁1267年到达宫廷时带来日晷仪、星盘、地球仪、天球仪，以及一种新的、更准确的中国人称为万年历的历法。四年之后，忽必烈建立回回司天监招募和吸引波斯和阿拉伯天文学家到他的宫廷来。后来汉人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年）利用波斯曲线和计算推导出另一种历法《授时历》，这种历法略作修改后到整个明代还在使用。［17］ 在忽必烈的保护下，地理考察和地图绘制蒸蒸日上。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和商人带来有关亚洲和欧洲的信息，从而“活跃的中国地理学把来源于阿拉伯的非中国世界的数据结合进来”。［18］ 教士和艺术家是另外两个得到忽必烈偏爱的群体，在后面对宗教及艺术的讨论中将更清楚地表明忽必烈对他们的态度。



　　总之，对于那些在中国历朝未得到很好对待的职业阶层，忽必烈努力排除对他们的歧视。手工业者、医生和科学家获得更多的利益并且得到朝廷更多的关心，因为忽必烈显然希望在统治中国上得到他们的支持。他还保证不剥削农民，并且实际上鼓励了农业的发展。受到蒙古人损害的主要阶层是地主精英，从这个阶层中涌现出大量的士大夫统治阶级。忽必烈和蒙古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取代了他们。废止科举制度之后，汉人精英只有很少的选择。一些人顺从了，并为蒙古人服务；一些人放弃公共生活成为隐居者或者把兴趣转向艺术；还有一些人不满蒙古人的统治，形成潜在的破坏力量。汉人精英感觉到他们是排除在蒙古人给予利益的阶级和职业之外的主要群体。但忽必烈和宫廷试图通过保留某些政府机构，如翰林院、国子学、集贤院及国史馆来安抚他们，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人以士大夫为主。

蓝天雄鹰

　面临对他的大汗地位的这种有限的承认，忽必烈变得更加认同中国，并且寻求对他成为中国皇帝的支持。为了吸引汉人的忠诚，他必须是一个表里如一的传统的中国皇帝。如果他希望得到中国士大夫或精英的支持或者至少他们的默认，他必须恢复一些儒家的仪式和习惯。忽必烈保持一个蒙古人的本色并且不放弃蒙古人的价值观，不过他意识到为了得到汉人的支持他必须做出某些调整。



　　忽必烈给他的汉人臣民的最明确的信号是把首都从漠北迁到中国北方。在他的幕僚刘秉忠的帮助下，他接受把首都从和林迁到今天的北京的想法。1266年，他下令建造汉人称为大都而突厥人称为汗八里的城市。蒙古人直接从汉语翻译，称它为大都。尽管回回人监督这项工程并且有大量外国工匠参与建设，在概念上和风格上这座城还是中国式的。因为忽必烈希望大都作为他努力吸引传统的汉人儒士的象征，设计者遵循了中国模式。但是，他选择了一个不落俗套的地点建设首都。和以前的大部分位于黄河或其支流附近的中国首都不同，大都位于中国北部边境附近（见地图33）。



　　忽必烈选择这个曾是辽、金首都的地点，一是因为他领悟到他的帝国不仅仅只包括中国，二是他希望保持对他的蒙古故乡的控制。这个在中国北部的行政中心将向他提供一个监控地点并向他提供确保他对故园权威的基地。大都的主要欠缺是谷物储备不足。为弥补这个缺点，忽必烈从中国南方运来大量的粮食，最终还将大运河延长到首都。



　　回回建筑师也黑迭儿和他的助手把大都建筑成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但又带有一些蒙古格调，城市呈矩形，围在用土夯实的城墙之中。在它的外城墙之内是两道内城墙包围的皇城及忽必烈的住所和宫殿，百姓不得进入。城市按东西轴和南北轴对称地布局，宽阔的街道从11座入城的城门按几何图形延伸。街道足够宽阔，以至“九轨可并驰”。在所有的城门处，三层高的城楼用以警告对城市即将来临的威胁和危险。［1］ 紫禁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皇帝自己以及后妃的住所、接见外国使者的大殿，以及湖、花园和桥都明显地和典型的中国式的首都相同。然而，在一些建筑物中蒙古装饰是明显的。在忽必烈就寝的帐篷里挂着貂皮帐帘，这是他念念不忘蒙古人的狩猎生活象征。在宫里的花园中设立蒙古风格的帐篷，忽必烈的儿了们经常居住在帐篷里而不是住在宫殿里。当忽必烈的后妃们临产时，她们就被移到帐篷中分娩。［2］ 忽必烈从蒙古草原为他的宫殿台基带来青草和泥土，这样他自己和他的蒙古伙伴就不会忘记他们的传统。但是，最大的影响仍是汉人的。

蓝天雄鹰

元朝的百姓生活平均水平远远超过明朝，不仅物资充足，文化生活也非常丰富，请看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里的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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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时代和以后几位继承者统治时期，中国戏剧尤其繁荣昌盛。宋末元初城市的发展为戏剧的兴起提供了适当环境，因为它既提供了观众又提供了演出所需的资金。如果没有城市文化以及政府和平民的资助，戏剧就不会繁荣。元代城市的确有不少成为伟大戏剧的温床。尽管精彩的表演和不少于500部的创作剧目已不复存在，但从那个时代至少保留下来160部戏剧。在许多城市中很快发展出具有几十座剧场的地区。在以前总是被视为社会贱民的男女演员发现自己处于更值得羡慕的地位，至少在蒙古人统治的早期是如此。因为小品——穿插着唱歌、舞蹈和杂技——是元代戏剧的流派特性，所以被称为“杂剧”，并使它更易理解，更吸引普通观众。大部分戏剧是由专业剧作家以及由于废除科举制度而排除在官职之外的汉人文士写的。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汉人剧作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是负责的。然而，这种鼓励（至少不扼杀）元代戏剧的环境，都应归功于忽必烈和他的蒙古下属。忽必烈知道在汉人眼中一位好皇帝应该是国家文化的支持者，而戏剧作为一种正在中国发展的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支持。［4］



　　在小说的发展以及使大批读物在中国流传方面，忽必烈没起什么作用，但他的文化和文学政策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忽必烈强调白话文对于经常描写低层人物的小说家很有益处。采用白话允许小说家再造普通百姓的语言模式并表现更大范围的人物。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5］ 1269年忽必烈建立专门机构，印刷得到了官方资助，又在1286年向学校分配土地，以让学校利用土地的收入印刷书本。印刷业的发展使得书籍更容易得到并且开始形成明清的文学特点。



　　绘画是另一种受到宫廷影响的文化形式。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伴发现绘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欣赏绘画时他们不必去克服难以应付的语言障碍。这位大汗个人的虚荣也使得他的蒙古同伴要对视觉表现有所反应。忽必烈有一张自己的正式肖像，他又委托画家刘贯道画出他在狩猎中的形象。他下令把南宋的皇家绘画收藏运送到大都，在大都几位汉人鉴定家对这些画进行分类。宋朝的绘画是他自己的收藏的基础，随着他庇护一些画家并且得到这些画家的一些作品，他的收藏不断增加。一些艺术史学家强调忽必烈和蒙古统治者在中国绘画上的负面影响或者缺少影响，但是最近的研究已对元朝作出某些肯定。［6］



　　确实有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拒绝受聘或者拒绝与蒙古人合作，但是同样多的画家在元朝初期得到支持和保护。有些拒绝为外族征服者供职的人变成隐士，而其他对被征服的宋朝保持忠诚的人则专注于个人事业以掩饰他们对蒙古人的厌恶。绘画是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职业，从而形成一个和宋朝皇家画院的官方画家相区别的称为业余画家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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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逐渐形成的文人画派颇具画家的感情色彩，这自然能使画家谨慎地表达他们对蒙古人的敌意。例如，郑思肖（1241—1318年）是以他的中国兰花画著称的，当“问他为什么在花根周围不画泥土时，他的回答是泥土被北人偷去了”。［7］ 龚开（1222—1307年）、钱选（约1235—1301年）以及其他的画家也把他们的艺术当作反抗社会的微妙手段。另一方面，宫廷任用一些伟大的汉人画家作官。它任命名画竹家李■（1245—1320年）为吏部尚书；高克恭（1248—1310年）1312年在刑部得到一个位置；而书法家鲜于枢（1257？—1302年）任职于御史台和太常寺。通过在政府中担任挂名职务，忽必烈还资助了许多其他画家。



　　忽必烈在画家中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赵孟頫（1254—1322年）。因为赵孟頫是宋朝宗室后裔，他对蒙古人态度的转变提高了忽必烈在汉人中的威望和合法性。对于那些批评他背弃宋朝而为“北人”服务的人，赵孟頫回答说：每个人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在世上生活。［8］ 尽管许多蒙古人怀疑赵孟頫的忠诚，忽必烈任命这位画家为兵部郎中，赵孟頫以诚心诚意地完成工作对此做出回报。他建议改革驿站服务并且减少汉人的赋税。在艺术上，他发现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比以前的宋朝有更大的自由。他论证说，宋朝宫廷画院的建立使画家变得毫无价值，而元朝统治者不干扰画家的艺术创造并且让他们接触新的主题和新的旋律——例如，画马。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时，他遵循他的蒙古先辈的政策，确保对手工业者提供良好的支持，使之能够生产他和他的人民珍视并需要的商品。他在工部下建立监视和控制中国手工业者的机构（诸色人匠总管府），并且向手工业者提供包括豁免大部分赋税在内的许多特权，但是对他们的时间或者他们的产品要有相应的征用。毫不奇怪，在忽必烈统治时期技术和美学都取得了进步。因为认识到陶瓷的潜在利润，朝廷特别促进陶瓷生产。这样朝廷既可以得到它所需的瓷器，又能将剩余产品与东南亚及中亚进行贸易以得到可观的利润。德兴、安福、德化、龙泉和景德镇的窑场位于中国东南并且很容易从这个地区的大港口把瓷器运送到外国。元朝的工匠从蒙古人那里得到很大的灵活性并且不受宋朝审美准则的约束，可以进行创新，并且试验生产美丽的陶瓷产品。青花瓷源于蒙古人时代，白瓷和一些青瓷也源于这个时代。［9］



　　对中国建筑，忽必烈也有间接的影响。他的吐蕃帝师八思巴对吐蕃一座新建的黄金塔有着极深的印象并且得知该建筑是由尼波罗国（今尼泊尔）工匠阿尼哥（1244—1306年）设计的。1265年八思巴带着这位尼波罗国工匠回到内地并且把他介绍给忽必烈，忽必烈对这位年轻的外国人也颇有良好印象。忽必烈分配给阿尼哥几项工程。阿尼哥设计了一座佛庙（今白塔寺）、大都一个公园里的一座亭子、涿州的一座庙宇和上都的寺庙，作为对他的庇护人的回报。显然对阿尼哥感到满意，1273年忽必烈提升他为管理手工业者的诸色人匠总管，使他成为中国所有手工业匠人的主管。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同样为这位外国建筑家所陶醉，她为阿尼哥安排了与一位出身显贵的宋朝皇族后代女性的婚姻。［10］ 这样忽必烈和他的家庭认可了一位伟大的匠人并对他的努力表示了欢迎和奖掖。



　　忽必烈本人以及作为整体的蒙古人都没有直接为中国的艺术和手工业做出贡献。然而他们对艺术的保护是不容置疑的，并且这样的支持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同样，通过使艺人和手工业者得到较大自由和灵活性，从而激励了他们的创新和试验。他们本身是外族人，愿意为汉人艺术引入非汉人的风格和思想。例如，忽必烈对阿尼哥的支持导致在汉地建筑中出现茜臧和尼泊尔风格。当然忽必烈对汉人和非汉人的一视同仁有助于他的一统天下的主张。

蓝天雄鹰

元朝正是因为他是蒙古民族政权 所以他没有那些所谓的儒家风范 对于那些“奇淫巧技”不那么排斥




元朝种族分等级政策是错了 但是当时你们中原民族的祖先反抗了吗?哦 反抗了将近百年才推翻万恶的元朝!!!!搞清楚当时蒙古人全加在一起才有都少人?中原民族有多少人?按照现在的话 一人一口口水都能淹死蒙古人吧 蒙古人不嘲笑就偷着乐吧 还有脸说元朝的不是 不是我说啊 吴三桂冲冠一怒 抗日战争时期 汪精卫出走 伪军比入侵者还多 被入侵国委员长给伪军发工资 这些事全球都看着笑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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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元朝要有不是 那么他统治下的那些更不是了

[ 本帖最后由 litkt 于 2008-11-8 09:33 编辑 ]

布日固德

首先楼主的提法就是错误的，明并没有替代元朝，北元政权其实是和明并立的，明是取代了元对中原的统治，

LANYU

TO 蓝天雄鹰
你的祖先真该为你感到羞耻！
铁木真曾经说过“人生最大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所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玩他们的妻女。”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作的。虽然是一个赤裸裸的强盗言语，但却不乏蒙古人的直率豪爽。哪像你，用汉人的话就是当了婊子还想立牌坊。
13世纪，蒙古人对文明世界的征伐是黑暗野蛮的，这些都是世界上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公认的。他们屠杀了当时世界上两亿多人，使无数文明消失。仅在中国，蒙古入侵之后，北方人口就下降了98%，南方人口下降了50%以上！如此野蛮还来大谈什么文明贡献！
元朝所谓的科学技术的辉煌不过是宋朝的延续罢了，根本算不上蒙古人的功劳。至于元朝对儒生的虐待使人们专心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论调则完全是一派胡言，和文革时期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论调有一曲同工之意。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很多科学家都是读书人儒生，比如徐光启，张衡，沈括 ，郭守敬等人。
明朝的建立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从蒙古人黑暗统治中脱离出来的国家，挽救了濒临灭亡的中华文化。使中国再一次崛起与东方。
PS：至于为什么中国反抗了近百年才推翻了蒙古人的统治，这主要是因为蒙古人当时对世界各国的军事优势，相比当时世界其他地区中国是最早战胜蒙古统治者的。
“当时蒙古人全加在一起才有都少人?中原民族有多少人?按照现在的话 一人一口口水都能淹死蒙古人吧 蒙古人不嘲笑就偷着乐吧 还有脸说元朝的不是”像这样的话完全是没经过大脑处理的。1919年，徐树铮将军仅率边防军一旅两团4000余人就平定了外蒙古，迫使其取消了“犭虫立”。当时蒙古人没有一百万也有几十万吧，怎么没一人一口水都能淹死他们呢？？？？！！！！

蓝天雄鹰

to LANYU"至于元朝对儒生的虐待使人们专心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论调则完全是一派胡言..知道在中国古代很多科学家都是读书人儒生"
你要知道郭守敬是元朝重臣“郭守敬初见元世祖，就当面提出了六条水利建议。第一条建议修复从当时的中都（今北京）到通州（今通县）的漕运河道；第二第三条是关于他自己家乡有地方城市用水和灌溉渠道的建议；第四条是关于磁州（今河北磁县）、邯郸一带的水利建议的意见；第五第六条是关于中原地带 （今河南省境内）沁河河水的合理利用和黄河北岸渠道建设的建议。这六条都是经过仔细查勘后提出来的切实的计划，对于经由路线、受益面积等项都说得清清楚楚。元世祖认为郭守敬的建议很有道理，当下就任命他为提举诸路河渠掌管各地河渠的整修和管理等工作，下一年又升他为银符副河渠使。”
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你再看看马寅初，吴晗的下场，你就知道什么叫迫害。汉族对汉族的迫害，有时比异族对汉族的迫害有过之而不不及。
明朝汉族崛起了吗？你知道明朝在西南还要修长城，把苗族分为生苗，熟苗分而治之，明朝有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裆下没有蛋的太监能一手遮天汉族人民光明吗？汉族内部就不分等级吗，你跟士大夫平起平坐？贪官污吏由于是本民族的所以奴役你就心甘情愿？如果元朝定了八娼九儒十丐，那么过了700多年文革还在提甚至打到臭老九，这难道不是社会的倒退吗？
蒙古人夺取政权是让异族以泪洗面，明朝汉人夺取政权先杀的是同族，开国元勋全被整死了，同胞以泪洗面，这是光明，这是进步？明朝这好那好，怎么农民吃不上饭了，李自成要早饭？崇祯要上吊？
徐树铮拿的是火枪对没有武装的蒙古人，元宋之争双方都是大刀对大刀，长矛对长矛，这是一个层面的比较吗。
我从来没有说过蒙古杀人是对的，全人类不论哪个民族杀人都是不对的，“蒙古入侵之后，北方人口就下降了98%，南方人口下降了50%”这个数据有依据吗？汉族在明朝对越南，西南的征讨杀的人少吗。地球上活到现在的民族古代都是没杀过人的民族吗？古代不杀人的民族能在地球上存在吗，历史上犹太人文明，她的结局是差点亡族。现在以色列是世界上的新蛮族。
汉族最大的缺点就是自私内战同胞的本事最大，统治阶级排除异己，滥杀忠臣，阴招损招全球最多，宋朝的所谓文明只不过是皇帝自己是靠篡位怕别人篡位，抬高文人轻视武将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国内貌似强大可一遇到外敌就不堪一击。中原沦陷了却还在杭州歌舞升平，怕把宋徽宗救回来就把岳飞杀了。你所说的宋代文明是一小不分汉族地区汉族的文明罢了，明朝打个小报告，袁崇焕就被处死了。还有文革是满足个人私欲，登峰造极的体现。。
军事是一个国家民族安生立命之本，抛去军事谈文明，挨打埋怨别人都是扯淡。“蒙古人当时对世界各国的军事优势”那么宋朝为何没有？
在20世纪中后叶一个还在三呼万岁的民族，一个让本民族知识分子蹲牛棚扫厕所的民族，一个让说真话坚持真理却要送命民族。你好好醒醒吧。汉族是自己的愚昧把自己毁了。汉族最大的问题是古代统治阶级太自私，没有进取心，而这些缺点大都来源于农耕文化的糟粕。中国走到现在如果没有小平在法国吃了几年洋面包，那么中国还是老一套封建的东西，我要你学习的是蒙古人好的方面并没有让你照搬照抄。汉族的精髓汉族继承了？这个世界难道不是铁拳出真知吗，象明朝那样吐蕃会跟你混，西域会跟你混？只有继承和发扬忽必烈那样开明而文武双全的才能才有中国美好的未来。还有俄国，英国都是一蛮到底。好好学习吧，学习不是羞耻，俄国学过蒙古，学过英国，英国学过法国。俄国是蒙古最好的学生，军事一流科技一流“野蛮”一流。你文明啊，能把外东北要回来吗？宋朝科技辉煌啊，河北老家都丢了，还不如野蛮的秦始皇，汉武帝。英俄科技发达导致的是领土扩大，宋明科技“辉煌”导致的是领土的缩小，世界上的强国哪个是小国。

[ 本帖最后由 蓝天雄鹰 于 2008-11-10 18:0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