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为匈奴人种归属画上完美句号”自内蒙古日报20050515第5版

蓝天雄鹰

“将为匈奴人种归属画上完美句号”自内蒙古日报20050515第5版
匈奴是蒙古人种还是欧罗巴人种?探讨已至日趋明朗之际。考古学中体质人类学的研究—— 
  背景资料： 
  匈奴的人种归属在历史研究中的争讼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它兴起于战国晚期，借中原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发展壮大，到冒顿单于之时建立起蒙古高原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游牧大帝国，与西汉王朝南北分庭抗礼。匈奴帝国在其统一过程中，兼并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其他部族，如东部的东胡、南部的楼烦等，因此它的人种和民族构成是极为复杂的。匈奴的本体民族，即也被称作胡，匈奴单于所自命的“胡者，天之骄子也”的那一部分人，是属于蒙古人种(黄种人)还是欧罗巴人种(白种人)，曾是历史研究中长期争讼不已的一桩公案。 
  主张匈奴人属欧罗巴人种的主要依据是史料记载对匈奴人“形体魁梧”的体格特征的一些描述。如《汉书》中记载的匈奴休屠王太子金日啴，身高八尺二寸，容貌威严，汉代的八尺二寸(汉一尺=23．1厘米)，接近今日1．90米，是欧罗巴人种北欧型的高大身材。但值得商榷的是，休屠王居于蒙古高原的西部，并非匈奴本部贵族。 
  一些相关的文物考古资料，如陕西茂陵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像、诺颜乌拉25号墓出土的人物绣像以及一些被认为是匈奴遗物的青铜牌饰上的人物形象，对所反映的匈奴人体貌的看法，众家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或认为是欧罗巴人种，或认为是蒙古人种。既使可以确定为属于欧罗巴人种的青铜牌饰人物形象，对牌饰上人物是否即是以匈奴本部民族为原型，又是谁也无法下肯定结论的。 
  曾经有过一次认定匈奴人种类型的绝佳机会 
  上世纪二十和五十年代各经过多次发掘的蒙古国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地，为认定匈奴的人种类型提供了意义重大的人骨资料。因为这个墓地埋葬的是匈奴最主要的统治集团，是道地的匈奴人。但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发掘者体质人类学知识的匮乏，并没有能够对这些人骨作出准确的人种归属认定；与其说墓主是蒙古人种，毋宁说是欧罗巴人种，这样的结论实在是让人如堕五里雾中。最后，这批入骨资料竟辗转不知去向，成为匈奴考古学史上的悬案。 
  研究成果： 
  我国体质人类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探寻匈奴本体民族的起源及人种类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我国在建国之后，从事体质人类学的考古工作者，通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在古代人种的鉴定方面，已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独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古代人骨的性别、年龄、人种、骨骼人工变形和病理学等多个方面，近年来还引入了分子生物学上的线粒体DNA分析法，以遗传基因探讨人种的起源和迁徙等问题。其中对人种的辨识，主要是通过对颅骨的测量获得的，应用了颅长、颅宽、颅高和颅指数等大量的数据。 
  1．四种不同的古代蒙古人种类型 
  现代蒙古人种大致可分为东亚、北亚、东北亚和南亚等四个类型，而古代蒙古人种在向现代蒙古人种的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体质类型变化则要复杂得多。在匈奴帝国建立之前的北方长城地带，体质人类学者目前至少已辨识出四种不同的古代蒙古人种类型，分别命名为古东北类型、古华北类型、古西北类型和古西伯利亚类型。前三者皆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一定的联系，而后者则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样的研究成果，为探寻匈奴本体民族的起源及人种类型，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2．初步可以推断匈奴的人种属古代蒙古人种类型中之古西伯利亚类型 
  古华北类型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土著人种类型，从新石器时代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的原始农耕居民，一直到东周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游牧部落，一脉相承地延续了下来。例外的是，在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凉城县崞县窑子墓地，出土了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骨，与公元前l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属民属同一类型。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化的主体族属普遍趋同划归于戎狄系统，而史料记载战国时期在阴山以南一带又开始出现所谓的“诸胡”。那么，崞县窑子墓地出土的“异类”人骨是否是诸胡的一支呢?如果这样的推测属实的话，结合外贝加尔和蒙古发现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匈奴属民，初步可以推断匈奴的人种属于古西伯利亚类型。
古西伯利亚类型人骨的颅型特征是中长颅与低颅的结合，汉代以后相继从蒙古高原南下的鲜卑、契丹和蒙古等北方诸族，普遍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显著特征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与现代的北亚蒙古人种已十分接近。体质人类学者推测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可能是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一种“短颅化”的地方性变体。鲜卑、契丹和蒙古皆属于东胡系统民族，鲜卑在早期形成过程中糅合了大量的匈奴人，如宇文鲜卑本身就是鲜卑化的匈奴人。鲜卑及其后继东胡系民族的人种类型与古西伯利亚类型之间的联系，显然与来自匈奴人的混血基因有关。 
  3．支持匈奴蒙古人种说的佐证及古代资料 
  公元4世纪下半叶，从里海附近草原出发、向欧洲掀起了入侵大浪潮的匈人(Huns)，被认为即是公元91年从蒙古高原西迁的北匈奴的后裔。匈人以大匈牙利平原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到5世纪上半叶阿提拉王统冶时期达到了辉煌，其强大的对外攻击力使日耳曼人丧胆，令罗马人蒙羞，他们称阿提拉和他的铁骑为“上帝之鞭”。匈人墓葬出土的人骨材料确实属于蒙古人种，这无疑为匈妨蒙古人种说又提供了一条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有力佐证。 
  实际上，古代史料的记载也更多地支持匈奴蒙古人种说。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开篇第一句即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这虽未必正确，但至少其中透漏出的信息是匈奴人与华夏人无明显差异。而且，生活在与匈奴兵戎相争时代的司马迁，在他的整部《史记》里并无对匈奴特别体貌的描述，这种史书的“无记载”，隐匿于其中的也正是一种“无差别”。 
  结束语 
  我国现今的一些文人和学者，不知是出于何样的心理，利用历史记载的模糊性，总是倾向于将匈奴人描绘为欧罗巴人种，甚至不惜为之加上种种臆想。在1993年“陕军进京”的文学浪潮中，陕籍作家高建群的长篇大作《最后一个匈奴》，写到北匈奴西迁时，一个受伤的士兵留了下来，在当地繁衍生息出一支具有白种人血统的后裔，男子多生得高大威猛，他们家族最显著的标志是脚上小指的指甲是平滑的，与当地土著居民的小指指甲重叠生涩相区别。文学作品的创作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要忠实于历史事实，历史研究则不容加入丝毫个人的感情色彩。在对于匈奴人的人种归属这个历史问题的探讨日趋明朗之际，我们更多地期冀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能够早目为它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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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综述

August 23rd, 2008

《内蒙古文物考古》08年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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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综述

赵欣、原海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中国北方位于欧亚大草原东端，自古以来便存在着一条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游牧文化带。在这条文化带上，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类型的共性，历史上曾先后崛起过众多强悍的游牧民族，他们在中国北方乃至整个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历史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匈奴、鲜卑就是其杰出代表。

欧亚草原地带，特别是在我国境内陆续发掘并采集到多批有关匈奴和鲜卑的人骨材料，为研究匈奴、鲜卑民族的形成、迁徙、流向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重要的人种学资料。关于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特别是对匈奴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化的研究课题，受到世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旨在通过总结归纳这些发现、研究及技术和方法的更新，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对匈奴、鲜卑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一、匈奴的人种学研究
据文献记载，匈奴这个名称始见于战国时期。匈奴族是曾经活跃在我国北方草原的一支游牧民族，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逐渐衰落。作为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民族，匈奴人曾经在中国北方的历史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当他强盛的时候曾对其邻族频频发动战争，侵占土地，掠夺财物。他与秦汉王朝时战时和，关系非常密切。公元一世纪中叶，在东汉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匈奴人内讧，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降汉，北匈奴西迁。此后直至五世纪，被某些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之鞭”的北匈奴骑兵的铁蹄越过中亚横扫东欧，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内迁的南匈奴人逐渐与其他民族杂居、融合，至南北朝后期，匈奴族称日趋消失。

对于匈奴人的种族类型，中外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做过许多推测，但多数是仅从古代文献的记述和语言学特征等方面进行论述。王国维曾根据《晋书》中关于羯胡相貌特征的描述，推测作为羯胡祖先的匈奴人的面貌亦应是深目、高鼻、多须，与西胡无异[1]。黄文弼根据陕西咸阳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上对匈奴人面目的刻画，“面阔多须髯，唇厚鼻平，目小，其眼睑作三角形”等特征，断言匈奴为蒙古人种[2]“。从东罗马帝国史学家乔丹斯[3]和威格尔[4]在史学著作中对匈奴人的描述中可以判断，匈奴人及其后裔的体质特征与欧罗巴人种差别显著，应是蒙古人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推测构成匈奴族的主干成分应为蒙古人种[5]。但法国学者伯希和对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匈奴词汇进行反复核对、全面分析，几次巧合后他认为匈奴人应属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6]。奥地利学者奥图·敏岑海尔芬则根据西方史学家对匈人体形面貌的记载和近世有关匈奴古人类学材料的研究分析，认为匈奴属于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的混合类型[7]。上述各观点的立论根据都不是直接来源于考古发掘的匈奴人骨材料本身，因此结论往往难以完全令人信服。相比而言，对匈奴人骨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显然更具说服力。

早在20世纪中期，前苏联学者和匈牙利学者就开始从体质人类学角度探讨匈奴的人种构成问题。主要包括有：前苏联学者捷别茨对贝加尔湖伊里莫夫谷地匈奴人骨的研究[8]、格赫曼对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人骨的研究[9]、金兹布尔格和日罗夫对肯科尔地区卡达孔巴墓地[10]、天山和阿莱地区[11]以及哈萨克斯坦[12]出土匈奴人骨的研究、匈牙利学者托思对诺音乌拉附近的胡吉尔图2号墓采集的颅骨以及呼尼河沿岸的匈人颅骨的研究[13]、雷麦斯克瑞对匈牙利境内安东尼、杰尔时代(公元4—5世纪)匈人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等[1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阿列克谢耶夫、格赫曼、杜门为代表的前苏联体质人类学家在系统整理上一时期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对匈奴的人种问题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他们系统地分析了中央亚细亚，包括蒙古地区、图瓦地区、阿尔泰地区、哈卡斯地区以及外贝加尔地区匈奴人的人骨，认为匈奴人是以蒙古人种因素为主体、混入少量欧罗巴人种成分的混合群体[15]，杜门在对蒙古境内不同地区匈奴墓葬中出土的38例颅骨研究后认为蒙古与外贝加尔匈奴人的类型基本一致，只是外贝加尔匈奴的面部较蒙古匈奴的稍高一些[16]。

与此同时，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家也开始了对匈奴进行人种学研究。最早是潘其风和韩康信两位先生对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东汉匈奴墓的颅骨进行研究，得出桃红巴拉人骨接近蒙古人种的类型，大通东汉匈奴墓颅骨与北亚蒙古人种有较密切的联系[17]。

潘其风先生将匈奴人的体质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早期匈奴(公元前三世纪以前)：以桃红巴拉和毛庆沟两个墓地的人骨为代表，均属蒙古人种，具有东亚人种和北亚人种混合的特征。2.中期，民族融合阶段(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属于该阶段的人类学材料目前我国尚未发现。在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多有发现，既有欧罗巴人种，也有属于蒙古人种，他们共同生活，这正是民族融合的反映。他还推测，构成北匈奴的主体成分应该是古西伯利亚类型，与我国大通出土的匈奴人骨特征不同。由此他估计南、北匈奴在体质特征上可能早就存在着差异。3.分裂后的匈奴(公元一世纪中叶以后)：该阶段材料在我国只有大通上孙家寨一处，其体质特征较接近北亚蒙古人种，与东亚人种也存在一定的联系。而西迁之后出现在欧洲的北匈奴后裔匈人则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合的特征[18]。

朱泓先生也对我国境内和俄罗斯、蒙古境内出土的匈奴人骨材料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匈奴族的人种构成是多元的，活动于现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和西伯利亚的匈奴族居民，在种系成分上主要为蒙古人种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在略晚时期又增加了某些欧罗巴人种的因素；而生活在我国境内南流黄河两岸的匈奴族及其先民的体质类型中，则主要包括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两种成分。他进一步推测，北匈奴中的古西伯利亚类型居民很可能就是在大漠以北的草原居民中发展起来的，而我国境内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察布草原等地发现的东周时期有关人骨材料，很可能就代表了南匈奴的祖先类型。南北匈奴之间在种系构成方面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的来源，而这种血缘成分的复杂性伴随着匈奴族大规模的军事征服活动，必然会愈演愈烈。正是这一种族渊源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离心力，早已在貌似强大的匈奴共同体内部埋下了分裂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南北匈奴的分裂[19]。

陈靓在博士论文中对国内外发现的匈奴各古代组进行分析，得出匈奴是一个人种混杂的族群，至少包括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两大类型。匈奴的主体应该是游牧于蒙古高原的西伯利亚类型人群；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是一种古西伯利亚类型人群，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与欧罗巴人种的混血类型。我国出自新疆的材料属于古欧洲人类型与蒙古人种的混血人群，出自青海和陕北的材料与蒙古匈奴人关系更密切。并且以上类型的匈奴人的种系特征都可以在当地更古老的人群中找到源头[20]。

张全超在研究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基础上得出，秦汉时期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人延续先秦时期该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种类型，匈奴人种具有突出的地域性，并提出蒙古高原的古代居民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基本延续了石板墓文化居民的人种类型：中国北方长城地带东周时期南下的人群在人种类型上属于“古蒙古高原类型”，其来源应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石板墓居民有一定渊源，到战国晚期以后，当长城以北强大的匈奴联盟形成时，这些古代居民很可能最终加入到匈奴联盟；而“古蒙古高原类型”居民的后裔与“古西伯利亚类型”的后裔一样都是匈奴联盟中人种构成的重要组成[21]。

二、鲜卑的人种学研究
鲜卑族是继匈奴人之后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崛起的另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文献记载，与乌桓同为东胡后裔。秦汉之际，东胡为匈奴所灭，乌桓、鲜卑并受匈奴役属。东汉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北匈奴在东汉和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族的联合打击下兵败西迁。此时，原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鲜卑族大举南下、西进，占据匈奴故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留居故地的匈奴余众约10万落，亦自号鲜卑，成为当时及以后几个世纪中国北部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在鲜卑共同体内部又包括有许多不同的部别，大体可区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两大类：北部鲜卑又称拓跋鲜卑，东部鲜卑则包括慕容、宇文、段氏等部。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鲜卑各部先后建立了三燕、北魏等众多的地方政权，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相互交流与斗争中自然同化。隋唐以来，鲜卑族已不再作为政治实体和民族实体存在，鲜卑人逐渐融合到其他民族中。

有关鲜卑的人种学资料，目前已发表的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的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墓地[22]、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的三道湾墓地[23]、察右中旗七郎山墓地[24]、察右中旗商都县东大井墓地[25]、兴和县叭沟墓地[26]，辽宁省朝阳市的十二台营子[27]、喇嘛洞墓地[28]，吉林省大安县渔场墓地[29]和山西省大同市南郊的北魏古墓群[30]。

最早对鲜卑进行人种学研究的是潘其风、韩康信两位先生，他们研究了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前两次发掘和南杨家营子墓地所获得的人骨材料。在族属上，完工颅骨较接近蒙古人种的北极类型，同时可能含有某些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古代居民可能以西伯利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为主，还可以看到某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居民则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也存在某些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的因素[31]。

在鲜卑的人种研究中，朱泓先生作出重要贡献。他分别对出土于扎赉诺尔第三次发掘的汉代墓葬[32]、三道湾墓地[33]、朝阳十二台营子[34]、吉林大安县渔场墓地[35]出土的人骨材料进行研究得出，上述古人骨均有低颅、短颅和阔颅，以及高而宽阔的面形和很大的面部扁平度，具有较明显的一致性，都属于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个别特征受到某些来自东亚蒙古人种的影响。此外，朱泓先生对扎赉诺尔三次发掘的头骨进行了全面考察，将之分成两组：A组以西伯利亚蒙古人种为主体，B组可归属为西伯利亚人种和北极人种的混血类型。C组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组最为相似，并超过了与B组之间的关系；而B组却与完工组最为相似。也就是说扎赉诺尔墓地的鲜卑族居民似乎处于一种介于完工居民和匈奴人之间的过渡位置。扎赉诺尔汉代B组或许就是一组“胡父鲜卑母”或“鲜卑父胡母”的混血类型的代表[36。此外，通过对完工墓地的研究，朱泓先生提出了将高颅与阔面相结合特点的类型命名为“古东北类型”，作为我国东北及其邻近地区古代土著居民的一种主要体质类型的代表[37]。

张全超等对叭沟墓地鲜卑头骨的研究[38]，郑丽慧、陈靓等对七郎山[39]、东大井鲜卑颅骨的研究，均得出在人种学特征上与北亚蒙古人种关系最近[40]。然而，陈山对喇嘛洞墓地的颅骨进行初步研究，认为这组居民的种族类型最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同时与北亚蒙古人种存在较密切的关系[41]。张振标等对大同市北魏时期鲜卑墓地人骨的种族特征进行研究，提出大同组以蒙古人种特征的东北亚类型为主体，同时杂入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乌孙人类型的种族特征，明显有别于汉族的颅骨特征[42]。

陈靓在博士论文中对鲜卑组及与鲜卑有关的古代组进行分析，总结出鲜卑人属于西伯利亚类型。在所有鲜卑组中，完工组与其他鲜卑人差异较大，结合考古学文化的考察，判断出完工居民不属于鲜卑人[43]。

除上述的古人种学研究外，魏东等还对喇嘛洞墓地人骨进行了非测量性状的观察和研究[44]。

三、20世纪90年代匈奴与鲜卑人种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从20世纪中期到80年代，是匈奴和鲜卑人种问题研究的原始资料的积累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关匈奴和鲜卑的人种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阶段最突出的特点是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将分子生物学方法引入到考古学、人类学研究中，形成了分子考古学，它利用现代分子遗传学的手段提取和分析残留在古代人类和动植物材料中的DNA分子，是获得化石和考古材料中古代生物遗传信息的方法。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从古代生物遗骸中提取DNA片段，并应用于考古学研究的工作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6年美国科学家Mullis等人发现并创立了划时代的PCR技术(PolymeraseChainReaction聚合酶链式反应)，这一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革命性进展为古DNA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古DNA通过比较现代生物和古生物之间遗传的差异和联系，已经在古代和现代生物的谱系关系研究、濒危物种的保护、人类的起源与进化、模拟人类迁移路线、墓葬个体间亲缘关系、墓葬群体关系(族属)研究、人类遗存的性别鉴定、古病理与饮食研究、动植物的家养和驯化过程、农业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并对生物学、古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产生重要影响。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多学科交叉与多种手段结合的趋势下，必然具有无限的潜力与活力。90年代起，我国的分子古生物学、分子考古学的研究也广泛开展起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DNA实验室自成立以来，也开展了对鲜卑的古DNA研究，已成功地对三道湾汉代鲜卑人骨[45]、七郎山[46]、喇嘛洞鲜卑人骨[47]中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提取、扩增、测序和分析研究。由于线粒体DNA具有多拷贝、高突变率和母系遗传等特点，是古DNA研究的一个理想的遗传标记。然而，线粒体DNA也具有局限性，只能代表母系遗传，与此相反，Y染色体是父系单性遗传的，可以弥补单一的线粒体DNA研究的不足，这将是今后开展古DNA研究的方向。

此外，在传统的人种学研究中，多种统计学方法，如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都得到广泛地应用。除研究数量性状外，有研究者还对头骨进行了非测量性状的观察与研究。

这一研究阶段的另一个特点是跨国研究、整合研究的开展。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朱泓先生与蒙古国立大学体质人类学家实现了互访与学术交流，为中国古人种学研究，特别是边疆地区古代少数民族的人种学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条件。

通过上述总结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匈奴和鲜卑的人种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相信今后随着田野发掘工作提供更多的原始材料，引入更多的新方法、新技术、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更加频繁，匈奴、鲜卑的人种学研究必将日益深入。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趋近于历史的真实。

附记：本文研究得到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070115)，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6BS33)的资助，文章的写作过程中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张全超博士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蓝天雄鹰

3# 蓝天雄鹰

德飘

孤独的蓝天姐姐

litkt

匈奴民族兼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
完毕！

Attila

匈奴民族兼有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
完毕！
litkt 发表于 2009-1-2 01:38

最恶心的就是契丹人总喜欢把所有侵略过契丹国的民族都纳为契丹民族，他们的教科书，词典当中充斥着这些令人作呕的屁话！

例如解释匈奴 “匈奴是我国（契丹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0477

很少有做研究的历史，大多是做宣传的历史！

所以谨慎的读一下！

0477

句号！可笑！
一切才刚开始！

德飘

最可笑的是某些现代国家总喜欢用当代的国界来研究古代的民族，然后就无耻的将他人的文化和历史据为己有

更无耻的是有些屁大点的小国总喜欢用古代的地图研究现代国家，还是自己编出来的古代地图，然后厚颜无耻的yy其邻国的土地，总有一天的要挨揍的，这些个半岛国家。

最扯淡的是两个都用古代地图作为依据来讨论现代国家的问题，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巴以，因为他们哥俩重合了，哈哈哈哈

蓝天雄鹰

现在匈奴可是个香饽饽中国，蒙古，俄罗斯，土耳其各执一词刚查到一个土耳其人对匈奴的解释
http://www.allempires.net/forum_posts.asp?TID=826
a. Were Turks and Mongols descendants of Huns? Or were Huns just earlier Turks? What were the connections among Huns, Turks and Mongols?

No, they were not their descendents. The Mongols descended from the Xianbei while the common ancestor of the Turkic peoples, as far as I could find, were the ancient Quanyi people.
The Xiongnu and Huns were Turkic.

litkt

最恶心的就是契丹人总喜欢把所有侵略过契丹国的民族都纳为契丹民族，他们的教科书，词典当中充斥着这些令人作呕的屁话！

例如解释匈奴 “匈奴是我国（契丹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Attila 发表于 2009-1-2 12:24

谁侵略过契丹国?好象就一个鲜卑国吧,皇帝姓武的那个,也就只杀了国王李尽忠,领土一寸也没占着,反而让高丽国复了国,最后没办法封高丽国王大祚荣一个渤海郡王的名头了事.
1636年契丹国的元朝改朝换代为清朝,1644年契丹国南下侵略灭了支那国.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错吗?没有!

litkt

Xianbei,Xiongnu,这是土耳其人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