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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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

齐木德道尔吉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

〔关键词〕
　蒙古; 原蒙古语; 东胡; 后裔; 契丹语; 突厥语0320132207
〔摘　要〕　蒙古语是东胡后裔诸语言中的一支
, 东胡人的后裔———鲜卑人、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室韦人的语言被称作原蒙古语。原蒙古语系列突厥化过程而形成古蒙古语。研究蒙古语的形成过程
, 发展, 及其同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对原蒙古语的研古族族源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关于原蒙古语
蒙古语是东胡后裔诸语言中的一支, 由古老的东胡语言集团经过多次分化、融合过程后形成的。东胡语言集团中曾有鲜卑、室韦、契丹等许多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和方言, 但他们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了。现在的蒙古语及其亲属语言就是由在这些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原蒙古语发展而来的。研究蒙古语的形成过程, 就必须结合东胡后裔的历史来观察东胡后裔诸语言的发展及其同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这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范畴, 更是民族史语文学的研究任务。对古代蒙古语以前阶段的原蒙古语的研究, 不但可以促进我国北方民族史的研究, 而且对蒙古族族源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组成东胡民族的乌桓、鲜卑人, 语言习俗基本相同。《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鲜卑者, 亦东胡之支也, 别依鲜卑山, 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到后汉、三国时(公元2 世纪), 鲜卑人统治了蒙古高原, 其中的一支—
拓跋鲜卑, 曾以今天的内蒙古地区为依托, 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拓跋鲜卑则发源于呼伦贝尔高原, 同原蒙古人—
蒙兀室韦的发祥地相近。原蒙古人所操语言即原蒙古语。[1] 鲜卑语遗存中的一些基本词汇同蒙古语词汇非常接近。
唐代李吉甫所撰地理著作《元和郡县图志》中记录关内道云中县时说: “纥真山, 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 汉言三十里。”这里的“虏语”即指鲜卑语。鲜卑语“纥真”3 ghochin,
〔收稿日期〕2001210211
〔作者简介〕齐木德道尔吉(1954-) , 男(蒙古族), 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人,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
心主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蒙古史、清史及民族古文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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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蒙古语基数词.ucˇin (三十) 一致。《宋书·吐谷浑传》: “虏言‘出, 可寒’, 宋言‘尔, 官家’也。”“可寒”在东部鲜卑
—
宇文鲜卑的支语言吐谷浑语中作“官家”之义使用。东胡苗裔柔然人称其首领为“可汗”。拓跋鲜卑同样称其首领为“可寒”。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所发现的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中有: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可敦配, 尚餐!”[2] 之句, 可证“可寒”、“可敦”二词俱源于鲜卑语。“可寒”、“可汗”3 khaghan, 其义等于匈奴语之“单于”。突厥、
回鹘后来借用此词, 直到蒙元时期被蒙古人转借过来使用至今。拓跋鲜卑语“可敦”3 kha2
dun, 其义相当于汉语的“皇后”, 匈奴语之“阏氏”, 后来也被突厥、回鹘借用, 再后又被
契丹、蒙古转借。又《宋书·吐谷浑传》云: “鲜卑呼兄为‘阿干’。”“阿干”3 akan, 同蒙古
语aq2a(兄) 音相近。
《南齐书·魏虏传》: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 外左右为‘乌矮真’, 曹局文书吏为‘比
德真”3bitekchin,、“乞万真”3 kelemechin 、“咸真”3 zhamchin～yamchin、“契害真”3 khir2
真’, 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 诸州乘驿人为‘
咸真’, 为主出受辞
德真’, 檐衣人为‘朴大真’, 带仗人为‘胡洛真’, 通事人为‘乞万真’
守门人为‘可薄
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 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以上鲜卑语词汇的“比
ghachin
等语词都能在蒙古语中找到对应关系, 其他语词则显然具有突厥语色彩。这说明鲜
这同2cˇin 相一致。这个词法特征, 更能说明蒙古语同东胡后裔语
鲜卑人的绝大部分迁入内地而逐渐汉化。取代鲜卑兴起的契丹, 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
通, 拉施特还说契丹、蒙古语言多相类。研究成果表明, 契丹语近于蒙古语族或是其中的一
个语支。[3]
与契丹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另一个属于东胡族系的民族是室韦。室韦人住在呼伦贝尔草
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流域。《魏书·失伟传》: “语与库莫奚、契丹、豆莫
娄相同。”《北史·室伟传》: “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 在北者号为失韦”。法国学者伯希
和(Pelliot) 认为“室韦”一词即“鲜卑”3 Serbi～Sirbi～Sirvi 的别写。[4] 亦邻真教授认为,
如果伯希和的意见能够成立, 那么室韦族名之所以写作“室韦”而不写作“鲜卑”, 其原因
就该是高度汉化了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的缘
故。[1] 室韦人也被称作“达怛人”。公元732 年建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和公元735 年建立
的《毗伽可汗碑》中所说的“三十姓达怛”OtuzTatar 和“九姓达怛”ToquzTatar, 即指室韦
诸部。这些室韦—达怛人, 就是真正的原蒙古人。他们的语言由于没有受到突厥语的影响,
保持着原来的面貌。这种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特点的语言, 就是原蒙古语。关于原蒙
古语的特点, 亦邻真教授认为,《蒙古秘史》语言中留下的室韦—达怛人的原蒙古语痕迹说
明, 在词汇方面, 比如某些无法释义的专用名称(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地名) 就是原蒙古
语的残余, 他们同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的差别。在词法方面, 原蒙古语可能有
过真正的性范畴, 这同刚、柔元音序列的区别不是一回事。“数”的范畴也是严格的, 也可
能有过真正的“格”的范畴, 而不像后来所谓的“格变”, 实际上大都是后置介词。[1]
公元8 世纪, 在室韦—达怛人集团中出现了称作“蒙兀”的部落。《旧唐书·北狄室韦
传》中首次记录了“蒙兀室韦”的存在。蒙兀室韦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东南。这个包括蒙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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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韦部落在内的室韦—达怛人集团就是原蒙古人集团, 所操语言便是原蒙古语。公元9 世纪中期回鹘人西迁, 原蒙古人逐渐填补了操突厥语的回鹘人留下的空间, 大漠南北, 包括蒙古高原、锡林郭勒草原和阴山地区都成为蒙古人活动的地方。辽金时期(公元10-12 世纪) 蒙古高原各部被统称为阻卜, 其范围包括原蒙古部落, 同时还包括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这个时期, 原蒙古各部落名称逐渐明显, 有了札剌亦儿人、塔塔儿人、蔑儿乞人、巴儿忽人、外剌人, 但真正被称作“蒙古”的只有尼鲁温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这两部分蒙古人被统称为“一切蒙古—
合木黑蒙古3 qamu.mong.ol”。
原蒙古人占据蒙古高原后, 与留在原地的操突厥——
回鹘语言的部落相杂处, 吸收了大量的突厥语成分, 使原蒙古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形成古代蒙古语。
il “年”互相并存至今。突厥语词temür “铁”, u, 而在达斡尔语
由于突厥语的影响, 使原蒙古语的语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使原蒙古语的元音系列改变成八元音系列。塞擦音z、c 在一些方言中代替了舌尖辅音Jˇ、cˇ , 如在卫拉特方言中那样。原蒙古语中涌入大量的突厥语词汇,
一些词汇同难蒙古语同义词相并存, 有些则代替了蒙古语词汇。确定蒙古语中的突厥语成分有尔斡达多许亲等
, 以区别同源词和借词。但通过分割词干的办法及通过与受突厥化影响较小的属语言相比较的办法, 可以确定出许多渗入蒙古语中的突分。
ˇi 代替契丹、女真语的“挞不也”(农夫), 在蒙古语中作tariyacin 。蒙古语基本词汇中有大量的突厥语借词, 说明蒙古人迁入蒙古高原时, 其语言确实经历了突厥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也说明原蒙古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相当落后的。
英国著名的阿尔泰学家克劳森(SirGerardClauson ) 研究明代《华夷译语》中的蒙古语词汇后, 描绘出一幅蒙古人社会发展的景象: 蒙古语的各部落和比较先进的民族接触之前, 他们生活在森林地带, 自己有表示生长在森林地带的树和灌木的名称。他们还处在青铜时代, 不了解铁和黄金。他们有时住在房子里, 但不是砖房。家用器具中没有灯, 没有扫帚。宗教思想方面, 相信神灵, 但没有表示天国的词。他们主要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食物为生。养马, 养驴, 养狗, 也许还养猪, 经营一点非常原始的农业。他们有马车, 并能修筑道路。没有从事贸易活动的证据。是否有贫富的差别, 却令人怀疑, 因为bayan“富”是突厥语借词, 而ügeπü“穷”的词源上的意思是“不占有”。有狩猎武器, 有进攻和防御武器, 但没有正式军队和作战用的各种物品。能够缝制厚的精致的衣物, 但没有丝织品, 有靴而无鞋。他们能够很好地观察天气, 并能辨别基本方位。能数到几百, 但是没有更大的数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海。
克劳森还通过对不同时期借入蒙古语中的外来词的分析, 勾勒出蒙古社会发展的轨迹, 整个描述像个四幕剧。第一幕的故事从西伯利亚开始, 一群群的生灵——
打猎的、捕鱼的和采集食物的—
过着跟原始人不完全一样的生活, 但仍然十分原始, 且没有组织。第二幕的地点移到比较温暖的地区, 比较高级的社会形式的代表从舞台两侧登台表演, 农民、牧民和工匠, 甚至还有医生带着草药登台了。人们度过青铜时期到了铁器时代。建筑桥梁, 挖掘井水。人们遇到像骆驼的野兔之类新出现的动物以及像蝗虫之类的昆虫。人们饲养家畜, 栽培谷物和蔬菜, 开始了原始的制酪业, 食品种类丰富了。社会组织由氏族发展到部落, 有了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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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有了军队。需要更大的数“千”和“万”了, 十二属相也是在这个时期采用的。第三幕和第四幕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第三幕里一些农民成为园艺家和种果树的人, 在第四幕里得到了别的新的经济作物, 家庭用具得到改进, 并且有了灯。人们学会使用针来精心制作服装。有些牧人学会做生意。第四幕里有了“骡子”、“阉割”等概念。更高级的宗教思想得到了发展。商人和市场产生了, 市场上的货物开始用秤称量。总之, 在13 世纪的某个时期, 说蒙古语的民族, 在当时已经有了长期接触的突厥语民族的帮助下, 赶上了邻近的民族, 并且在世界上得到了他们的地位。[5]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对语言的研究, 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过程。克劳森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基本符合蒙古民族形成的过程。大概在9 世纪, 随着回鹘汗国的灭亡, 蒙兀室韦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森林地带迁往蒙古高原。他们与留居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相会合, 经过3 个多世纪的历程, 直到13 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为止, 才完成了蒙古民族形成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许多突厥语萨克部落蒙古化了, 同时蒙古语中也留下了大量的突厥语词汇。据一些研究成果表
原语和蒙古语基本词汇的60% 是同源的, 可见突厥语对蒙古语的影响之而的许多地名便是突厥语的遗留, 如, 库布苏古尔湖(K.bs(Bayiqali、色楞格河(Selengge) 、图拉河
(Tuul) 、鄂尔浑河n) 、肯特山(Kentei) 等。此外, 来源
(tngri) 、印(tam.2a) 、碗(aya.2a) 、笔( üJˇüg) 、干酪(qurud) 、药(alima) 、花(cˇecˇeg) 、葡萄(üJˇüm) 、城(bal.asun) 、田ke) 、部分(b.l.g) 、拐杖(taya.) 等。最初的佛教名词也是通过回鹘语传入蒙古语的, 如: 佛灯(Jˇula) 、僧侣(quvraq) 、罪孽(kilincˇe) 、呼土克图(qutu.tu) 、浮屠(subur.an) 、地狱(erlig) 等。
古蒙古语借词的另一来源是汉语。在辽金时代, 契丹、女真是蒙古人通向中原的桥梁。许多汉语借词是通过契丹、女真语而进入蒙古语中的。如: 灯deng< 女真语dengJˇ an 、骡子loosa< 女真语laosa 等。
13 世纪初,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 建立蒙古汗国后, 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这个时期创造的畏兀体蒙古文及元代产生的八思巴文, 更使蒙古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规范。直到14 世纪60 年代元朝灭亡, 形成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献, 这些蒙古文文献, 准确地反映出这个历史阶段蒙古语的状况。通常人们把这个时期的蒙古语称做中古蒙古语。
二、关于契丹语
契丹也是东胡后裔, 鲜卑的一支。契丹皇族耶律氏“　出石槐”
, 是鲜卑檀石槐的直系后裔。[6]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 是东胡系部族后裔诸语言中的一支。根据文献记载, 东胡人的后裔—
鲜卑人、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联系, 并且他们的语言同蒙古语有共同的渊源。[1]
契丹人, “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 伯希和所藏敦煌文书卷的这条记载说明契丹人的语言是鲜卑语的嫡裔。亦邻真先生说: “吐谷浑人早在西晋时期就已远徙甘肃青海, 他们的语言到唐代还能与契丹人相通, 可见从东胡到契丹, 都是使用同一语言的人民。所以, 契丹语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意义: 这等于研究东胡后裔语言的主要干支。”[1] 拉施特也认为: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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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哈喇契丹) 部落都是游牧民, 与蒙古游牧民有亲属关系。他们的语言、外貌和风俗习惯彼此相似。”[7] 汉文史籍中留下来的契丹语言资料非常少, 尤其缺少具有明确释义的文献记载。契丹文字研究的进展, 扩充了契丹语词汇, 丰富了契丹语词法、语法和语音方面的知识, 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献的不足。记载契丹语言资料的汉文史籍首先是《辽史》, 但是其中记录的大量契丹语人名、地名、部落名、官府和官职名资料, 大都缺乏释义条件。留下来可供做历史语言学方面研究的仅有几十个基本词汇。《契丹国志》成书较《辽史》早, 其中收有较为丰富的契丹语汇资料, 其语文学价值比《辽史》要高。分析以上史籍中的契丹语词汇, 可以发现其中有突厥语和女真语成分。夷离堇〈俟斤3 irgen, 突厥官号, 契丹语里是“统军马大官”, 后改为“大王”; 惕隐〈特勤3 tegin, 突厥语“王子”,
契丹语里是“典族属官”; 于越〈兀格3 üge～.ge, 突厥语“官人、智者”, ; 夷离毕〈俟利发3 ilitber, 突厥官名, 林牙〈3 irilimga, 突厥语掌文书官, 详稳〈
3 s.ngün, 契丹语里是“诸官府监治长官”; 契丹语里是“县官”之谓; 突厥语“谋臣”之义, 契丹语里是“位在枢密使下之墩官”。这类例子还可以找出不少。这说明契丹族曾受突厥和回鹘的统治, 其语言也受到突厥语影响, 以至于在其国家组织中直接使用大量的突厥官号。阿点3 ad., 契丹语“贵”称。女真语里“贵”作“哈的”3 hadi。在契丹语里词首3 h 音已经消失; 虎斯3 husi, 契丹语“有力”称。女真语“有力”作“忽孙”3 h.sun, 在契丹语里词尾收音2n 脱落; 孤稳3 guπun, 契丹语“玉”之义。女真语“玉”作“古温”3 guπun, 音义全合。以上之例说明, 在契丹语里有同于女真语的词汇, 他们或许是同源词。绝大部分契丹语词已经湮灭, 不能在现有语言中找到对音关系。但对一些词可以作语文学解释。如: 迭烈3 Derle, 也音迭剌、敌烈, 是辽代八大部之一, 分布在胪朐河流域。因强大难制, 辽太祖析其为二院。辽代有许多人以敌烈取名, 可见此语有很好的意义。该语的源头可能与突厥铁勒部3 Terle～Derle 有关。至蒙古时代, 除了成吉思汗家系所从出的尼鲁温蒙古3 Niru’unmong .ol 外, 还有突厥化程度较高的迭儿列斤蒙古3 Derleginmong.ol, 二者合为合木黑蒙古3 qamu.
mong.ol, 即“全体蒙古”。3 .owa, 契丹语“鸷鸟”总称。《辽史·营卫志中》: “稍瓦, 鹰坊也, 居辽水东, 掌罗捕飞鸟。”比较蒙古书面语.iba.u, 鸟之总称, 口语作.ovoo～.uvuu, 音义俱合。斡鲁朵
3 ordo, 契丹语“宫帐”, 与蒙古语ordo2ordon 音义俱合。3 nain .
iri, 契丹语“正月朔旦”。《辽史·礼志六》云: “国语谓正旦为‘乃捏咿
’。‘乃’, 正也; ‘, 旦也。”《契丹国志·, 并
称“汉人译云, ‘　’是‘丁’
, ‘捏离’是‘日’。”这里的“丁”字显然是“正”字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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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五; “赛咿　”, 月也。《契丹国志》云: “北呼此节为‘讨塞篱’。”“讨”3 tau,
“乃”3 nai～ni 是“首”之义, 同“正”相和。“捏咿　”合读作
3 n.iri, “旦”或“日”之义, 同蒙古语nara“日”音义相谐, 主要元音3 a 在契丹语里具有前列化之特点。匣列3 q.ri～..ri, 辽言“复来”也。比较蒙古书面语qari“回”, 口语h.ri, 音义都合。惟其第一音节腭化很重, 这一点也可证伯希和的“契丹语是腭音很重的蒙古语”之论点。① 陶里3 tauli, 契丹语“兔”, 同蒙古语taulai“兔”音义皆合。捏褐3 n.讨赛咿　ho, 契丹语“狗”, 同蒙古语noqai 音义皆合。3 taus .iri,
契丹语“重午日”也。《辽史·礼志六》中称五月重午日为“讨赛咿
于蒙古语之sara“月”。“讨赛咿　”, 义即“五月”也。
明显同于蒙古书面语tabut～tabun,
口语之tav“五”。“赛咿　”
, “赛篱”3 s.iri～s.ri, 也同
赛咿　奢
3 s.iri ..,《辽史·礼志六》中谓中元节为
“七月十六日昧爽
, 复往西方, 随行诸军部落大噪三, 谓之‘送节’, 。‘奢’, 好也。《契丹国志》里是“
, 汉译“塞里”为“月”, “　”为“好”
。奢
ia; ,
书
3 .冶切, 书马三上。3 .ia, 音同。蒙古语“好”作sayin, 女真语作sain, 同。契丹语里其词首辅音为舌面前擦音, 而在蒙古、女真语里是舌尖前擦音, 发音部位和方法有所不同。契丹语词中的主要元音要比蒙古、女真语要靠前。在契丹语中词尾
2n 音也不存在。。必里, 不知其义, 是否同bilig 义合, 不得而知。迟里3 c即契丹语“月”之音无疑, 因为同上释“塞里”音近。武　《燕
北杂记》中“必里迟里”作“一十赛”, 并注明“一十”是“九”, “赛”也是“九”。“一十”3 i.i, 比较蒙古书面语yesün(九), 义合。然“赛”作“九”解, 显然是附会九九重阳之义, 实际上“赛”即“赛里”3 s.ri (月) 之简称。戴辣3 daira2 , 十月十五日祭木叶山时“用国字书状, 并焚之, 国语谓之戴辣。”并说“戴”, 烧也, “辣”, 甲也。“戴”3 dai, 比较女真语得的3 deidi (烧), 满洲语deiji (烧), 义合, 且词干音近, 似为同源词。炒伍　　
3 cˇooripo, 契丹语“战时”。《契丹国志》: “北呼为‘炒离　’
, 汉人译之‘炒离’是‘战’, ‘
时’, 是‘战时也’。”“炒离”3 cˇoori (战), 比较女真语“琐里都蛮”3 sooriduman (战、厮杀), 与其词根音义近似。比较蒙古语sori2 (演习、训练、试探), 音义也近似。鹘里3 huli, 契丹语“偷盗”。相传契丹人在正月十五日放国人做贼三日, 呼为“鹘里汉人译“鹘里”为“偷”, “　”为“
时”。《燕北杂记》作“鹘吕”。3 huli～hulü, 比较蒙古语quluu～qula.aila (偷盗), 音义皆合。,”
阿庐朵里3 aldori, 又音“阿鱼敦”, 契丹语“贵显名”。《辽史·耶鲁曷鲁传》: “太阳既备
永受册, 拜曷鲁为阿鲁敦于越。‘阿鲁敦’者, 辽言盛名也。”阿庐朵里3 aldori, 比较蒙古语
aldar (盛名、荣誉), 音近义合。
阿鲁3 aru, 契丹语“北”。《辽史·太祖上》: “壬辰, 还次北阿鲁山, 闻诸弟以兵阻道,
引军南趋十七泊。”这段记载中的“北”正是契丹语“阿鲁”的意译。比较蒙古语aru (北),
①详冯承钧译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所收伯希和文“‘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之注三二。他认为契丹人说的是一种蒙古语言, 因为与一些通古斯部落接邻, 由是腭音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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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义皆合。
乌鲁古3 uru.u～ur.
u, 契丹语“孳息”。《金史·国语解》: “乌鲁古, 牧圉之官。”《金史·兵志》: “乌鲁古者, ”《金史·百官志》: “诸群牧所, 又国言谓乌鲁古。”金代群牧所皆沿袭辽代, “乌鲁古”一词必源自契丹语。比较蒙古语ur.u(孳生), 音义皆合。
爪3 Jˇ oo, 契丹语“百”。比较蒙古语Jˇ a.un, 口语Jˇ uu～Jˇ oo, 音义皆合。
没里3 m.ri, 契丹语“江”, 比较蒙古语“m.ren”, 音义相近。
乌3 uu, 契丹语“水”, 比较蒙古语“usun”, 音义相近。
除此以外, 还有大量的契丹语特有的词汇, 如女古(金) 、胡都(山) 、耐(头) 、阿辇
(收) 、夺里本(讨平) 、耶鲁碗(兴旺) 、阿斯(宽大) 、阿鲁碗(辅佑) 、赤失得本(孝) 、监母(遗留) 等, 随着契丹人的消亡而湮灭了。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契丹语中原蒙古语成分的存在, 以此可以认为契丹语就是原蒙古语的一个分支。
契丹小字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 〕米文平.
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J].

〔1 〕亦邻真. 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J].
(3、4 合期) :1-23.
〔3 〕清格尔泰, 刘凤翥,
〔4 〕张久和. ——室韦—达怛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8.

〔5 〕SirGerardClauson: “TheTurkishElementsin14 th CenturyMongolian”, 载CentralAsiaticJournal,VolumeV, No.4,1960,P.301-316. 刘照雄、张继忠汉译.14 世纪蒙古语里的突厥成分[A].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3,1.
〔6 〕梁万龙. 耶律羽之及其族氏考析[J]. 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 (1) :67-71.
〔7 〕拉施特, 余大均、周建奇译. 史集[M].I,[2].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3.227.

FromPrimitiveMongoliantoKidanLanguage CHIMEDDORJI
(CenterforMongolianStudies,InnerMongolianUniversity,Hohhot 　010021)
[ Abstract] MongolianlanguagesisabranchoflanguagesaboutEast 2hu’sdescendentswhoare Hsienpeipeople,Shihweipeople,kidanpeople,andithasthesameoriginwiththelanguageofEast 2 hu’sdescendent,Shihweipeople ’slanguageiscalledoriginalMongolianlanguage.OriginalMongo 2 lianlanguageformMongolianlanguageaftertheprocessofseriesTurkization.Onlyinthelightofhistory ofEast 2hu’sdescendent,dowesutdythedevelopmentoflanguagesofEast 2hu’sdescendentandits historicrelationtolanguagesofMongolianlanguagegroup.ThestudyfororiginalMongolianlanguagehas decisivemeaningtothestudyoftheoriginsofMongolianlanguage.
[ Keywords ] Mongol;PrimitiveMongolianlanguage;East 2hu;descendent;kidanlanguage; Turkiclanguage.
〔责任编辑　苏日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