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ONT size=3>盖志毅老师是内蒙古农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面对草原问题，他认为一要确立产权制度，二要引入制度经济学，用‘风险担保和资产抵押’制约目前的经济和资源的掠夺。全文见：</FONT><a href="http://www.cy.ngo.cn/go1_ecology_a_news2_gaizhiyi3.htm" target="_blank" ><FONT size=3>http://www.cy.ngo.cn/go1_ecology_a_news2_gaizhiyi3.htm</FONT></A></P>
<P><FONT size=3>下面是文章摘要：</FONT></P>
<P><FONT size=3>“。。。。。。</FONT></P>
<P exactly? mso-line-height-rule: 18pt;><B><FONT size=3>（二）明晰产权，分解决策权，减轻知识问题风险<O:P> </O:P></FONT></B></P>
<P exactly? mso-line-height-rule: 18pt; LINE-HEIGHT: 21pt;><FONT size=3>在明晰产权的情况下，切身生存利益所在，使牧民作为草原的主体，会使他们自觉的探索生态建设途径，牧民的个人取利的行为将会趋向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的状态。相反，如果草原产权不明晰，一切靠政府的重视和出面，政府获取大量信息和知识，从而进行科学的决策的成本很高。1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揭示过一种现象：“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幅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诺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他自己的行动原则……”笔者在牧区亲眼目睹了在草原产权不明晰的地方，政府提出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禁牧政策，但在广阔的草原，凡政府监控不到之处，牧民照旧放牧，在监管严格的地方，则牧民晚上拿手电给家畜照明进行夜牧。目前，澳大利亚在草原利用上讨论的一个热点是按照政府控制草原利用方式还是通过对牧民的教育和科技推广来达到自我管理的目的，对澳大利亚的牧民来说，他们的愿望是尽可能的独立。澳大利亚还在争论政府有无必要向牧户制定载畜量的标准。澳大利亚的学者研究表明游牧者自身就有着强烈的限制家畜头数的意识，其调节能力比政府制定的更加科学和合理，这是因为政府和牧户信息不对称的缘故。天气的巨变、土地的变化这些因素只有在第一线的牧民才更加了解和有更大的发言权。政府不可能对每家每户及时、灵敏的做出家畜头数控制的决策。<SUP>[7]</SUP>在非洲，大多数游牧民形成了传统的政治机构（如民族、部落和亚部落的纵向的统治阶层）和灵活的合作单位（如：“管草木首领”，牧群和牧场监督员），这些机构负责牧场的使用，计划安排群落内和部落之间的迁移，临时或长久地关闭某些牧区，授权外人使用草场等。他们掌握了更多的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知识，决策的正确率很高。 <O:P></O:P></FONT></P>
<P exactly? mso-line-height-rule: 18pt;><B><FONT size=3>（三）增加产权制度的稳定性，从而降低学习成本，缓解知识问题<O:P> </O:P></FONT></B></P>
<P mso-line-height-rule: 18pt; LINE-HEIGHT: 12.0pt? mso-char-indent-size: 2.0; mso-char-indent-count: exactly; 24pt;><FONT size=3>德国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在《制度经济学》一书指出“总在变化的规则难以被了解，在指引人们的行动上效率也较低。因此，规则应当稳定。这符合那个古老的保守格言：“法是老的好”（0ld laws are good laws）。稳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人们已使自己的优点最佳地适应老的制度，并养成了近乎本能地遵守它们的习惯。因此，制度的稳定性减少了制度的执行成本，提高了制度的可信赖性，并因此而促进着人际交往。”<SUP>[8]</SUP>由于牧民在自己稳定的草原上长期生产和生活，制度经济学指出：“多数恰当知识都是边干边学的产物，它们是由无数不同的人在分散化的试错选择过程中获得的。”<SUP>[9]</SUP>因此，更有利于读懂草原，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澳大利亚牧场主向政府租赁的草原时间有近百年左右，几代人在这块土地上，所以，他们熟悉和掌握各种生态信息。<O:P> </O:P></FONT></P>
<P><B><FONT size=3>（四）牧区社区公众参与对政府由于知识问题导致错误决策的纠错机制<O:P> </O:P></FONT></B></P>
<P mso-line-height-rule: 18pt; LINE-HEIGHT: 12.0pt? mso-char-indent-size: 2.0; mso-char-indent-count: exactly; 24pt;><FONT size=3>社区公众参与是指对于特定社区实施的政策和工程项目必须由当地的人民参与和表决。没有与牧区社区公众充分沟通的草原生态环境决策，许多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正如《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所指出的：“过去30年中，每一次失败都得出一个共同的训：开发的过程中需有当地人民参加。然而，事实证明要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大多数让公众参加的努力都是被动的：政府通知人们它计划干什么，要他们给予劳力或其它资源的援助。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援助。但是，由于没有让当地人们参加这些工作的决策过程，这些计划往往只反映了政府的目标而不是当地人们的目标。不能反映地方目标的项目特别是那些在新、老之间缺少连贯性的项目，一旦资助终止或减少，就会放弃。人们越来越呼吁一种新型的开发――它可使牧民和开发工作者在一段较长的时间相互起作用。这些项目投入较少，更多地依靠当地知识和自助。它们是合作寻求适宜的开发技术和地方组织机构。” 正如《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年）所指出的“来自人民的想法,由农业经济师或牧场管理者加以发展,再返还于民,比完全与本身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更易被采用。例如,可与当地牧区共同制订轮换放牧和延缓放牧的计划,用他们的语言来辅导,把他们对草原的知识作为基础。”<SUP> [10] </SUP><O:P></O:P></FONT></P>
<P mso-line-height-rule: 18pt; LINE-HEIGHT: 12.0pt? mso-char-indent-size: 2.0; mso-char-indent-count: exactly; 24pt;><FONT size=3>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创新或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受到非正式制度，其中表现为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观、意识形态、伦理规范和观念对草原生态环境有着很大的影响。安东尼?德?雅赛指出，无形制度的形成必须能使“遵守规则的力量超过违背规则的力量”。“惯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非正式的无言的契约，对大部分人有宽松的约束力，惯例最简单的目的是大家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尽管契约与惯例不是一回事，把惯例比喻成契约自然具有诱惑力，因为二者基本上都是自愿形成的，用专门的术语说，都代表着所谓的帕累托改善。<SUP>[11]</SUP>所谓生态文化是人们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本质的反映，是人们根据生态系统的需要和可能，最优化地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和意识。这是一种尊重自然、维护自然的文化。它不是一门具体的学科，确切地说是一种觉悟，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有别于不断加剧人与自然对立和冲突的传统文化的崭新文化。总之，生态文化是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生态资源进行合理摄取、利用和保护，以致能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积淀。<O:P> </O:P></FONT></P>
<P exactly? mso-line-height-rule: 18pt; LINE-HEIGHT: 21pt;><FONT size=3>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在其名著《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指出：“从宗教或精神内涵到同该内涵相一致的具体经济政策是一次大的跳跃。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中间步骤：制定伦理原则――世界上正确行为的总原则。然后我们就可以问在我们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什么样的具体经济政策最适合这些伦理原则，这样就间接地符合了派生出这些伦理原则的宗教内涵。”（赫尔曼?E?戴利，2001）Paul Hawken, Amory Lovins, L?Hunter Lovins在《自然资本论》一书中指出：“只要树立尊重、给予权利、学习和补充当地的‘农民第一’的思想，便可实现整体的和个体所需的目标，而不是期望通过从上而下的‘技术转移’强行推行一套统一的简单方法，这种方法也能成功地在全球推广。”<SUP>[12]</SUP><O:P> </O:P></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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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 12: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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