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传说的迷雾，还历史真实（3）―参考资料1

博英纳言

2004年8月21日“元代社会文化暨元世祖忽必烈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8月24日，会议在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举行了最后的大会发言和闭幕式。这次会议由南开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共同主办。会议有三个主要议题：元代社会史、文化史、元世祖忽必烈研究。以下按这些专题做简单介绍。

        一 元代社会史研究族群关系：元朝是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社会，萧启庆（清华大学?台湾新竹）的《元代多族士人网络中的师生关系》以师生关系为主干，论述了蒙古、色目族群中士人群体的形成及其与汉族士人在文化上频繁的互动关系。饭山知保（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用地域史的研究方法，结合大量石刻资料，探讨了金末元初蒙古统治在华北确立过程中汉地精英层的变化以及他们和蒙古的关系，指出这一阶段不同地区历史变迁的不同面貌（《蒙元统治与汉地地方精英层的变动――以山西忻州定襄县的事例为中心》）。洪丽珠（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以《至顺镇江志》为主要资料，通过统计的方法分析了镇江路及其所辖州县的长官、佐贰官的族群组成，论述了元朝在江南地区进行统治的特点（蒙元镇江路官员的族群分析刍议――地方基层统治文化的讨论）。张沛之（天津师范大学）的《元代汪古马氏的汉化问题》通过社会交往、诗文作品、礼俗、信仰等方面分析了汪古马氏的汉化倾向。

         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刁培俊（南开大学）在《试论元代乡村精英与社会控制――兼与宋代的比较研究》中从元朝乡、都等乡村行政管理体系、乡村家族与宗族、乡村中的游离分子等几个方面讨论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过渡阶层，指出这些社会群体对于社会控制的重要意义。许守泯（成功大学??台湾？）从士人网络的角度对元代浦江郑氏的经营发展做了详细的研究（《江南第一家：元代浦江郑氏的发展及其士人网络》）。吴小红（江西师范大学）注意到江西抚州地方势力在进入元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当地政府中有大量官员出自平民，这可以从元代官制、抚州的地方性来进行解释（《元代布衣阶层的兴起――以抚州路为中心的探讨》）。

         社会经济：孟繁清（河北师范大学）的《元代的契本》将文献记载与黑城出土的元代契本残件相结合，论述了元代的商业税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赵华富（安徽大学）集中讨论了明抄本《婺源茶院朱氏家谱》中的元代契尾，对它的标题、年代、文字做了说明（《〈元代契尾翻印件的发现〉三点说明》）。王秀丽（华南师范大学）的《元代文人笔下的江南贾客》一文利用大量元人诗文集、笔记的资料对元代江南地区商人的活动及其日见增长的社会地位做了论述，颇有新意。

         社会生活：吴海涛（安徽阜阳师范学院）注意到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造成的重要影响，指出元代黄河水患造成皖北地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秘密宗教的流行（《元代河患与皖北社会》）。周萍萍（南京晓庄学院）利用来华外国人的记载，讨论了元代的酒文化（《蒙元时期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饮料――酒》）。内蒙古师范大学的王风雷研究了元朝政府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元代野生动物保护法再探》）。

         婚姻与妇女问题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王晓清（武汉电视台）的《元代赘婿婚制述论》讨论了元代比较常见的赘婿婚制，对出舍女婿、养老女婿等类别进行了研究。马彩霞（河北师范大学）论述了元代和尚娶妻的现象，从教义、物质生活等方面分析了原因（《试论元代和尚娶妻现象普遍的原因》）。谭晓玲（首都博物馆）的《元代列女人数之分析》指出《元史?列女传》中列女数量的提升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修史者的观念、元代的社会变乱和妇女的从众心理等等。

        二 元代文化史研究通贯的文化问题：陈高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元代出版史略论》中指出元代的书籍出版比较自由，没有严格的管制。蒙古国时期的编修所、经籍所不是元代出版事业的开端。该文对《元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辑本》的优缺点做了评论。白翠琴、杜倩萍（中国社会科学院）从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元朝的皇家建筑，讨论了藏传佛教、中亚和西亚文化对元朝居住文化的影响（《论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的演变及元朝建筑特点》）。杨硌堂（南开大学）提出对于元代文人绘画中体现的“士气”不应仅从“书法入画”的技术范畴来理解，而要从画家心理层面的精神追求来把握（《元代文人画士气精神论略》）。

         儒学与士人的研究：王建军（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与政治：元朝国子监创办之争》分析了至元前期设置国子监的经过，指出汉族官僚集团坚持设置国子监是为了坚守汉法文治的政治方向。沈仁国（江苏教育学院）用丰富的史料对元延钓年间的进士做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的性质做了新的说明（《元延钓进士再探》）。元代儒士是儒学的积极传播者，周鑫（南开大学）以抚州儒士为主，分析了仁孝思想得以发展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出处进退必有道――宋元之际抚州儒士研究》）。士人中的“隐士”引起了学界较多关注，本次会议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许佳君（河海大学）《元朝前期北方的汉族隐士》、申万里（武汉大学）《元代江南隐士考述》分别研究了元代北方、南方的隐士问题。申万里从隐士特征、谋生手段、心态、社会活动、社会地位等方面对江南隐士做了深入研究。高荣盛（南京大学）则注意到元代士人积极入世的方面，他通过对元代“游士”北上自荐，求取功名的分析，揭示了元代文化史另一个复杂侧面（《元代“游士”论》）。张斐怡（清华大学?台湾新竹）从《录鬼薄》、《青楼集》入手，论述了元杂剧的创作群体和消费群体，分析了元代士人的生活状态和创作活动（《创作与消费――元代杂剧文化中的士人生活》）。

         部分会议论文研究了元代儒学的重要人物。刘晓（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遗民张本事迹考》考证了金末儒士张本的生平和寄予遗民思想的作品。张帆（北京大学）从刘因《退斋记》入手，考证了刘因对许衡的抨击确为事实，指出两人思想上的深刻矛盾可以从人生经历、性格、思想和政治背景等方面找到原因（《〈退斋记〉与许衡、刘因的出处进退――元代儒士境遇心态之一斑》）。王梅堂（国家图书馆）通过对赵孟钴与西域籍大臣的文化交往探索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元人赵孟钴与朝中西域籍大臣》）。

         元代宗教：宗教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在佛教方面，陈育宁、汤晓芳（？）研究了蒙古统一战争前后西夏的藏传佛教（《13世纪蒙古统一战争与藏传佛教》）。乙坂智子（日本横滨市立大学）的《西藏佛教与元代汉族社会》也对元代藏传佛教进行了研究，重点分析了杨琏真加掘毁宋朝帝陵的事件及其对汉人的影响。马明达（暨南大学）从诗文、佛道关系等方面研究了元初少林寺长老性英（《金末元初的少林寺长老性英粹中》）。王钽（暨南大学）的《清凉着奇――五台山与元代的佛教崇奉》以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五台山在元代宗教活动和生活生活中的影响。

         在伊斯兰教方面，姚大力（复旦大学）对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碑文做了比勘和复原（《元代泉州清净寺碑的文本复原》）。杨晓春（南京大学）指出河北定州清真寺的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实际上是明人所作，时间下限是正德十六年（《河北定州清真寺所谓元碑〈重建礼拜寺记〉为明人所作再考》）。马娟（南开大学）用三通元代清真寺石刻资料对当时的伊斯兰教信仰、经典翻译、文化认同做了分析（《试析元代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读”――以清真寺碑刻资料为例》）。刘迎胜（南京大学）从元代回回人的称谓、分类、语言文字、谋生手段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元代回回人的文化面貌和社会适应能力（《有关元代回回人语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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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教方面，樱井智美（日本明治大学）用石刻资料研究了上都的早期建设和北方道教中正一教的地位问题（《〈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考释》）。在基督教方面，佟洵（北京联合大学）研究了元代景教的传播与消亡（《也里可温在蒙元帝国的再次传入以及消亡原因初探》）。
元代科技技术：刘秋果（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通过对元代历法的研究，肯定了王徇对元代科学的贡献（《浅谈王徇对元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韩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元人邹铉的著作为主，论述了汉族养生保健科学的发展（《邹铉及〈寿亲养老新书〉》）。陈广恩（暨南大学）以泾渠为主，研究了元代的水利建设和相关社会问题（《〈长安志图〉与元代泾渠水利建设》）。尚刚（清华大学）的《蒙元织锦》分别研究了汉地蜀锦和自西域传来的撒答剌欺的织造及匠作机构。杨玲（南开大学）运用大量实物资料研究了元代一种特殊的服装“辫线袄”（《元代的辫线袄》）。

        三 元世祖忽必烈研究陈学霖（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元史》中的忽必烈形象进行了分析，并与历史文献中的唐太宗、金世宗进行了对比（《忽必烈汗的“皇帝”塑形及评价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舒振邦和河北师范大学的陈志英分别研究了忽必烈中统至元初期的统治政策（《元世祖忽必烈与中统至元之初治》、《元世祖朝转运司沿革及其职能衰落原因考》）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卢明辉和北京联合大学朱耀廷分别从个案分析和宏观视角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文化取向（《浅谈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征服与被征服――从忽必烈“治天下”的制度措施看军事政府与经济文化征服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李迪、河北邢台郭守敬纪念馆的胡考尚、谢剑荣研究了忽必烈时期的科学技术状况（《论忽必烈的科技政策》、《从郭守敬的伟大看忽必烈的英明》）。杨德华、石坚军（云南师范大学）以云南行省为例，分析了忽必烈对边远民族地区的政策（《忽必烈与云南行省》）。

         郭万平（南京大学）介绍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忽必烈时期元朝入侵日本的研究情况（《日本的“蒙古袭来”研究》）。中岛乐章、四日市康博（日本早稻田大学）利用日本海出土的元军战船遗物分析进攻日本的元军构成及装备情况（《元朝新附军与海外经略》）。向正树（日本大阪大学）的《忽必烈时代的朝贡与元朝的南海信息》研究了忽必烈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

        四 政治史研究政治史一直是元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在政治制度方面，洪金富（中央研究院?台湾台北）对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究竟是死后的庙号还是生前的尊号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砒田善之（日本东京大学）利用石刻资料，研究了元代圣旨的翻译和传递过程（《灵岩寺执照碑碑阳所刻公牍之价值》）。李治安（南开大学）的《元代的官吏贪赃》从蒙汉二元的官僚体制和蒙古旧俗等方面研究了元代官吏的贪赃现象、惩贪政策和有关政策失败的社会原因。屈文军（暨南大学）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元朝君臣关系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整体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王敬松（广播电视出版社）研究了元朝频繁出现的大赦和有关原因（《浅谈元代的赦》）。党宝海（北京大学）的《论元朝的站户制度及其性质》通过对站户制度各层面的分析，指出其制度根源是蒙元时期汗权的强大与主奴关系的泛化。特木勒（南京大学）利用明朝和高丽文献，研究了高丽与北元、明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高丽在北元明朝之间》）。

         在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家族的研究方面，张金铣（安徽大学）考证了泰定帝的生年与排行（《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王献军（海南师范学院）的《元文宗图帖睦尔出居南海考》考订了元文宗出居南海的时间、年龄、原因、侍从人员、历史影响等。王晓欣（南开大学）考证了海都之父合失的“太子”身份问题，并对海都政治影响力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说明（《合失身份问题再考》）。内蒙古大学的瞿大风研究了元代山西蒙古诸王的封地、待遇和社会影响（《有元一带山西地区的蒙古诸王》）。内蒙古师范大学贺咏梅对以木华黎家族为代表的札剌亦儿部的政治地位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不同入世途径对蒙古人的影响（《札剌亦儿部勋臣世胄的仕进情况及其与蒙元政治的关系》）。赵文坦（山东大学）的《大蒙古国时期的顺天张氏》研究了张柔家族在当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张国旺（南开大学）利用新出墓志对真定史氏的姻亲家族崔氏进行了研究（《元代真定崔氏家族及其与史氏相关的两个问题》）。

         在行政区划的研究方面，薛磊（南开大学）、杜立典（解放军军事交通学院）分别就东北地区和福建台湾地区的政区建置进行了探讨（《元代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再论澎湖巡检司与台湾岛的关系》）。赵琦（南京大学）对《元史》中的“朵怜赤”、“大千户部”、“野马川”等名词进行了考证（《释〈元史〉中的几个与蒙古相关的名词》）。内蒙古大学薄音湖对包头市明隆庆四年美岱召泰和门汉文石刻中的人名、称号、国名做了详细的考释（ 小结本次会议反映了国际元史学界的总体水平，在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等方面出现不少新的成果。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得到了研究，某些旧有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相当一部分论文利用了新发现的史料，或是借鉴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丰富了我们对元代历史的认识。《关于美岱召泰和门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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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1

李　迪　冯立升

摘　要：文中从以下5个方面讨论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1.在上都设有回回司天监和回回司天台；2.在上都收藏一批“回回书籍”，为回回天文学等研究之用；3.上都有各种医药或治疗机构；4.上都的建筑集中着蒙、汉和阿拉伯等技术；5.上都又是学者的重要活动场所.
关键词：上都；元代科技史；回回司天台；回回书籍
分类号：N91
文献标识码： A

Shangdu?s Ro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Yuan Dynasty

Li Di
(Ins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 versity， Inner Mongolia Hu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Shangdu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entres for study 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Yuan dynasty.Its roles to development of scien ce and technology are dealt with in the following five sections in this paper:
　　(1) There were a Huihui (Arabic)Observatory and astronomical institution at Shan gdu.
　　(2) A lot of Arabian books were collected at Shangdu and served the scholars who studied Arabic astronomy or other scientific subjects.
　　(3) There located some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hospitals.
　　(4) The constructions in Shangdu reflected the Mongolian, Chinese, Arabian arche tctural techniques.
　　(5) Shangdu was an important active centre for all kinds of scholars.
　　Key Words: Shangdu;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yuan dynasty; Huihui(Arabian) observatory; Huihui(Arabian)books

　　元代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人们常常是宋元并称，给予了高度评价.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水平最终都以成果来确定，而成果又是研究者在一定的地方和相应条件下产生的.因此，某些地方就成为科技活动的中心.大都在元代科技活动的中心地位，虽然没有专门论述的文章，但是无疑被人们所承认.大都以外，还有上都，它的政治地位已是人所共知，而其科技活动的地位则需要讨论.实际上，上都是元代第二个科技活动中心，有些方面是大都没有的，地位相当重要.

1　回回司天监与司天台
　　元代的国家天文研究机构，起初是利用在中都遗留下的金代天文台，其上的仪器是从宋的汴梁运来的.至元十六年(1279年)又在金中都之东北重新建了一座大型天文台，是为大都天文台，金的天文台被废弃.同时在河南登封也建了一座观星台，这是个地方观测站.但是在这之前，忽必烈在上都已建有天文研究机构.
　　早在至元四年(1267年)回回学者札马鲁丁(1225?～1290?)就向忽必烈进《万年历》和“西域仪象”7件，这后者应是放置于上都，当时大约没有天文研究机构，也无专任研究人员.至元八年(1271年)任官属：“至元八年，以上都承应阙官，增置行司天监.”［1］这个行司天监应即回回司天监，因元有回回司天监之设：
　　“回回司天监，秩正四品.掌观象衍历.提点一员，司天监三员，少监二员，监丞二员，品秩同上①；知事一员，令史二员，通事兼知印一人，奏差一人 .属官：教授一员，天文科管勾一员，历算科管勾一员，三式科管勾一员，测验科管勾一员，漏刻科管勾一员，阴阳人一十八人.世祖在潜邸时，有旨征回回为星学者，札马刺丁等以其艺进，未有官署.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秩从五品.十七年，置司行监.皇庆元年，改为监，秩正四品.延?元年，升正三品，置司天监.二年，命秘书卿提调事.四年，复正四品. ”［2］
　　
　　这里详细记载了回回司天监的职能、机构设置、品级及沿革、编制等.但未说设于何处，以理推之应在上都，有时叫回回司天监，有时叫行监.值得注意的是“至元八年，始置司天台”一事，与在承应阙上增置行司天监为同一年.事实上是这样：在增设行司天监之前，札马鲁丁等早已在上都从事回回天文历法研究，但没有官衔，设行司天监就是要使他们名正言顺.西域仪象安装在承应阙上，因阙形建筑较高，就可权做司天台了，并未建独立的天文台.从此有司天台之名，通常叫回回司天台，有时还叫上都司天台，因在大都原金司天台之北方，故当时又称北司天台.相对的南司天台的研究人员主要是汉人，当时称为汉儿司天台.
　　回回司天台所在的承应阙遗址至今尚存.现存的高度仍有约8米，估计原高在10～12米，由东、中、西三个台形连在一起，而台体均向南延伸.图1为中台遗址.回回司天监应在阙内的屋中，而司天台即在屋外的台上［3］.其复原图如图2.当地比较开阔，在10米的台子上即能观测南纬48°以北的全部天区，也算相当理想的场所.西域仪象在台上的布置和安装，已有初步推测［4］.



图1　元上都承应阙中台遗址



图2　元上都承应阙复原示意图


　　回回司天台的首任提点(台长)就是前面提到的札马鲁丁，至元八年秋七月“设回回司天台官属，以札马鲁丁为提点.”［5］至元十年(1273年)把南北两司天统归新建的秘书监管理，札马鲁丁被调任为秘书监，但又重申马鲁丁为回回司天台提点［6］.
　　关于回回司天监与司天台，将另有研究.
　　在承应阙上的回回司天台，人们使用了70多年之后，又于至正八年(1348年)“六月丙戌，立司天台于上都.”［7］这座司天台是回回司天台还是以汉人为主的司天台?没有进一步资料，估计为前者.按：元惠宗妥欢贴睦尔也是一位对科技感兴趣的统治者，在上都建一座独立的司天台自属可能.既然是独立的司天台，就应当建在宫城外面更为开阔的地方，西北有土山，地势较高，但距城稍远些，不太可能.总之，这个台的建设还有不少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2　回回书籍
　　北司天台收藏着大批“回回书籍”，至元十年在拨归秘书监管理时，大约是札马鲁丁曾向秘书监申报了目录，并且译成很不顺畅的汉字.这份书目早已引起国内外学术的注意，进行过不少研究，有关看法不断问世.由于书籍收藏于北司天台，是上都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且其内容不限于天文历法，因此有必要予以讨论.以证明上都在科技活动方面的地位.
　　鉴于有些引者，多是有选择地录出一部分，不能窥见全貌，现全部录如下：
　　至元十年十月，北司天台申：本台合用文书，?计经书二百四十二部.
　　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
　　兀忽烈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
　　罕里速窟允解算法段目三部，
　　撒唯那罕答昔牙诸般算法段目并仪式十七部，
　　麦者思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
　　阿堪诀断诸般灾福　部，
　　蓝木立占卜法度　部，
　　麻塔合立灾福正义　部，
　　海牙剔穷历法段数七部，
　　呵些必牙诸般算法八部，
　　积尺诸家历四十八部，
　　速瓦里可瓦乞必星纂四部，
　　撒那的阿速忒造浑仪香漏八部，
　　撒非那诸般法度纂要十二部，
　　提点官家内诸般合作用文书四十七部，
　　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
　　忒毕医经十三部，
　　艾竭马答论说有无源流十二部，
　　帖里黑总年号国名三部，
　　密阿辨认风水二部，
　　福刺散相书一部，
　　者瓦希刺别认宝具五部，
　　黑牙里造香漏并诸般机巧二部，
　　蛇艾立诗一部.
　　兀刺速八个，
　　窟勒小浑天图，
　　阿刺的杀密剌测太阳晷影一个，
　　牙秃鲁小浑仪一个，
　　拍儿可儿潭定方圆尺一个.［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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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2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回回书籍只是向在大都秘书监申报，提供了1份书单，而未说调到大都，可见它们依旧被收藏在北司天台.理由很简单，因为绝大多回回学者在上都，而不在大都.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大都没有回回学者和回回书籍，即使有也是零散的，不如上都那样集中.

　　这批“书籍”，从译名来看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真正的书籍23种，其中3种漏记部数，数出来的部数为231；第二类为仪器和天文图共5种，仪器4种、11个，天文图1种未记幅数，按1幅计算.如果把第二类也以“部”为单位，则全部为28种，共242部，与记录的“经计经书二百四十二部”一致，即不包括3种未记部数的部数.又说“本台见合用经书一百九十五部”，比231部少36部，所少的应是不合用的经书，亦即从《亦乞昔儿烧丹炉火》起到《蛇艾立诗》的47部中的36部.

　　在“合用经书”中有1种“提点官家内诸般合使用文书四十七部”，数量很大，而且名称不像书名，估计是一些书的合称，应是各种数表、手册等等，为提点和其他回回天文学家常用的书籍.大约原来也不一定有书名，因而笼统地写在一起，总数为47部.其余的“合用经书”从译名可以看出：有4种系数学著作，都叫什么什么“算法”，另几种为天文历法.

　　“部”可能是指册，同时又是卷，否则不好理解，也许是一卷一册.我们没有见过早在13世纪时的阿拉伯文书籍，估计本子比较大，而纸也较厚，全为手写.

　　在上引目录中包括一些名著.
　　《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十五部：目前研究者大多认为是欧几里得《几何原本》15卷.我们同意这一看法.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原来13卷，后来他人补充2卷，成为15卷.阿拉伯文翻译有多种，欧几里得的阿拉伯文的读音为Uqlidis,与“兀忽列的四”全同，因此可断定北司天台所藏之《兀忽列的四擘算法段数》无疑为阿拉伯文本.伊郎科学家纳速拉丁.途思( Nasir al-din al-Tūsi,1201～1280)于1248年完成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来》15卷的编述工作，阿拉伯文名为Tahrīr usūl Uqlidis［9］，其中的Tahrīr意义编述，usū l为原本(Elements)在译成汉文时把Tahrīr译为擘，把usūl译为算法，而“段数”应为卷.这就是说，纳速拉丁.途思改编的15卷本《几何原本》传到中国，估计是在1250或1251年［10］.

　　《麦者司的造司天仪式》十五部：“麦者司的”一词，研究者多认为是al-Magest的对音，是埃及亚山大城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aios)天文学著作的阿拉伯名称，中文多译为《大集》或《天文学大全》等等，现传本为13，与十五部不同.

　　《忒毕医经》十三部：“忒丝”为Tibb的对音，译云医经.有人推测是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伊本.西那(980～1037)的巨著《医典》［11］，是否确是如此，尚需进一步研究.

　　对于其他书名，已有人用阿拉伯文予以解释，说明了其中一些书的内容，如数学、天文学、医学、宇宙论、炼金术、相术、星占学等等.《积尺诸家历》，“积尺”是Iij或zidi的对音，译云天文历法［12］，估计也是一大批书籍的总称，有四十八部之多，其内容一定极为丰富.可惜的是大多弄不清是何人所写，相当于现代译法的书名是什么.它们多未译成汉文或蒙古文.
　　但是无论如何，说明当时上都是研究“回回”学问的中心.
　　
3　医药设施
　　上都由于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成为大都之外的第二个医药中心.凡是大都有的设施，上都几乎都有.忽必烈一登汗位，便于中统元年(1260年)即着手设立医疗机构大医院，“掌医事，制奉御药物，领各属医职”，为统治者服务.设广惠司，“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至元七年(1270年)，置提举一员［13］. 这都在当时的中都.

　　中统四年(1263年)六月“立上都惠民药局.”［14］这是面向上都及其附近普通平民的医药机构.设提点一员，司令一员，负责管理工作，所需经费的来源和大都惠民局一样，是由国家拨一笔钱，用其利息收入购买药物.这就是：“(中统)四年，复置(惠民药)局于上都，每中统钞一百两，收息钱一两五钱.”［15］利息为1.5%，但不知是月利还是年利.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由于“以陷失官本，悉罢革之.”过了10年，“至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又准旧例，于各路置焉.”当然，上都也必是撤而复置.

　　至元十年，设御药局，秩从五品，“掌两都行箧药饵”.其中，“两都”即大都和上都，由“行箧药饵”可知，是随着皇帝来往两都时携带的小药箱，当然要有太医随行.而御药局在大都，上都未设.

　　“大德九年，分立行御药局，掌行箧药物.本局但掌上都药仓之事.定置达鲁花赤一员，从五品；局使二员，从五品；副使二员，正七品.”［16］这是说于大德九年(1305年) ，除“行箧药饵”外，又在上都设立专门的药仓，而且由五位正七品以上的官员管理.

　　又，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在大都和上都同时设回回药物院一所，“掌回回药事”，至治二年(1322年)“拨隶广惠司”.官员定额为达鲁花赤一员、大使二员、副使一员［17］.所谓“拨隶广惠司”是指把上都和大都的回回药物院分别拨归当地的广惠司.上都是否有广惠司，没有查到资料，如果上都未设广惠词，就等于撤消上都回回药物院.这样的话，上都就没有了回回药物机构，不合道理.估计在上都肯定设有广惠司.

　　由上述资料可知，到至元二十九年，在上都可能同时并存四个医药机构，即广惠司、行御药院和回回药物院，其中一个为皇家服务，二个为平民.还有一个是兼而有之.除大都，全国再无类似的地方.过了30年把回回药物院拨归广惠司，合并完全应当，因为它们都是管理回回药物的机构，系重复设置，只是服务对象略有差别而已.此种局面大约一直维持到元末.

　　上都的医药机构以管理药物为主，医疗为辅，当时的治疗大都通过药物，可能还有某些蒙古民族传统疗法.药物应是蒙古族传统的、汉族的、回回的和其他民族的.对这些药物要进行研究和临床使用，甄别疗效和形成新的配方与合剂.

　　管理上都医药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受薛(1229～1308)，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元的医药工作.爱薛，西域拂林人.“通西域诸部语，工星历、医药.初事定宗，直言敢谏.时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统四年，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后改广惠司，仍命领之.”［18 ］又“中统间，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至元戊辰兼广惠司.”他在上都有第宅，以82 岁高龄“薨于上都之私第［19］”.他的第五子鲁合，任广惠司提举.

　　上都广惠司的医药工作者都是回回人.元统元年(1333年)广惠司卿聂只儿治疗奇疾，留下记载：“元统甲戌三月二十九日，(杨)?在内署，退食余暇，广惠司卿聂只儿［也里叮温人］言，去岁在上都有刚哈刺咱庆王，今皇姊之驸马也，忽得一证，偶坠马，扶起两眼睛俱无，而舌出胸，诸医束手，惟司卿曰，‘我识此证.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广惠司者，回回人隶焉.”［20］说的虽有些夸大，但也反映出：聂只儿在上都给刚哈刺咱庆王做了一次成功的外科手术.表明上都是一个有高水平医生的医疗地点.
　　总之，上都是元代全国医药两大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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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在元代科技活动中的地位3

4　上都的建筑
　　上都既然是政治中心之一，统治者又每年有好几个月在那里，因而必须有相应的建筑，这也表明上都在建筑技术方面的重要性.
　　上都的建筑颇有特色，因为它本身为当时的第二首都，必须反映着首都的气魄，可是又要表现蒙古族的风俗习惯.上都的宫城有三重，即内、中、外，内城就是紫禁城.内城的遗址，目前还清楚可见，有些段落的夯土城垣尚有二三米高.
　　内城里的主要建筑有大安阁、水晶殿、洪禧殿、香殿、宝文阁等等，最主要的是大安阁，是原来北宋建于汴梁的熙春阁拆迁后照样在上都重建的［2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水晶宫.因大都水晶宫有“玻璃饰”，所谓“水晶”乃是“起于水中，通用玻璃饰，日光回彩，宛若水晶.”［22］是由于玻璃装饰折射日光形成的幻象.由此推之，上都的水晶宫料亦相似［23］.如果这里所说的玻璃是我们现在所用(当然原料可以不同)玻璃，那么是否可以说元代已把玻璃用到建筑上了?因为玻璃在中国的制造历史问题还有争论，而西南亚的两河流域早已发明了玻璃制造法，能否进口大量用于建筑的玻璃，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上都的一般建筑情况，人们已有介绍［24］，这里不赘.但有一个问题，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上都豪华宫殿的记载.在一些著作中，人们很少提到此事，也许是有某种看法而故意回避.不过，我们认为书中所描述的建筑大体与上都的大安阁和昔剌斡耳朵相类.《游记》中有一段记载的是宫殿：
　　忽必烈“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宫殿，是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料建成的.设计精巧，建筑优美，豪华壮丽令人叹为观止.”
　　“这座宫殿和宫室都鎏上金，装饰得金碧辉煌.宫殿一面朝城内，另一面朝城墙，宫殿的每一边都有墙围绕，包围着附近的一块方圆二十五公里的平原.除从皇宫通过外，别无其他路径可以进入这块平原.”
　　这段描述说的宫墙似为上都内城，而宫殿应是上述之大安阁，位置应在内城中央偏北，北城墙正中有“阙式”建筑，就是做为回回司天台的承应阙.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华丽宫殿与中国所记大安阁完全相当.
　　下面的一段记载便相当于上都昔刺斡耳朵：

　　御花园中，有一片葱绿的小树林，他(忽必烈)在林中修建了一间御亭[ ZW(O〗“亭”字可能在翻译上有问题，应是帐蓬，因亭子和帐蓬是同一个英文单词Pavillio n.下同.，亭内有许多华美的龙柱，裱上金箔.每根木柱上盘着一条龙，龙头向上承接着飞詹，龙爪向左右伸张，龙尾向下垂着，龙身上也裱金箔.屋顶和其他部分是用竹制成，油漆得很好，可以防潮.所用的竹子直径约三掌尺，长达十八米，劈成两半，削去竹节，便成了水槽，一仰一仆地铺在亭子顶上.但为了防止大风刮翻屋顶，每片竹的两端都绑在亭子的檩条上.亭子的每一方，和天幕一样，有二百条牢固的丝绳维系着，不然由于这些建筑材料的重量比较轻薄，容易被大风刮倒.御亭的全部设计精巧玲珑，每部件可以分析、移动并且重新组装，一切都可以按大汗的意志为转移.这地方的气候温和，适于人体健康，所以大汗选择这里，做为他休息的场所.每年六、七、八三个月驻跸在这里，而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就离开这里，御驾到其他地方去，举行祭礼典礼. ［25］

　　上面这段文字是陈开俊等根据英译本再译的，有些地方显然不很准确，但大意是对的.我们没有找到英文本，只能这样使用.文字的内容就是讲述一座大型、特制的帐蓬，也就是一个专供忽必烈用的大蒙古包.“昔刺斡耳朵”蒙古语，意为黄色营帐.
　　实际上，这种大型黄色斡耳朵，不是在忽必烈时才有的，早在蒙古定宗时就有，而且富丽堂皇，规模也很大［26］.可能是豪华程度比不上忽必烈在上都建的营帐.这是具有民族特点的建筑，同样建筑未见于大都.
　　上都的昔刺斡耳朵在上都城的西城外，即中城之外.
　　上都的主要建筑还有从技术上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那是一处多民族建筑风格和技术的荟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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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者活动的场所
　　上都一方面有与科技直接或密切相关的设施，另一方面又是全国政治中心之一，这就必然是学者活动的重要场所，可以说元代著名的学者、文人、科学技术人员几乎都到过上都.如刘秉忠、王恽、张德辉、郝经、袁桷、虞集、黄?、萨都刺、赵孟、杨?、王?等等，多得很，以下我们主要从科学技术角度讨论学者在上都活动的问题，有三种情况：
　　首先是忽必烈等召见科学家讨论科学技术或其他问题，究竟有多少人次，不好统计，估计不在少数.有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是李冶.李治(1192～1279)是13世纪著名数学家、学者，著有《测圆海境》(1248年) 、《益古演段》(1259)年)，忽必烈曾于宪宗七年(1257年)和中统元年(1260年)先后两次把李冶召至开平.在第一次召见时，忽必烈向李冶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李冶利用此机谈了自己的各种政治主张，形成了《王庭问对》［27］.
　　第二个是窦默.窦默(1196～1280年)是当时著名医学家，著有《流注指要赋》等书，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刚即位即召见窦默，问曰：“朕欲求如唐魏征者，有其人乎?”默对曰：“犯颜谏诤，刚毅不屈，则许衡其人也.深识远虑，有宰相才，则史天泽其人也.”［28］
　　第三个是郭守敬.郭守敬(1231～1316)是元代前期著名的科学家，在水利、天文仪器制造、历法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贡献.中统三年(1262年)，因郭守敬“习知水利，巧思绝人”而被召至上都，忽必烈在便殿接见了他.郭守敬于是向忽必烈面陈水利六事，主要讲述他对金中都附近与河北河南地区大面积范围内的农田灌溉、水上交通等的水利工程技术问题.“每奏一事，上(忽必烈)辄曰：当务者此人，真不为素餐矣.”［29］这是一次以工程技术为目的的召见.
　　此外，因忠良、赡思(沙克什)等都以学者身份被召见.外国人中，马可波罗曾在上都停留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对上都的建筑等有所记载.属于召见或接见性质.
　　至于各国使节到上都朝觐等，次数很多.
　　其次是科学技术人员到上都执行某项具体科技项目，也有一些典型事例.
　　第一在建筑方面，上都做为首都之一，有大量高水平建筑，需要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如曾规划大都建筑的段真、亦黑迭儿等有可能都参与过上都的土木工程工作，但未留下记载.指挥工程的有董文炳、贾居贞和谢仲温［30］等.留下姓名的工程技术人员有阿尼哥(? ～1306)和他的弟子刘元.
　　上都有两座重要的佛教寺院，一为龙光华严寺，一为乾元寺.乾元寺由阿尼哥建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一年建乾元寺于上都，制与仁王寺等.”［31］仁王寺即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是一所喇嘛教寺院，至于上都仁王寺的建筑技术则缺乏记载.
　　在古代的建筑中大都有泥塑，有些特殊的建筑，如国学、孔庙等均有孔子及其弟子等塑像. 阿尼哥及刘元承担了上都的泥塑工作.例如在上都建国子学，“上都国学始成，像祀夫子、十哲、诏公为之.”［32］据载：“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 ……至元中，凡两都名刹、塑、土、范金，搏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称之. 其上都三皇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微者.”［33］受到了人们高度而广泛的称赞，可见其工艺的高超.他的技艺被仁宗独占，不许刘元造他人神像.
　　第二是郭守敬派人到上都进行天文测量.至元十六年(1279年)由郭守敬领导的在全国及周边地区的27个地点进行天文测量，其中包括上都，测得该地“北极出地高度四十三度少.” ?［34］此次测量，郭守敬可能未去，而是由他人执行的.
　　第三是郭守敬受诏仪开由平原到上都的漕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人认为“滦河、白水平挽舟?岭而上，可至上都”，还有的主张“卢沟自麻谷可至寻麻林”.忽必烈派人分头进行实地勘察，郭守敬负责勘察后者，“为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可是他因此到上都，向忽必烈“别陈水利十有一事”，其中之一是建议开凿由积水潭到通州的运河与南北大运河相连，立即得到批准.［35］第二年动工，第三年建成，郭守敬因而受到奖赏.这就是有名的通惠河.
　　第四是郭守敬第二次为水利工作受诏至上都，要求他主持开凿铁幡竿渠.大德二年(1298年) ，元仁宗召郭守敬“至上都议开铁幡竿渠.公(郭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可.执政吝于工费，以公言为过，缩其广三之一.”第二年山洪暴发，把渠冲垮，“漂没人畜庐帐，几犯行殿.”元仁宗对大臣们说：“郭太史神人也，惜不用其言.［35 ］
　　还可以举出一些事例.
　　其三是常住的科技人员.上都既有回回司天台，又有几所医疗机构，更有许多工艺技术生产与管理部门，如毡局、尚?局、金银器盒局、诸色民匠提举司、软皮局、异样毛子局、人匠局、杂造局、铁局等等.都需要有科技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匠经常从事相应的研究和生产.特别是从事回回天文历法和回回医药研究人员，如札马鲁丁、可里马丁、赡思丁、爱薛等高级科研人员，可能在大都都有私人住宅，但是他们都有较多时间留住上都，领导那里的科技工作.直到元末，那里还有许多回回天文工作者.
　　上都又是一个中外科技交流的中心，起着重要的交流作用［35］.
　　由以上所述事实来看，上都不论是科技机构还是科技人才都是很集中的地方，有不少科技决策是在上都做出的，在元代科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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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的印刷技术

　　元代印刷技术发展的状况，目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元代的印刷技术不如宋代兴盛，其主要论据是在历史书中往往将宋元两代并提，而且对元代的印刷总是一带而过。另一种认为元代的印刷在宋代印刷兴盛的基础上，仍保持了发展的趋势，不但印刷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印刷技术应用更为普遍。但大多数专家认同第二种说法。

　　　　　　　　　　　　　　　元代书的刻印质量

　　印刷质量是一个时代印刷技术的反映。一般说来，元代政府的印刷品印刷质量比较好，这是因为政府印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使用了技艺精湛的刻印工匠，选用了质量上等的纸张和印墨，再加上专职官员的校对、名手的写版，这为印刷出高质量的印刷品创造了条件。

　　民间的印刷质量往往差别较大，一般个人出资刻印的书籍，印刷质量较好，如元代岳氏刻印的《春秋经传集解》，字字认真，一丝不苟，写刻、印都精。

　　至于元代书坊的印刷质量差别也各异，有粗制滥造者，也有精品出现，如余氏刻印的《国朝名臣事略》、平阳晦明轩张宅的刻本《增节标目音注精义次治通鉴》等，从字体书写到刻版印刷，都是十分精美的。

　　
　　　　　　　　　　　　　　　　元代刻版的字体

　　元代刻书的字体，除了多用颜体、欧体、柳体外，另有三个特点是宋代及明清时期所少见的。

　　一是刻书字体多用赵体字。赵体字圆润秀丽、外柔内刚，骨架挺劲有力。元代刻书，无论官刻、私刻，其字体都是赵字风貌。如袁桷《清容居士集》等，字体颇似赵氏手笔（称端楷赵体），神韵俱在。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初。

　　除端楷赵体外，元代创新了一种行楷赵体刻印本，最具代表性的是江西广信书院刻印的《稼秆长短句》，其字体活泼流丽。

　　二是元版书中无讳字，即不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比较淡薄，避讳要求不严，所以元刻本中几乎见不到避讳的痕迹。

　　三是书中多用草体、简体字和异体字。元代刻书的草体字多用于书籍的牌记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德五年王常刻印的《王荆公诗笺注》一书的牌记中。

　　元代简体字和异字的使用，这种现象，官刻、私家刻书比较少见，书坊刻本较多。经史文集中较少 ，而类书、小说、戏曲书中较多。元代政府把蒙古新字作为通用国字，对汉字的书写传刻要求不十分严格，加之书坊刻书目的在于营利，力求印书周期短、出书快。所以在刻书中，笔画繁琐的汉字被简化了，出现了简化字，如“无”、“马”、“礼”、“气”等都与现在的汉字相同。建阳刻本《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古今翰墨大全》、《古今源流至论》和前边所举《关大王单刀赴会》等书中简体字使用更多。

　　元代对宋代形成的宋体字的发展不太明显，但也没有后退，如如元代岳氏刻印的《春秋经传集解》一书中的字体既有楷体的特点也有宋体字的特点。到了至元二十六处魏天右刻的的字体，更加接近于后来出现的“宋体字”。

　　　　　　　　　　　　　元代的版式及版面装饰

　　各个时代的版式及版面装饰，往往体现了该时代印刷技术发展的一个侧面。

　　元初期刻书版式接近宋本。字大行宽，疏朗醒目，多为白口、双边。中期以后，发生变化， 版式行款逐渐紧密，字体缩小、变长。改左右双边为四周双边，黑口间粗黑口。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鱼尾，多为双鱼尾或花鱼尾。版心记卷数、字数、页数、刻工姓名，私家刻书或坊刻本，书内多刻有牌记。例如：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半页八行、行十七字 ，小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上记卷数、字数、页数，下记刻工姓名。每卷末有“相台岳氏刻荆溪家塾”双行篆文长方形木记。

　　元代刻书中，还有如：皇庆元年刻本《佩韦斋文集》，半页十一行，行十九字，小黑口，四周 双边，版式殊大；至正间刻本《金陵新志》，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大版心，细黑口，四周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刻工；《贞观政要集论》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细黑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字数、刻工姓名，版式宽大，颇具特色。


　　在书籍装饰方面，变化比较大的当属带图封面（又称书名页）的出现和创新。元朝以前的书籍都没有封面，更没有带图的封面出现。

　　最早出现的书名页，当属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建安书堂刻印的《新全相三国志□□》，书名后二字残缺，有人认为其应为“故事”二字。但有人直书“平话”二字。

　　现在能见到的早期带图书名页，最具代表性的是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刻印的《武王伐纣书》、《秦并六国》、《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吕后斩韩信前汉书续集》、《三国志》等五种平话。这五种平话书，其格式相同。以《三国志》为例，其封面题有“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两行八个大字，中间上下花鱼尾间刊有稍小一些的“至治新刊”四字，封面上半部分是横书“建安虞氏新刊”六字，字下为“三顾茅庐图”。除此之外，还有建阳刘君佐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封面。

　　元代书中插图也有特色，反映了元代的插图雕刻水平比宋代又有了一定的提高，如《博古图》和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刻印的五种平话。

　　在元代的版式中，书籍的牌记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其牌记形式多为四周加单线或双线，有的则采用各形式的图案作牌记，如钟式、鼎式、荷叶莲花龛式、牌式等

　　元代图书封面、尤其是带图封面的出现，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演变中的一大进步，对书籍装帧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代的多色套印技术

　　元代印刷技术进步的另一个证例是多色套印技术的采用，现存最早的采用朱墨双色印刷的实物是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书中文字采用黑墨印刷，图采用朱墨印刷，从图中双色套印的质量来看，这种技术在元代已经很成熟了，但其究竟是采用两块版分二次印刷还是在一块版上分别涂上不同的颜色然后一次印刷完成，还有待于考证。

　　　　　　　　　　　　　　　元代书籍的装订形式

　　元代书籍装订形式除了沿用传统的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外，其装订形式的最大改进是使用包背装。卷轴装、经折装多为佛经所采用，一般的书籍多采用蝴蝶装。不过社会上以包背装盛行，蝴蝶装仍兼而有之，偶见梵夹装。譬如，元代刻印完成的平江府《碛砂藏》、补刊印刷的福州东禅寺、开元寺两藏，仍采用梵夹装式。

　　包背装是元代新兴起来的一种装订方法，该装订方法为：折页时印刷的文字面向外，装订粘连的地方在折页的左边或右边空白处，当按顺序配好印页之后，将折口撞齐，并用棉纸作捻穿入订孔，使书芯成为整体后再裁切，最后在书背上刷上浆糊，上好书皮即成。

　　元代开创的包背装，即克服了蝴蝶装阅读不便的缺点，又保留了蝴蝶装书背粘连的优点，再加上用棉纸作捻穿入订孔装订，增加了书的牢固程度，因而这种装订方式成为了元代最为流行的装订方式。

　　　　　　　　　　　　　元代纸、墨等印刷材料的生产

　　中国古代，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及山西、河北等江南一带和黄河流域都生产纸张。宋元以来，楮、竹为主要造纸原料。树皮纸、竹纸产量大增。元代福建造纸原料丰富，造纸事业发达，纸张产量大，致使福建书坊多，刻本数量大，传世较多。元代书籍比较少见麻纸刻本。其它地区也有时用福建造纸印书。福建纸质比较粗糙，有时颜色较深，呈褐色。

　　元代印刷材料纸、墨等的生产，既不及宋，也不及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印刷事业的发展。机构设置上，元代于户部之下设有“广源库”，掌管香料、纸札等物。在元大都(今北京)设有白纸坊，掌造诏旨宣敕纸札，其名纸仅限于江南。

　　总之，元代对印刷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王贞对印刷技术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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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朱世杰在代数学方面的贡献1

李迪

摘　要：从5个方面讨论了元代朱世杰在代数学方面的贡献：推广和提出一些概念；把多元方程化为一元方程；对方程的表达；对高次方程的研究；对朱世杰工作的评论.认为朱世杰是一位真正的代数学家，他的工作使中国的代数学在当时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 朱世杰； 代数学史； 元代科技史； 数学史
中图分类号： O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735(2000)02-0150-05

ZHU SHIJIE’S ACHIEVEMENTS IN ALGEBRA IN THE YUAN DYNASTY

LI Di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Huhhot 010022，China)

Abstract: As a famous mathematician in the Yuan dynasty,Zhu Shijie wrote two well-known works,Suanxue Qimeng(Enligh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iyuan Yujian(The Jade Mirror for the Four Elements).In the paper,the author thinks that Zhu?s major achievments in algebra are:putting forward or generalizing some algebraic concepts;developing the method of deriving an equation with one unknown from 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with up to four unkowns;developing the denotive method of an equation;studying deeply on equations of high degree.The autho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Zhu was a typical algebrist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his work climaxed the research in algebra of his time.
　　Key words: Zhu Shijie; history of algebr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Yuan dynasty; history of mathematics

　　代数学研究在中国数学史上一直较为发达，宋元时代达到高峰，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朱世杰.
　　朱世杰是元代前期的著名数学家，有《算学启蒙》三卷(1299)和《四元玉鉴》三卷(1303)两部数学著作流传至今.前者是一部内容较广的普及性著作，后者则是一部纯代数专著，他明确提出了一些代数概念和理论.过去人们对朱世杰的研究、介绍已有不少，但是尚未把他作为代数学家进行研究.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朱世杰在代数学领域的贡献.

1　推广和提出一些概念

　　朱世杰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三元术推广到四元术，他的著作中包括了由一个未知数到四个未知数的方程，就是“四元术”，分别用“天”、“地”、“人”、“物”4个字表示，相当于x,y,z,w.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四元术”是中国数学史上元数最多的高次方程.
　　朱世杰把解方程叫“开”，如“五乘方开之”，即解一元6次方程.此种叫法是历史的延续，他全部都这样称呼，成为一个专用词.他把待解一元方程称为“开方式”.
　　朱世杰把要求出的方根叫“开数”或“开方数”，在多元情况下他指定某元为“开数”，如“立天元一为勾，地元一为股，人元一为开数”，这是3元方程，但要归结为人元的高次方程，求其根.
　　朱世杰把方程概念由高次推广到1次，叫“无隅平方”，即无2次项的2次方程.解1次方程叫“开无隅平方”或“无隅平方开之”，也立天元，和高次方程一样.如“又立天元一为勾股和，如积求之，得一千八百四十，为正实，八十为益方，开无隅平方除之，合问.”这就是1840-80x=0.由此有x=1840/80=23,为书上的答案.在《四元玉鉴》中，也有不用“无隅平方”，而用“上实下法而一”，同样立天元一.此前1次方程不立天元，朱世杰把1次方程和高次方程统一起来了.

2　把多元方程化为一元方程(消元)

　　朱世杰的另一贡献就是建立了一套把多元方程化为一元方程的方法.在《四元玉鉴》卷首“假令四草”中给出由二元、三元和四元化为一元的各一个具体例子，分别得2次、4次和2次方程.给出多元方程之后，直接进入消元过程，二元的叫“天地配合”，三元的叫“三才相配”，四元的叫“天地和会”，这时出现了一个多元方程，消元过程只说“××××求之”，便给出了所得一元方程.推想他可能认为作法和“假令四草”一样，没有必要重复给出.
　　根据“假令四草”所给出的例子，知消元法分为以下几步：
　　(1) 求出“今式”“云式”，如是三元还有“三元之式”，四元还有“物元之式”.一般情况下，三元的人元为开数，四元的物元为开数.设元之后，根据已知条件得到“今式”等.如“假令四草”的第三“三才运元”已知条件是(a+b+c)÷(c-b)=ab,(-a+b+c)÷(c-a)=a,a2+b2=c2.其中a,b,c为直角三角形三边之长，a2+b2=c2这个条件在叙述中没有明确提到，但是直角三角形自然存在这个关系，可以随时利用.“立天元一为勾(x)，地元一为股(y)，人元一为弦(为开数)”.“三才相配求得今式-x-y-z+xyz-xy2=0，求得云式x-y-z-x2+xz=0，求得三元之式x2+y2-z2=0”，式中的x,y,z在原文中为筹码，为方便起见改为现代形式(下同).
　　(2) “剔而消之，人(或物)易天位”，得“前式”和“后式”.仍用以上例，前得x3+x2-2x-x3z+x2z+xz+x2z2-2xz2=0，后得x4-2x3+2x2-2x3z+4x2z-2xz+x2z2-2xz2=0，由此可知“剔而消之”是把元y分离出来并消去，“人易天位”即把人元换到天元的位置.
　　 (3) “互隐通分相消”，得“左行”和“右行”.以上例左得-xz2+3xz+7x+z3-7z-6=0,右得-2xz3+5xz2+11xz+13x+2z4-5z2-13z-14=0.
　　通过观察发现，左式的前3项和后式的前4项都含有因子x，这是有意做到这一步的.在用筹码书写时，左式和右式各为竖写两行，带因子x和不带因子x的各为一行，左右并列4行.即相当于f1(z)x+f2(z)=0和g1(z)x+g2(z)=0.
　　(4) 内二行得-2z6+11z5+10z4-43z3-14z2-157z-78，外二行得-2z6-11z5+14z4-17z3-130z2-133z-98，这是相乘所得，同时各约去公因子x，即f2(z)。g1(z)和f1(z)。g2(z).
　　(5) f2(z)。g1(z)-f1(z)。g2(z)=0再约去公因数4，得z4-6z3+4z2+6z-5=0，即得到只含人元z的4次方程.
　　在上述5个步骤中，朱世杰的叙述虽很简略，但很清晰，只是过渡环节需要认真研究.

3　对方程的表达

　　高次方程可分为两种情形，一为多元，一为一元.多元的表达式，人们多有介绍［1］，不再赘述.对于一元高次方程，在上举例子中已出现，如步骤(5)最后所得z4-6z3+4z2+6z-5=0，如果用朱世杰自己所用的筹式就是图1所示之形式.

博英纳言

元代朱世杰在代数学方面的贡献1

　　由上到下是由低次到高次排列，最上的“　”是常数项，应在右边加个“太”字，但朱世杰未加，是笔者加上的.不加太字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错.实际上，朱世杰的这个表示与其前人的表示没有区别.在《四元玉鉴》正文中没有出现一个用筹式达的高次方程，全用文字叙述.而在《算学启蒙》中则较常见，一般都是比较简单的2次方程.《四元玉鉴》中的方程，大多次数较高，用叙述方式也很清楚.如该书卷上第一问：“术曰：立天元一为勾，如积求之得二十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五为正实，八十一万八千一百为益上廉，二十七万八千九百二十六为从三廉，二万二千八百六十八为益五廉，一百八十一为从隅.七乘方开之，合向.”其中“益”为负，“从”为正.这是一个8次方程，只有五项，缺方、二廉、六廉和下廉，未提到的即为缺项.其现代形式为

253125-818100x2+278926x4-22868x5+181x8=0

　　有一点值得指出，即朱世杰的方程相当于所有项都集中于等号左端，右端为零.常数项无任何限制，可正可负，经常出现“益实”即负的常数项.
　　如果一个问题本身就是一元高次的，当然不需要消元.可是怎样才能列出这个高次方程，要有个过程.朱世杰用4个字，即上引例子的“如积求之”，既未给出算式也无任何解释.通过演算可知，“如积”是根据已知条件给出式子(很多情况是2个)，“立天元一”后经整理便得到“开方式”.这就叫“如积求之”.“如积”一词在金元数学著作中最为常见，甚至有专著出现.

4　对高次方程的研究

　　在朱世杰著作中涉及到大量的高次方程，如表1所示.

表1　朱世杰方程统计表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算学启蒙》 　 　26 10 　4 　1 　 　 　 　 　 　 　 　 　 　41
《四元玉鉴》 35 123 80 74 20 15 3 5 2 2 1 1 0 1 362
合计　　　 35 149 90 78 21 15 3 5 2 2 1 1 0 1 403

　　由表1可知，高于3次的方程达129个之多，其中10次以上的有5个，最高的为14次.这个14次方程的现代形式是
1152-768x-640x2+1792x3-384x4-9008x5-19112x6-8799x7-8975x8+
12637x9+2030x10-19168x11+22292x12-11112x13+2006x14=0，

这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次数最高的方程.
　　朱世杰用什么方法解这类高次方程呢在《四元玉鉴》中只字未提，而在《算法启蒙》卷下开平方和开立方题下都细讲了开法，用的是增乘开方法.此法适用于解一般高次方程，是研究者所公认的［2］.
　　朱世杰对方程的处理非常灵活，如有的问题所立天元不是所求的根，而是其半或其它，怎样立法方便就怎样立，绝不拘泥不变.他还有一种常用的处理法，即设辅助未知数.又有多次立天元，多属同一问题中有多问的情况，而且不限于一元，如有一题求4个答案，4次立元，每次都是立天元和地元等等.
　　当求根遇到特殊情况时，朱世杰也特殊对待，如根的小数部分，他采用了前人的“之分法”(也叫“连枝同体法”)，有时需先改换方程的符号，称为“翻法”.
　　朱世杰的方程不都是有理的，无理方程也不少.他都是先把它们化为有理方程，然后解之.
　　对于线性方程组，朱世杰采用《九章算术》中的“直除法”.

5　对朱世杰工作的评论

　　通过上述各项，可知当时朱世杰已能得心应手地解决绝大多数方程问题，而且有一整套方法和一些明确的概念.他不仅总结和继续了前人的工作，而且把它们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达到了新的高度.除了已知条件是为了造题的需要带有几何性质外，朱世杰的解题过程完全脱离了几何，而用纯代数方法，因而整体上形成了代数学.我们认为朱世杰是一位真正的代数学家.美国科学史家萨顿对朱世杰的评价是：朱世杰，“Chinese mathematican,one of the greatest mathematician of his race,of his time,and indeed of all time.”［3］(中国数学家，是他的民族，他的时代，并且确实是所有时代的伟大数学家之一)，这是有根据的，符合事实的.
　　对朱世杰的工作不能以现代数学教科书的眼光来看待.他是在中国长期数学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他的数学思维方式受到当时筹算的局限，与现代的数学形式完全不同.另一方面笔者认为，朱世杰的演算不是摆算筹，而是用笔仿照摆算筹的样子书写，实际上是一种笔算.宋元时代的数学家对笔算都很熟悉，秦九韶、李冶、杨辉等人的著作中已大量使用笔算，朱世杰也不例外［4］.当时摆筹的方法不能适应数学研究的需要，试想10次以上的方程用算筹演算要摆多少筹10次方程包括常数项要摆11个层次，每个层次按8寸计算就是8尺8寸(宋元1尺约等于31cm，这里包括了层与层间的距离)，14次方程有15个层次，12尺长，每个层次又都是3～5位数，稍有不慎就会出错.消元过程比这还要复杂几倍，用算筹无法进行.笔算已是大势所趋，而且用筹码字演算也非常方便，同时能保留演算过程，便于复查，大大优于筹算.筹算在宋元时代，特别是对朱世杰来说已不占多大位置，尽管它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用现代的观点审视朱世杰的代数就会发现其缺陷，主要有：他没有注意到高次方程的多根性，也没有注意到负根.在消元过程中，约去未知数未加限制.把无理方程转化为有理方程后，未考虑增根问题.他用“直除法”解线性方程组是一倒退.他的四元术不能再推广，元数已被形式限制，就是在三元和四元时已出现困难，如xyz等项是放在夹缝里的，而若是xyz2或x2yzw连夹缝都找不到.如果进一步推广，必须首先突破写法形式才行，这一步他本人和后人都没有做到.
　　朱世杰的代数学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瑕不掩玉，他能自如地解决各种方程问题，这使中国的代数学在当时达到了顶峰.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9465001)

作者简介:李迪(1927-)，男，吉林省伊通县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迪(内蒙古师范大学 科学史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参考文献:

［1］　李迪. 中国数学史简编 ［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209.
［2］　钱宝琮. 增乘开方法的历史发展 ［A］. 科学史集刊(第2集) ［C］.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26～143.
［3］　Sa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Vol.Ⅰ［M］. Baltimore:Williams & Wilkins,1927.701.
［4］　李迪. 宋元时期数学形式的转变 ［A］. 中国科学技术史论文集(一) ［C］.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219～233.

博英纳言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

马娟

　　随着蒙古西征，大批西域人东来入华。元朝把这些人称为色目人。关于色目人的种类，历来说法不一。常见于元人记载的色日人主要有以下几种：回回、唐兀、乃蛮、汪古、畏兀儿、康里、钦察、阿速、哈剌鲁、吐蕃、阿儿浑等。终元一代，色目人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在科技文化领域，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历来为史家所关注。自1989年以来，国内关于元代色目人的研究论文逾百篇，专著三部。笔者试就这一专题的研究成果作一综合述评。由于学力和条件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敬请学界方家批评指正。

     一、色目人总论

   这部分概述元代色目人研究成果，其后分别以回回、畏兀儿、唐兀、吐蕃及其他色目民族述之。
这一阶段有关元代民族的专著为罗贤佑《元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该书是一部囊括元代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各地区民族在内的著作。其中第三章、第五章分别是关于西北民族与西南的吐蕃民族。这些民族在元代均列于色目人中。在第三章中，作者论述了色目人的意义与地位，另就当时主要的色目民族――回回、畏兀儿、唐兀进行了论述；第五章则详细论述了吐蕃的内部状况、宗教派别、风俗习惯及其在文化上的成就，阅后使读者对元代色目人状况有一整体印象。
    由白寿彝先生总主编、陈得芝师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第八卷《乙编?综述?第三章?民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元代回回、藏族、畏兀儿族进行了概述性研究。
    专著之外，涉及元代色目人的论文主要集中于考证、商业、分布、科技、军士和科举方面。周良霄在《札记二篇》（《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一文中，考证了“色目”一词的来源，指出至迟从唐初以来，这一名称就见于官私文献，意为各色名目。至元代已普遍使用，主要指入华的中亚胡人。
   色目商人的活动是元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泉州又是元代色目商人聚居的主要区域。修晓波《元代色目商人对泉州港的经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2期）以元代色目商人聚居的主要区域――泉州为例，以元代色目商人为考察对象，论述了色目商人对泉州港的经营，侧面反映了色目商人在泉州发展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同氏《大蒙古国及元初政坛上的西域商人》(《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则通过对大蒙古国及元初政坛上的西域商人的考察，认为西域商人从政是元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对其作用进行了辨证分析。
　　元代江南地区的居住人口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格局。潘清就此问题撰文《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基本类型》(《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认为随官附籍、随军驻守、商人逐利及迁徙、传播宗教等是来自蒙古高原及西域、波斯、阿拉伯等地的蒙古、色目人口入居江南的主要原因，并就其历史影响进行了评述。而丛佩远则在《元代辽阳行省境内的契丹、高丽、色目与蒙古》（《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 ）一文中，对元代色目人入居东北作了勾勒，通过论证，认为辽阳行省境内的色目人之民族成份主要有回回、畏兀儿、钦察、康里、阿速、斡罗思、唐兀、乃蛮、吉儿吉思、兀速和憨哈纳思等。另外还有修晓波 《元代色目商人的分布》（《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元代的色目人多数是当今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曾和汉族人民一起对我国历史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冯立升《元代色目人对科学技术的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就是从天文、数学、地理、医药及农业与工程技术等方面对元代色目人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进行了论述。（《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关于元代色目人科举入仕的文章有桂栖鹏、尚衍斌《元代色目人进士考》（《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该文运用大量史料，从籍贯、字号、家庭、登科年份、历官等方面考证了元代中进士的色目人，凡六十一人。这有助于对元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元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其他论文有陈国光《论牙洼赤与马思勿惧――蒙古统治时期的两位西域穆斯林政治家》（《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同氏《蒙元统治者与西域穆斯林》（《甘肃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马娟《蒙元时期的穆斯林签军》（《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 ）、郝浚《西域少数民族在元曲发展中的贡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 ）等。

　　二、回回人

　　众所周知，元代是回回人东来的高峰时期，也是回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元代回回人参政之多，分布之广，影响之大，可以说空前绝后。。
   邱树森主编的《中国回族史》（上）、（下）（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是目前中国第一部关于回族的专著，其中第二章是元代回回，分别论述了回回人的东来、其政治活动、经济生活、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宗教活动与社会习俗。
　　杨志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元代回回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的《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回族研究》，1992年第4期 ）从《梦溪笔谈》与《谱双》中的回回谈起，认为回回一词由回纥、回鹘音转而来，讨论了蒙元时期回纥、回鹘、回回诸词杂用的原因以及加回一词的另一种称呼――撒儿塔兀勒、撒儿塔黑台，并对钦察、康里、阿速诸色目人的信仰问题进行了考察。在《元代的回回人》（《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中，杨先生则从回回一词的涵义、回回人的东来及分布、回回人的政治地位、回回人的经济力量、回回人对元代文化的贡献、回回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回回人的宗教生活等七个方面全面考察了元代回回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活动，指出元代东来的回回人是形成回族的主要来源，他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东来，加强了我国和中亚、西亚伊斯兰世界的联系。有关元代回回人综论性文章还有杨志玖先生《回回人的东来和分布》（上）（《回族研究》，1993年第1期 ）；下篇（《回族研究》，1993年第2期 ）、穆宝修《元朝时期的回回人》（《文史哲》，1990年第6期 ）、陈得芝师《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识》（《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吴建伟《〈回族人物志〉（元代）举正》（《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 ）、高占福《元代的甘肃回回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3期 ）。
　　元代回回人中涌现了不少有影响的人物，人物研究在这一阶段占有很大比重，且主要集中在赛典赤、萨都剌、阿合马、泰不华等人物上。邱树森在《赛典赤家族入华时间考》（《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中，就赛典赤家族入华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考证，肯定了“西域附元”说，认为赛氏家族入华的始祖是苦马鲁丁，并结合史料，考证了赡思丁的入仕及其履历。其他论及赛氏的论文有韩敏《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治理陕西》（《回族研究》，1999年第4期 ）、马世祥《赛典赤?赡思丁与阿儿思兰汗》，（《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程越《赛典赤事迹补记》（《中国回族研究》，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马曜《赛典赤与元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 ）、李清升《赛典赤?赡思丁兴办儒学的历史功绩及其意义》（《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
　　萨都剌是有元一代著名的色目诗人，关于其族籍，历来颇多争论。萨兆沩在《一位蒙古族化的色目诗人萨都剌》（《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中，肯定陈垣先生提出的萨都剌先世为西域哈剌鲁王朝答失蛮氏的论断，但就萨都剌本人的族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随着祖籍地域、贵族身份、政治地位、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诸方面的变化，萨氏实际上已经“蒙古族”化，称其为蒙古色目人更为恰当。而刘真伦《萨都剌姓名族别及家世考索》（《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则从族别、姓名、父祖三方面详细地考证了萨都剌族别，认为萨氏应为阿拉伯人，其全名应为阿思兰?都弥世，并提出萨都剌的“剌”字当为“刺”字之误写。有关萨氏的其他论文有萨兆为《元人萨都剌客籍大都说》（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 ）、罗斯宁《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剌》（《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刘真伦《萨都剌早年经商考实》（《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元代回回人可谓文武双全。文家除上述诗人萨都剌外，尚有画家、史家、政治家。高克恭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又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一直以来是史家研究的对象。马明达的《高克恭事迹考论》（《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根据邓文原《高公行状》所提供的基本线索，对高克恭的有关事迹进行了考求和论证。翁乾麟《试论元代回回诗人伯笃鲁丁及其诗文》（《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考证了元代回回诗人伯笃鲁丁的生平、事迹与诗文。作为诗人，其诗文独具风格；作为政治家，其清廉善政。作者还指出伯为广西白姓回族的始祖。杨志玖先生《元代回回史家察罕》（《回族研究》，1997年第2期 ）考察了察罕的身世、生平、著述和交游，论述了其作为政治家和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元代政治家、理财能手阿合马向来受到后人的指责，杨志玖、杨德华《元代回族宰相阿合马新论》（《回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则分析了阿合马之所以“恶”的原因，同时不隐其善，对其应肯定的地方给予肯定，目的在于使史学界对其有个公正的评价。对于武将泰不华则存在争论。达应庾《元代泰不华族源初探》（《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该文结合史料和族谱资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证了泰来华之族属，认为其是钦察伯牙吾台氏，为色目人中的穆斯林。而王叔磐《泰不华传略与族属考证》（《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则通过梳理有关史料，考证了泰不华的生平经历，并就其族属进行了详细考证，提出十四条证据，认为泰不为蒙古人，而非色目人中的钦察族。
　　关于其他回回人的论文有何兆吉《元代答失蛮神道碑的文献价值》（《回族研究》，1999年第1期 ）、曹相《纳速剌丁与云南》（同上）、黄庭辉《元代回回诗人伯颜子中生平事迹考评》（《宁夏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李佩伦《论元代回族文人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张云《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鲁番考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 ）、杨志玖《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回族研究》，1991年第3期 ）、丁克家《论元代回回诗人伯笃鲁丁及其诗文》（《回族研究》，1998年第4期 ）、何兆吉《元代回回乌马儿史事札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等。
　　元代实行四等人制，回回人居第二等，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和南人，回回人与元代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杨志玖先生的系列论文《回回人与元代政治》（一）、（二）、（三）、（四）、（五）〈上〉、〈下〉（分别刊于《回族研究》1993年第4期、1994年1―4期、1995年第2期 ）就这一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组系列论文从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的回回人札八儿火者、阿三（哈散纳）与玉速阿剌论起，历数窝阔台至顺帝朝的回回政治家，反映了回回人与元代政治的密切关系。在（五）〈上〉、〈下〉，杨先生专门论述了元行中书省中的回回人，从官制角度考察了回回人与元代政治的关系。而在《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回族研究》，1993年第3期 ）一文中，杨先生从官职分配、荫叙制度、怯薛制度、科举制度、刑法规定、赋税差役诸方面论述了元代回回人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时又指出，在众多的回回人中，只有上层人士和富商大贾社会地位较高，一般的回回百姓也是受压迫剥削的群体。
　 其他论述元代回回人政治的文章有谷文双《关于元代回回人政治地位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2期 ）。

博英纳言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2

　　元代驿站四通八达，交通大辟，为商贾往来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回回人不仅擅长经商，而且其手工业亦有较高水平。他们的商业活动和手工业生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邱树森《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元代回回人的商业活动，指出回回人对促进元代对外贸易、开辟通向漠北的草原丝绸之路和天方的朝觐之路，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同时还指出了回回人的商业活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穆宝修《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甘肃民族研究》，1989年第2―3期 ）将回回工匠公为三部分：为军队服务之工匠，为蒙古贵族服务之工匠，专事农耕用具之工匠。从这三种工匠的活动论述了元代回回人的手工业。
　　西域回回人东来的同时亦将其灿烂的文化带到了中国。吾师刘迎胜《13――18世纪回回世俗文化综考》（《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文，综合考察了回回人的语言文字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学、地理学、工程技术学与矿物学、珠宝学及化学等世俗文化。通过论述，认为回回世俗文化范围很广，以上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之所以对其进行研究是因为这项课题会对相关学科如中国穆斯林语文教学史、回族史等产生影响。陈静《元回回天算家及其天文工作考论》（《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则专论回回天文历算。该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回回天算家的东来与元初回回天文机构的创设、回回天算家的天文工作及元代中原与西域天算家的交流等问题，提出不应忽视回回天文学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与此有关的还有阎林山《宋元以来的中国穆斯林天文学家》（《中国穆斯林》，1992年第2期 ）、马建春《元代东传之回回地理学――兼论札马剌丁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西北史地》，1998年第2期 ）。
　　这一时期论及元代回回人的其他论文计有邱树森《伊本?白图泰眼中的中国穆斯林》（《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 ）、杨志玖先生《关于元代回族史的几个问题》（《元史论丛》，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李松茂《元史与回回史》《文史知识》，1994年第7期 ）、马志福《元代中国穆斯林及宗教活动管窥》（《甘肃民族研究》，1992年第2―3期 ）、郝浚《元代回族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漫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王建平《元代穆斯林移民与云南社会》（《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杨怀中《元代东来的回回世家》（《回族研究》，1991年第1―2期 ）、李斡、周祉征《元代回回及其历史贡献》（《黑龙江民族丛刊》，1990年第1期 ）、邱树森《元代回回研究札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等等。

　　三、 畏兀儿

　　在元代，畏兀儿也是色目人中重要的一种。畏兀儿人在政治、文化、经济诸领域亦有卓越表现。这一时期，畏兀儿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尚衍斌对元代畏兀儿关注已久。《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 ）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一部专著。该书充分利用汉文史籍与畏兀儿语文书等多种资料，系统地分析了畏兀儿社会的政治制度、阶级关系、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清晰地描绘了畏兀儿本土的一般社会面貌。同时，本书在广泛搜集元人文集及元明方志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内迁畏兀儿及其汉化的有关问题，较详细地考察了内迁畏兀儿人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结合高昌氏家族的活动，对元代畏兀儿家族作了深入研究，从而客观地勾勒了内迁畏兀儿人的历史走向和历史贡献。全书凡八章，后有附录、附表及参考资料。
　　贯云石是畏兀儿文学家中的佼佼者。王开元《论贯云石的思想倾向》（《西域研究》，1998年4期 ）以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 云石28岁时称疾辞官为界，系统分析了畏兀儿文学家贯云石前后两期的思想变化，指出其前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后期以佛家、道家思想为方导，又以维护民族和睦的思想贯穿其一生。罗贤佑《论畏兀儿贯氏家族两位代表人物的历史业绩及其社会原因》（《民族研究》，1994年第5 期 ）论述了阿里海牙和贯云石两位贯氏家族代表人物的历史业绩，分析了其所以取得这些成就的社会原因。
　　桑哥的族属历来莫衷一是，尹伟先就此发表了《桑哥族属问题探讨》（《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一文，结合有关桑哥族属的藏、汉、波斯文史料，提出桑哥可能是藏、畏兀儿合璧家庭之后裔的观点。闵文义《元世祖忽必烈身边的贤能大臣――藏族宰相桑哥》（《甘肃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则认为其是藏族。与桑哥有关的论文还有罗贤佑《论元代畏兀儿人桑哥与?哲笃的理财活动》（《民族研究》，1991年第6期 ）
   廉氏家族是元代畏兀儿高门望族。王梅堂《元代内迁畏兀儿族世家――廉氏家族考述》（《元史论丛》，第七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对廉氏家族内迁后姓氏的形成，居地之变迁、家世人物之婚姻、成员等进行了详细考证论述。
　　关于其他畏兀儿人的论文有尚衍斌《元代畏兀儿人史事杂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尹伟先《维吾尔族出身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史事考述》（《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王胞生《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胡小鹏的《〈元史?叶仙鼐〉补考》，（《西域研究》，2000年第3期 ）等。
　　吐蕃在元代已成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一地区，元朝通常委派有语言优势的畏兀儿人行使这一职责。尹伟先就此撰文《元代参与吐蕃事务的畏兀儿人》（《西域研究》，2000年第2期 ），考述了元代参与吐蕃地区事务的畏兀儿人及其事迹。通过爬梳史料，就任职于元代宣政院中的畏兀儿官员之姓名、族属及其事迹进行了考证。另外，作者还研究了元代畏兀儿喇嘛及其文化贡献以及出身于畏兀儿的吐蕃宣慰使叶仙鼐的事迹。如果说尹伟先研究的是参与元朝地方政务的畏兀儿人，那么尚衍斌则对任职中央的畏兀儿人进行了研究。他在《元代中书省的畏兀儿族大臣》（《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论述了在元朝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任职的畏兀儿族大臣的状况，探讨了他们在元朝统治中的作用。另外，尚衍斌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撰文《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考》（《西域研究》，1994年第1期 ），对元代畏兀儿亦都护官号的渊源作了进一步的考释，认为亦都护是元代畏兀儿地方政权的最高首领，并对亦都护起源于Ydyqut――ahri提出佐证。对亦都护进行研究的还有罗贤佑《元代畏兀儿亦都护谱系及其地位变迁》（《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党宝海《13、14世纪畏兀儿亦都护世系考》（《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 ）。
　　元代畏兀儿人在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极大贡献。王开元《元代维吾尔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之贡献》（《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从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成因探讨方面论述了元代维吾尔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田卫疆《论元代畏兀儿人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从语言翻译，文学诗词，史书编撰、书法、绘画、音乐三个方面论述了元代畏兀儿人的文化成就，认为其为唐宋以来的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内涵，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畏兀儿人不仅将其优秀文化带入中原，而且也善于吸收汉文化之精华。元代新疆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交通也得以改善。畏兀儿人纷纷内迁。尚衍斌《元代内迁畏兀儿人的分布及其对汉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1997年第1 期 ）对此作了详细考察，并分析了内迁畏兀儿人吸收汉文化的主要原因。
　　在对外交流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当首推列班?扫马。王永生《元代著名维吾尔族外交家、旅行家拉班?扫马》《文史知识》，1992年第3期 ）就扫马出使欧洲事件进行了论述，认为这是我国维吾尔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重要作用。此方面的论文还有王梅堂《?氏父子与中朝文化交流》（《民族》，1992年第12期 ）。
　　自古以来，畏兀儿不仅以其独特鲜明的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立于民族之林，而且还引起广大学者的极大兴趣。杨富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文《宋元时代维吾尔族景教略论》（《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论述了元代维吾尔族景教的发展及维吾尔族景教徒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元代兴盛一时，不少维吾尔贵族也皈依了喇嘛教，成为喇嘛僧。张羽新《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中国藏学》，1996年第2期 ）则考证了阿鲁浑萨理、必兰纳识里、舍蓝蓝、迦鲁纳答思等皈信喇嘛教的维吾尔族上层人物的事迹。田卫疆《〈元典章〉中有关畏兀儿丧事体例诠释》（《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论述了畏兀儿的丧葬文化。通过对《元典章》中《畏兀儿丧事体例》的考证，揭示了元代乃至其前畏兀儿人的丧葬制度及其变化。
　　其他文章有田卫疆《试论元代畏兀儿人在维护祖国统一中的作用》（《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刘迎胜师《元代畏兀儿地名及其历史沿革》（《西域研究》，1992年第4期 ）、邵如林《元高昌王细林的斤葬地考》（《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 ）、田卫疆《元代畏兀儿人内迁及其原因初探》（《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门岿《论元代维吾尔族作曲家薛昂夫的散曲》（《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贾丛江《蒙元时期畏兀儿人领地述论》（《中亚研究》，1990年第3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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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对元代色目人研究综述3

　　四、唐兀人
　　元代的西夏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孟楠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他撰文《浅析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 ） ，对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种类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西夏灭亡后，其人民或留居故土，或迁徙内地，渐与其他民族融合。孟楠《元代西夏遗民婚姻研究》（《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详细考察了西夏遗民在婚姻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并分析了其婚姻的特点。元代西夏遗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孟楠《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就元代西夏遗民的迁徙及分布地区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其融合于其他民族中的主要表现。
　　限于史料，主要依据碑铭资料对西夏（唐兀）人物进行研究。任崇岳《元〈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就是根据《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碑》考证了西夏人忙哥察儿的生平仕途。张相梅《河南濮阳元代唐兀公碑》（〈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介绍了1983年在河南濮阳发现的重要元代文物〈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及唐兀氏祖茔，该文照录了全部碑文，对此进行了简略分析，认为唐兀氏为西夏党项之杨姓，持被赐姓“唐兀”，并简单提及唐兀台及其子唐兀闾马的事迹。
　　其他关于唐兀人的论文有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政治地位》（载陈乐素主编《宋元文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马明达《元末西夏人那木翰事迹考述》（《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 ）等。

　　五、吐蕃人

　　吐蕃亦是元代主要色目人之一。1989年以来对于吐蕃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方面。
　　王启龙《元朝帝师八思巴家世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就藏族圣僧、元朝帝师八思巴所诞生的款氏家族的源流进行了简短而明晰的描述。在另一篇《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中，王启龙则考述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结交的复杂过程及忽必烈为何选择与八思巴联合，并就他们与藏传佛教噶举派僧人噶玛拔希之间的关系诸问题进行了阐释与补充。
　　周生文、陈庆英撰文《大元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 ），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一代帝师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通过八思巴在玉树的活动，得出元代从内地通向西藏的驿站在玉树地区是穿过称多、玉树、囊谦三县的东部。八思巴在此的活动对安定玉树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
   有关八思巴的论文还有薛学仁《八思巴在元朝统一西藏中的作用》（载《宝鸡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陈庆英《元朝国师八思巴》（《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辛存文《八思巴评传》（《民族经济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周宏远《八思巴与元代“八思巴文”铸币》（《内蒙古金融研究》，1999年第1期 ）等。
　　胆巴是元代除八思巴外最负盛名的藏族僧人。陈庆英、周生文撰写的《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结合藏文史料与汉文碑铭与历史调查资料，对其生平及在元代藏族史与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论述。关于胆巴的另一篇是仁庆扎西《胆巴碑与胆巴》（载《仁庆扎西藏学研究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 ）。

　　六、其他民族色目人

　　除上述回回、畏兀儿、唐兀、吐蕃等族外，元代其他色目人研究主要集中在哈剌鲁、阿儿浑、钦察、康里、汪古等民族上。
　　华涛《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突厥语部族伊斯兰化开始原因初探》（《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中，对蒙元时期东来的两大突厥族――哈剌鲁和阿儿浑的早期历史进行了研究，并就其皈依伊斯兰教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床兀儿是元代钦察名将土土哈的第三个儿子。吾师刘迎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是，结合史料，对床兀儿的活动进行了考证，弥补了正史之不足。（《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载《西域研究》，1993年第3期。）
　　汪古部是金元之际活动于今内蒙古大青山南北麓的一个部族。洪用斌《元代汪古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就其部长食邑按打堡子进行了考证，认为是元代集宁路所属的一个政区。
　　刘迎胜在《关于元代中国的犹太人》（《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一文中，考察了元代的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属色目人。另外该文还考证了犹太寺院的称呼。
   其他论文有党宝海《察罕帖木儿的族属、生年与汉姓》（《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杨志玖先生的《元代的吉普赛人――?哩回回》（《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何兆吉《试论不忽木的汉化事迹与汉学成就》（《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修晓波《〈元史〉土土哈、不忽木传订误》（《文献》，1997年第4期 ）等。
　　纵观近十余年来元史学界对色目人的研究状况，可以肯定地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回回人、畏兀儿人的研究相对较为充分，而对其他色目民族研究不足。希望学界在新世纪里继续关注元代色目人这一重大课题，拓展其研究领域，加深其研究力度，不断有新成果问世！

博英纳言

元代的印刷2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位，遵用汉法，改革旧制，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设京城于大都(今北京)，1276年灭南宋，使中国又出现统一局面。1368年元朝灭亡，共一百余年。


在中国印刷史上，元代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继承了唐宋以来印刷的优良传统，而且有新的发展。在技术方面，出现书籍的双色套印和包背装，由几个学校联合分工刻印大部头书，是印刷史上的新形式，它可以集中力量快速出书。由于国家的统一，使印刷术在更多地区得到推广应用。特别是通过与西方的交往，将中国的印刷术，逐渐由中东、北欧传到西方。


一、政府印刷
元代政府的兴文署、广成局、国子监等机构，都从事印刷活动，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立兴文署，召工刻经史子板”，首先刻印的是《资治通鉴》。人员设置是：官三员、令一员，函三员、校理四员、楷书一员、掌记一员、镌字匠四十名、作头一，匠户十九、印匠十六。由于京城的刻印技术力量不足，很多政府的书，都拿到杭州刻印。其中最著名的是《辽史》和《金史》两部书。


二、学校印刷
元政府重视教育，除著名的八大书院外，各级地方政府也都办有学校，这些书院和地方学校有一定的田产，可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刻印书籍。因此，元代学校刻印书籍十分活跃。


学校刻印书籍最著名的是杭州西湖书院，它是在原南京国子监的基础上建立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起开始刻印书籍，第一项工程，就是修补南宋国子监所存书版。共约120种。从事刻版工匠92人，补刻缺版7,893块，字数为3,436,000多。用粟1,300石，用木930株，以后又新刻了《国朝文类》和《文献通考》等书。学校印刷最活跃的是今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其中最有特点的是多所儒学联合刻印一部书，如庆元路儒学联合附近七所儒学分工刻印了一批书籍，计有《玉海》(刻版4474块，工价用钞763锭)，《困学记闻》231块版，以及《辞学指南》、《诗考》、《诗地理考》、《汉书艺文志考》、《通鉴地理通释》等14种王应麟的书。另一刻印大工程是，江东八路一州儒学联合刻印《十七史》。为了使各校刻印的书籍风格统一，他们制造了统一的版式。这种联合刻印，加快了出书速度，是一大创造。


三、纸币及有价证券印刷
元代初年，政府就开始印造发行纸币。其发行量和发行地域，大大超过以前各代，除印造发行纸币外，还在户部下设立印造盐茶等引局，负责印造盐、茶、矶、铁等引的有价证券。


中统元年(1260年)政府就先后在京城和各地方设置了负责管理纸币印造、发行、兑换、检认伪钞，回收昏钞等机构，中央的印钞机构称印造局，印造交钞库及印造定钞库等。宝钞总库为存贮发行机构，其他的纸币发行机构称行用库。为了防止伪造，还制造了严格的法律。礼部还在大都设有白纸坊，专门制造印钞用纸。


元代发行的纸币有中统钞和至元钞。中统钞，从中统元年(1260年)起印造发行，面值有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五百文，一贯、二贯等九种。至元通行宝钞，始印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票面值有文值和贯值等十一种。中统、至元两种钞币同时使用。只是比价不同。至大二年(1309年)又印造一种“至大银钞”，但使用时间不长。元代的纸币管理比较严格，在较长时间信誉较好，到元后期，特别是至正年间，由于大量发行，使纸币严重贬值，而伪造现象更是屡禁不止。元代的纸币印量很大，肯定需设立较大的印钞作坊。


四、民间印刷
元代民间印刷业遍及全国各地，和两宋相比，地域分布更广，一些偏远地区，也有印刷的记载。印刷业最为发达的是今浙江、福建、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特别是建阳、杭州、平阳等地，集中了更多的印刷作坊。


五、宗教印刷
由于政府的倡导，元代的佛经印刷也很活跃。南宋开始雕印的《普宁藏》和《碛砂藏》，到元代仍继续进行。《普宁藏》刻印于杭州路余杭县白云山的大普宁寺，南宋末期开始筹备，设立刊经局，但正式刻印工作，是从至元十二年(1275年)开始，到泰定元年(1324年)全部刻印完成，共560函，5,368册，为经摺装，刻印于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碛砂藏》，有一半工程是在元代完成的。元代还刻印过蒙古文、藏文、西夏文的佛经。证明了元代印刷应用的广泛。


六、元代印刷技术发展
元代的印刷技术，在继承两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元版书的质量

总的来说，元版书的刻印质量与宋版不相上下，有的精品还超过宋版，政府刻本和一些私人刻本，代表了元版书的水准。建阳、杭州的坊刻本中，也有刻印精美者。

2. 元代刻本字体

元版书的字体，除继承宋版，多用颜、欧、柳等名家书体外，选用当时书法家赵孟俯书体刻版，成为一种风气。
元版字体的另一特点是出现行书和草书，而草书多用于书后的评记。

在印刷品中使用简体字，起源于元代。这多见于坊刻本戏曲，话本中。

3. 元版式及版面装饰

元代书籍的版式，仍继承宋代风格，而最大的改革，是在书籍的封面版式，特别是建宁坊刻本中，有的刻有和书内容相关的插图，有的除刻有书名外，还有刻印者名称、年代，以及广告宣传性的文字。最早带有插图的封面是建安书堂，刻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至治年间(1321-1323年)建安虞氏又刻印了一套平话，封面都有插图。除平话外，其他书籍的封面，也十分重视其版式的装饰性和宣传效果，如翠岩精舍刻印的《广韵》的封面，这种封面形式的改革，说明印刷书籍在销售流通方面的需要。

4. 书籍的双色套印

多色套印技术，起源于宋代，只见于记载，未见实物。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印刷敷彩佛像，是先印图象轮廓，再手工涂彩。现存最早的朱墨套印本，为元至正元年(1341年)中兴路资福寺刻印的《金刚经注》。

5. 书籍的装帧技术

元以前的书籍装帧形式，经历了卷轴装，经摺装和蝴蝶装。包背装则是在元代兴起的一种新的书籍装帧形式。包背装与蝴蝶装的折页方法正好相反，它是印刷面向内摺叠。中缝边是外书口，空白边为订口，按书页顺序配页后，撞齐，再用纸捻穿订牢固后，裁切订口边，再贴书皮，最后裁切上下书口，即为成品。包背装起于元初、中期后，则普遍使用。它为后来的线装提供了经验。在元代文献中还记载有装订浆糊的配方。如元《秘书监志》卷六，载有表背匠焦庆安的配方，内有打面糊物料为：黄蜡、明胶、白矾、白芨、藜蒌、皂角、茅香、藿香、半钱，白面五钱，硬柴半斤，木炭二两。这里包括了粘合剂，防腐剂和芳香剂三部分，证明当时的装订用料已十分考究。


《新全相三国志平话》
(建安虞氏刻本，封面有插图)


《至元钞》


《普宁藏》
(元杭州大普宁寺刻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