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与美国真实之比较

SayNo_2

原帖由 黄金骑射手 于 2006-9-8 23:11 发表
给你评价如此，跟文化水平没啥关系，小O领回来的能有个机密货吗？你又不是第一个了。。。

这句话我给丢了，是你拣到了呀？也不和我说一声

黄金骑射手

原帖由 SayNo 于 2006-9-9 00:40 发表

这句话我给丢了，是你拣到了呀？也不和我说一声

别搭理他们了，一个个连点创意都没有，每次来的说的都是那些，这么多年了，主席都换了，还没进步。这号人，13亿按比例0。1%还好几百万呢。

SayNo_2

原帖由 黄金骑射手 于 2006-9-9 01:21 发表

别搭理他们了，一个个连点创意都没有，每次来的说的都是那些，这么多年了，主席都换了，还没进步。这号人，13亿按比例0。1%还好几百万呢。

哈哈，是呢呀。

天授礼法延祚

原帖由 SayNo 于 2006-9-9 00:36 发表

杭州国哦，marco polo还真是牛逼啊，去这么一个国家也不和大家说一声。

或者说原南宋治下的城市也可以,反正这繁华都市是辛勤劳动的汉人创造的,和蒙古人的元朝没啥关系.:lol

天授礼法延祚

马可?波罗特别赞赏杭州，在《游记》中说：“这座城市的庄严和秀丽，堪为世界其他城市之冠。这里名胜古迹非常之多，使人们想象自己仿佛生活在天堂，所以有‘天城’之名。”他同杭州城里一个富商结为好朋友。那位富商曾当过南宋皇帝的心腹侍从，对他讲述了许多南宋宫廷生活的细节，并带他去参观宋代皇宫的旧址。面对败壁颓垣，马可?波罗不禁感慨万分。他注意到，杭州城的居民恬静温文、忠厚公平、邻里和睦、待客友好，但对驻防的蒙古军人却十分讨厌，内心埋藏着由于大好河山被异族所占据而产生的亡国之恨。

那时的欧洲人根本不知道煤炭是什么东西。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惊讶不止地记载道：“整个契丹省到处都发现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效力和木炭一样，而它的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可以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他深感中国物产丰富、文教昌明。他死之前，天主教的神父要求他为了灵魂的安宁，声明取消《游记》中所说的“一些似乎不可相信的事。”马可?波罗忠于事实，拒绝作这样的忏悔，还坚持宣称：“我还没有说出自己所见所闻的一半。”

天授礼法延祚

马可?波罗还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我心里想这毕竟是南宋的首都啊,能不美丽华贵吗

黄金骑射手

宋朝人以仅占世界总量不到9%的耕地生产了占世界总量的50%的粮食(李约瑟推论);进一步说就是占世界人口总量不到9%的宋朝人占有了全世界50%的粮食,人均年有粮近3000斤(我国目前人均年有粮始终没有超过900斤),这真是一个能让世代中国人血液沸腾的成就,也是一个能令一些中国人日夜梦想复兴的辉煌.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它容不得半点粉饰,它会以残酷的事实戳穿任何谎言和神话.事实上,和中国社会的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在宋朝三百余年的统治中,人民的吃饭问题就没有一天得到过解决,大多数民众始终生活在饥饿线边缘,饥民暴政的状况甚于前朝.据史料记载,三百年间,南北两宋共爆发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近三百次,几近一年一次,即便是在以残暴著称的秦王朝,这样的情况也是罕见的.当然,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宋朝农民被年均三千斤的粮食撑坏了脑袋.

黄金骑射手

按蔡美彪先生等所著>记载,在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宋朝全国有耕地五亿二千余万亩,这是整个宋代拥有耕地数的最高额;而与此前后期的宋仁宗景佑元年(公元1034年)宋朝全国人口数为2620万,由此可以计算出当时宋朝人均拥有耕地20亩.即使我们对于宋朝人均占有耕地数远低于当期世界平均数这一事实不予考虑,按20亩平均数计,当时全世界耕地总额也应该在60亿亩以上.

天授礼法延祚

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几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以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统一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１２７４年（至元十一年）、公元１２８１（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１２８２（至元十九年）、公元１２８８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１２８４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１２９３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幸福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元朝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１３０８（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１３０９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 １３１１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1311（元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明形式确禁止妇女不能改嫁只能守节。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

　　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１２９２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１２９４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１３０３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１３０８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１１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１３１４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１３２０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１３２２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南宋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严苛措施使中国海外贸易日益萎靡衰落。


六、元朝使中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

　　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如果实行的话，中原将变成草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开垦的中国的中心地区，将毁于一旦。多亏契丹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才保护了千年的文明成果，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贵族的后裔，保护中国文明的人。但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


七、元朝的使中国经济社会僵化衰退

　　元朝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这说明宋以前的商业贸易是多么的繁荣，也说明生活在开放环境下的宋人不适应元朝落后的管理统治，虽然元朝法律严苛但依然有大量的宋人冒险犯法。

　　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那些宣扬游牧民族输血有利于中原王朝恢复活力的言论，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八、元朝的税收远比南宋繁重

　　中国目前有些人用元朝政府攻占南宋后实行减免税暂时收买人心时的税收对比南宋政府末年在强敌压迫数十年时的税收，说明南宋剥削繁重而元朝的剥削轻。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 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是宋朝的好时光。这是宋朝遗民怀念宋朝美好的时光，元政府、南宋政府谁的税收重一目了然。

　　南宋政府后期税收相比宋朝以前是有所加重，那是因为国家面对强敌，被迫而为。元政府攻打宋朝前的疆域包括金国、西夏、西藏、云南等大片疆域，南宋被完全包围。此时元政府用一半以上的税收做军费攻打南宋。抗日战争时期不到八年，中国已经减感不支。而南宋政府苦苦支撑四十多年，此时税收必然比常时繁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被围困还吃人呢。这时南宋大部分百姓都是自愿，而南宋末反而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反现象。说明南宋很得人心，现在有人竟用南宋政府在战时的税收来证明南宋政府的“黑暗”统治。更有甚者用此时的税收代替整个宋朝的税收，真是无耻之极！！！


九、元朝比南宋贫穷

　　元朝虽大，却没有南宋富裕。据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统计，中国南方为１１８４万户，北方为１３５万余户，南北比例为九比一。这南方就是南宋曾统治区域。公元１２８３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流１５万户，相当于北方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元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并在黄河、江淮诸津渡设立了缉查南移流民机构，勒令已到南方的流民北返。但即使这样“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直到元朝灭亡也未解决严重北方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的社会问题。这是贫民地区往富裕之地的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墨西哥、古巴往美国偷渡移民。这反映了当时的南北经济差距，也反映了宋朝统治地区的富裕。元朝中叶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九十万锭，曾是南宋的江浙行省一地就达２６万锭，而当时全国中心元大都只有１０万锭。

　　元朝的经济大部分依赖南方，就是依赖南宋统治地区。元朝的所谓经济成就只是南宋的有幸遗留，这还不包括元朝不开明经济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还不是南宋未遭到严重毁坏前的文明奇迹。元朝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南宋。是中国文明的衰退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


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仅七十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在南宋曾统治地区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１２８０年（至元十七年）到１２８６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

　　公元１３５１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更是建立“大宋”政权，一度攻占杭州、汴梁、元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元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出中国，建立“明朝”。

　　元朝从建立的那天起，直到灭亡。农民起义就没有停止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最频繁的朝代。

天授礼法延祚

据我所知,元朝还被日本,越南等国羞辱,终元朝89年,中国和日本断绝了一切往来,这在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直到明朝建立,中国和日本才恢复了外交关系.

天授礼法延祚

现在来计算当代社会财富相对宋朝的增长
　　首先，目前的1斤米，价格1.8元，目前的1吨铜，价格6500美圆，换算成人民币大概53000元，则1公斤铜价值53元，可以买29.4斤米，一斤米价值34克铜，宋朝1斤米价值15克铜，物价总增长倍数为34/15=2.3；
　　第二，目前黄金1盎司640美圆，1盎司=31.1035克，则换算为1公斤黄金价值人民币167000元，则1克黄金价值3151克铜，铜贬值3151/620=5.1倍；
　　第三，中国目前人均粮食产量400公斤左右，即800斤，相比宋朝的2225斤，可计算出相对供需变化引起的物价上涨倍数为2225/800=2.8。
　　综上，物价总上涨倍数2.3，剔除铜5.1倍的贬值，物价下降5.1/2.3=2.2倍，再剔除供需变化带来的上涨倍数2.8，则目前相对宋朝的物价绝对下降倍数为2.2*2.8=6.2。
　　说明，同样情况，宋朝人能比我们出6.2倍的价格购买同样重量的粮食，人均财富绝对下降了6.2倍，将人口增长倍数考虑进去得到的社会总财富绝对增加倍数=13/1/6.2=2.1。
　　虽然现在社会总财富比宋朝绝对增加了2.1倍，但是人均财富下降了6.2倍，甚至比汉朝还下降了6.2/2.65=2.3倍。
　　当然，宋朝和汉朝的比较是相对公平的，现代由于其他各种食物的增加，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减少，加上铜、黄金的市场价格的不确定性等因素，计算出来的数据不一定完全客观，仅供参考。

天授礼法延祚

　　提起赵宋，提起东京汴梁，我们不禁会想起以上的画面，会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起柳郎“寒蝉凄切”的《雨霖铃》。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这诗人笔下的“花花美景汴梁城”，更对陈寅恪先生 “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价体会有嘉。甚至是饱受康河性灵熏陶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赵宋王朝是如何成就这番“终极盛世”的。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应该被着重关注的，还是赵宋在经济上的成就。从许多的历史书中你也许都会发现，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那么为什么“工商立国”能够造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终极盛世”呢？在这里有必要拿经济学的理论做一下分析：

　　根据对经济学有关“最优”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绝非疆域越大越强，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当，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导致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劳动生产率更是有天渊之别。

　　在北宋时期，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县城里卖炊饼的小贩，他家的居住条件怎么样？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独栋别墅”了吧？也没听说他向银行借了几十年的贷款。武娘子潘金莲就更潇洒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凭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就能供养得起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恐怕都很难实现吧？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宋太祖和他和后世子孙们，他们堪称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经济学家”：

　　首先，国家的疆域绝不能无限的膨胀，宋朝的历任统治者显然都深谙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远非像它的前朝们那样达到兵力可供支撑的极限。与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实际有效的国土控制以及在所属国土上能够产生出的实际效益。在农耕文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查查历史上的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的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同时，“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换而言之，这种高回报，低成本的地区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

　　相比之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土地的性质和价值与宋朝核心区的土地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由于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恶劣，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巨大，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和户籍管理制度，即使拥有了这些地区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这类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羁糜”，与真正的国家版图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我们看到历史课本上汉，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广袤，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的王朝是何等的富强，得等的辉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家还是仔细看看这其中“羁糜”的地区占了多少吧！这些地区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中央政府还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军事占领费用，结果导致拖垮了国家的财政。纵观汉，唐的历史，大规模扩张之后无一例外地带来国家由盛转衰的结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绝非刘彻，杨广，李世民那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出身“职业军人”的皇帝，却建立了一个“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从小饱读“三纲五常”，满嘴“仁义道德”的刘彻，杨广，李世民们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从纯经济的方面来考虑，战争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掠夺，掠夺对方的财富或者是财富的创造能力（土地，资源，人才，技术等）。契丹，女真，党项，蒙古这些少数民族对宋朝的入侵，归根到底是源自他们对中原地区富庶的一种向往，并且知道凭借他们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的。对北方的“蛮夷”来讲，由于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实在是有限（供养一匹马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在农耕地区可以生产出供养25个人的粮食），因此他们自身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自身对物欲的渴望，甚至是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掠夺别人的财富就自然成了这类民族基本的谋生和壮大手段之一。

　　同时，在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是有上限的，一旦人口的规模超过上限，解决的办法不是扩张领土就是减少人口，二者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都只能是战争。就如同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为什么？因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只老虎生存的资源，如果来了别的老虎共同生活，这二只老虎都得饿死。所以它们必须杀死对方，才能维持这一物种的延续。同理，这些“蛮夷”们不仅侵宋，他们之间也为了生存打得不可开交。这种相互掠夺，相互杀戮的生存方式始终贯穿于每一个游牧民族生存的始终。

　　作为战争的被动一方，宋朝政府对战争又抱什么态度呢？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发动战争的一方一定是认定战争的预期收益大于它所支付的战争成本。对北方“蛮夷”而言，他们的战争成本相对很低。受自然条件和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民族的财富创造能力远远低于它周边的宋朝。因此，他们放弃自己生产转而投向对宋朝的掠夺的预期收益远远要大于他们为此而放弃的生产活动所能为他们提供的财富满足。换句话说，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位与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国家给他多少银子他会去战场上卖命呀？我想象不出。再有，一个宋人因为投入战争而不得不放弃的生产活动又能创造出多少的财富？国家因此会损失多少的税收？替他照顾老婆孩子高堂又要产生多少费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么掠夺我想也是得不偿失。

　　除去机会成本，再来看看战争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几乎不需要物资储备的，其实我都怀疑这些国家有没有所谓的“物资储备”。我们从来看到的都是这些蛮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烧杀抢掠，自己从不贮备补给。这也许就是他们被称作“野蛮人”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服王化”，根本没有任何人道可言，坏事做尽也没有丝毫的负罪感。相反宋军可就没这么“走运”了。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储备是什么时候都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看看《水浒传》里林教头发配去的“草料场”规模有多大，就不难想象宋朝政府为军队的后勤补给花了多少银子。再看看人家“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也算是整个宋军的一个缩影。更有不幸的将士还会因为“扰民”或是“虐囚”的行为而受罚甚至掉了脑袋。有谁听说过那些“蛮夷”有所谓“秋毫无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军的军纪衡量，那些蛮兵早应该被他们自己的长官统统正法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军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对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战争成本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胜利“果实”的诱惑却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人主和，蛮人主战的根本原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们靠自己的生产活动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蛮人也是，所以他们靠对外掠夺来实现相同的目的，也算是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了吧。

　　在此我们不妨将宋辽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场博弈，面对和与战的选择，其实宋辽双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两难之中。对辽而言，虽然国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战争成本也相对很小，同时“风险收益”却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进行“试错”，以实现险中取胜。对宋而言，虽然国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弃纸醉金迷般的生活，长期驻守苦寒之地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地工作也不现实。所以我们不妨假设这是一场双方进行的“非合作”博弈，那么如何选择才能够达到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呢？

　　在“非合作”的假设条件下，最后的结果难逃双方都会选择继续和对方对抗下去。因为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停战所遭受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在这场博弈当中，无论是宋朝率先进行选择，还是辽人先选，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他们的理性选择都因该是“战”，所以这场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是双方都选择“战”。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选择并不是这场博弈中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是双方都不应该选择“战”，而是双方都选择“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双方共同的效用最大化。我们知道这一目标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到了最后，宋辽之间的这场争斗最终衍化成一场“合作博弈”。双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签订了《澶渊之盟》，辽人从此不来骚扰宋境了，宋朝花点银子算是买了个平安，双方皆大欢喜。这样终于实现以双方合作为前提的最优选择-“帕累托最优”，同时避免了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出发点进行选择却出现“双败”结局这悲剧性一幕的发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澶渊之盟》是宋人的耻辱，非要将它说成是宋朝“孱弱”的表现。更有甚者念念不忘每年的“岁币”，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负担，甚至还认为它加速了宋朝的阶级矛盾。我倒是认为以上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宋朝每年给辽人的“岁币”是多少？绢20万，银10万。当时宋朝政府每年的岁入是多少？过亿万贯（两？），区区“岁币”简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满清政府动辄上亿两的赔款，赔到家底搞光还大举借外债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岁币”摊到人头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过一笔账：北宋当时人口过亿，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的负担大约是4个铜钱。4个铜钱是什么概念？答曰：一个烧饼钱！试想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节省了无可计数的军费开支不说，还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没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抱怨，更少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伤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可以避免，这等好事又有什么不对呢? 一年少了一个烧饼钱对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又有多大影响呢？

　　况且，我们真丢掉那“绢20万，银10万”了么？别忘了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边境开始设立“榷场”，互通有无了。宋朝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统统输往辽国。每年通过这种途径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从生产和流通领域征收的税赋又有多少？能顶得上多少个“岁币”了？这笔帐有没有人算？现代的国际贸易中，对那些“入超”过多的国家国际上还给“贸易补偿”呢？将“岁币”看成是宋人给辽国的“贸易补偿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军事上真的打不过辽人，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却做到了这一点。宋人通过贸易的手段，利用顺差的方式，将辽人创造的财富慢慢地归结到自己的手中。这种做法可比简单粗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直接掠夺聪明多了吧？一方面，辽人拿到了“岁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同时促进了契丹民族的进化，增加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过交换也实现了财富的增长。比起双方拚个你死我活的“双败”结局，宋人的做法使“双败”变成了“双赢”，又何乐而不为呢？别忘了，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双方的财富都在增长，可是宋人的财富却永远比辽人增长的快！换句话说，辽人创造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这也算得上是宋人对辽人的“剥削”吧！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悄无声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实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叹宋朝皇帝们的战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天授礼法延祚

　　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宋朝的做法，归根到底还是他们心灵深处“大汉族主义”的情结在作怪。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当作与我们对等的国家加以尊重，满脑子“蛮夷”的概念，只想着除之以后快。这种思维模式和那些满清遗老遗少们“天朝尚国”的思想如出一撤。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实的难处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愿望。与其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进行一场胜负未可知的战略冒险，不如用较小的代价去换取长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我们依旧是在“用己之短，攻敌之长”，这是不明智的选择，也是对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不负责任的做法。和辽人相比，我们应该有能力发现除武力之外解决双方矛盾的更好方法。从维护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家的发展稳定出发，《澶渊之盟》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其他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能够被双方始终如一地执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应该给与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渊之盟》成功的解决了“外患”之苦以后，宋朝政府又是如何来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呢？在此我们特别要论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经济时所采取的种种特殊政策。

　　北宋进入中期之后，因为和平的环境和生产的恢复，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甚至超过了一亿大关。人地比例之间的矛盾之剧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对过的。让我们先来看看人口增加之后会导致哪些问题：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供给的相对短缺和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由此会引发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价格的下跌。

　　让我们先来看看土地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果：土地价格上涨，经营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经营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稳定，维持投资土地的利润率，就必须想方设法地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以实现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们需要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因为地价上涨所导致的成本增加。单单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做法无疑大大促进了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技术的进步，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为具备了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才真正实现了社会总产品的跨越式增长。

　　土地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果是促进了宋朝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封建王朝来说，农业永远是立国之本。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最为强调“民以食为天”的，“士农工商”的传统根深蒂固。但是为什么单单宋朝实现了“工商立国”呢？我们发现当时的宋朝同样具备了产业升级的“原动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营土地的成本增加，经营土地的收益率下降。这样的客观环境恰恰促进了资本和其他资源由经营土地为主的农业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的其他产业的转移。相对于从事土地经营的农业，手工制造业，服务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土地价格的上升对这些行业的冲击也就相对较小，对其成本结构的影响也不大。因此，许多从前从事土地经营的投资者会将他们的资金转投到投资回报相对较多的制造业，服务业之中。大量资金和其他资源（例如人力资源）的注入无疑会促进这些产业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对于以传承经验为主要演进方式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的生存更加注重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随着投入这些产业的资金及其他资源的增加，产业内部的竞争也就会随之加剧。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投资者出于生存和维持经营的考虑，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因为这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为数众多的发明创造（包括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中的四之有三）和无数以传授实践经验为目的的各类著作都源自于宋代。陈寅恪，李约瑟对宋王朝的褒扬也就不难被解释了。

　　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宋朝的劳动力价值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充实。换句话说，每个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国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过技术的进步，老百姓有钱了，他们的消费也自然会随之增加。大众的需求也从最开始的吃穿不愁，越来越向“纵深”发展。我们从《清明上河图》的直观感受和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的侧面描绘中可以发现，宋朝人对商品的需求无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东京汴梁的茶楼酒肆，梨园青楼如雨后春笋；民间对丝绸，茶叶，书籍，纸张等相对奢侈的产品的消费更是潜力旺盛。更有甚者，大众对休闲文化娱乐方面的关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在宋朝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青楼里红粉们的莺歌曼舞，酒肆中骚客们的文采风流，哪样不体现出人们对精神消费的追求？这在衣食无着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的国民富裕程度。

　　按照经济学“需求拉动”的原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动的结果。正是因为国民的相对富裕导致了持续的旺盛需求，这种需求又导致了资金和劳动力向手工业和服务业倾斜；反过来，投资手工业和服务业取得的高额回报又再一次地将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国民经济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此外，当科技的进步带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之后，改造旧有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的生产关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无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先哲们开始了对改造旧有生产关系的思考。小到单个生产作坊的管理，产品的营销（微观经济学？）；大到政府机构的改革，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宏观经济学？），宋朝的知识分子们所做的研究是广泛和深入的。这些研究拿现代意义的学科分类来衡量，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经济学范畴，更包含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造就了宋朝的经济繁荣，更实现了宋朝文化教育事业的昌明。作为一个实现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学术环境之宽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执政及应变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过，人地比例的变化还会造成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劳动力价格的下跌。在劳动力的供给增加，而土地的供给又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选择土地的租种者的时候往往会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价的上涨导致他们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选择空间加大。二者叠加的结果是土地的经营者只会将土地租给信誉良好，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去经营，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保证自己的收益。对于土地的租种者而言，则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术和经营能力，以防止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内在“原动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这种机制下的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过剩，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还会导致社会失业的增加。这就必然导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向其他产业进行分流。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原本从事土地经营的资本从农业中抽离出来，在市场上“寻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从农业劳动中被释放出来，被推向了市场。这一切都为二者在其他产业里的重新结合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工商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和劳动力的补充，宋朝当时的社会条件恰恰实现了二者在工商业领域的有机结合，产业的繁荣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与农业经济中农民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产方式不同；在工商业领域，特别是手工制造业，更多的采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进行运作。历史课本中将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地区站在桥头“待价而沽”的织户当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个人认为不是十分的合适。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如此庞大的工商业领域里不存在以雇佣劳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同样很难想象宋朝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涉及采掘业，出版业，制瓷业等诸多行业的手工工场都是靠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方式来维系的。以制瓷业为例，北宋为数众多的“官窑”和“民窑”都是管理复杂，分工细致，产量巨大，集专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一体，具备现代“企业”雏形的产销一条龙的庞大生产合作组织。对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达到如此的规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再来看看流通领域，宋朝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就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生产出能够满足流通领域如此巨大需求的产品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工商业如此繁荣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宋代就应当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跨越”。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这种跨越应该首先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世界的东方！而不是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地球的另一半，亚平宁半岛上那个叫做“佛罗伦萨”的地方。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历任统治者“专修内政”的政策指引下，宋朝政府不仅成功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久的和平环境，而且一如既往地关注实际有效控制区域的治理。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和休养生息之后，当人地比例发生变化时，又懂得利用经济规律，采用资本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分流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地比例矛盾这一始终困扰历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尖锐问题，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宽松政策实现了科技与管理水平的飞跃，这种飞跃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在旺盛持续的社会需求的拉动下，最终实现了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百年盛世。种种这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应该被看成是非常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创举。

　　今天，当我们脑海里依旧浮现汴梁城的花花美景的时候，当我们的眼中再度闪现大宋朝的纸醉金迷的时候，当我们的耳畔又一次回响先哲们的溢美之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揣摩这繁华盛世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认真地聆听这辉煌之后留下的谆谆教诲。当浮华已逝，辉煌不再之后，我们应当回国头来，平静的反思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留下的每一个脚印是否都如我们的先辈们那样走的坚定而执着？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更应当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航线，努力地追寻那条属于我们自己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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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的科技技术

宋瓷是当时中国的国家标志。宋时的五大名窑是汝窑、官窑、钧窑、哥窑、定窑。可以说人类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工业是宋朝的瓷器工业。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宋瓷神韵文明与大众文化巧妙的融合与统一。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宋瓷的各种窑类造法制造出来的瓷器品种层出不穷。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名窑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宋时中国的大众丝绸工艺从实用化走向细腻化精密化。宋朝的丝绸，超乎寻常的先进。非常尖端的织机，包含1800个活动的构件。各种绣法让中国的丝绸更艺术化、更美学化。外国富人穿的是粗布麻衣，中国平民穿的是柔丝绸缎。有的农民也穿上了丝绸。“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北宋时期的著名科学家沈括，对天文、历法、医药、数学等都有研究。沈括写《梦溪笔谈》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的记录及讨论了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的观点，此观点西方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宋代随着农、林、牧、副、渔各项事业的发展，宋的农业生态系统物资循环观点与今天人类正建设的现代化生态大农业的观点，在原则上达到了完全一致。宋的医学规模及水平较唐代有了大幅度提高，宋代还创造了法医学，《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宋朝对石油、煤炭、天然气各种能源广泛运用。宋代用焦炭冶铁，早于西方五百多年。


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是宋。把指南针用一军队的行军也是宋。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功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044年曾公亮等编著军事著作《武经总要》里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及多种火药武器，并配有插图。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雕印全部的《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印行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费时十二个春秋。做如此浩大的工程印制书籍世界第一。中国最早的小说总集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年――983年）的《太平广记》，共有五百卷，分九十二大类。我国的类书之冠是宋太宗时的《太平御览》，共一千卷，分为五十五门。我国现存最早的剧本是南宋的《东海黄公》。北宋熙宁以后私刻、坊刻蔚然成风。有的私刻书铺有刻工几十人之多。宋朝雕版印刷进入鼎盛时期。宋政府推广印刷术大众化，传播技术手册，诸如农业手册和医药书籍。大量的私人出版社的产生，改变了世界文字的发展，传播了知识。宋哲宗时期商人徐戬，刻印《夹注华严经》等书，运往朝鲜等地贩卖，获取了大量的利益。庆历年间，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遗憾的是活字印刷并未得到大规模的运用，但其意义巨大。系统可分解为要素，要素集结起来构成主体。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应用系统思维的具体实例，是应用系统思维、改进工艺、提高效率的典范。宋版书讲究质量，雕版细致，字体工整，刀法圆润，纸坚色白，墨色香淡。北京图书馆所存的宋版书，至今还有一股清香味。

沈括《梦溪笔谈》中记有装置指南磁针的四种方法：水浮、指爪、碗唇、缕悬。北宋时期，人们创造了适用于航海的指南针，把航海事业推向了新的时代。那时中国的造船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宋的商船是当时人们能够想像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六层桅杆，四层甲板，十二张大帆，可以装载一千多人的巨型船只。这些船不仅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的航线图，还拥有几何学家以及那些懂得星象的人，还有那些熟练运用天然磁石指南针的人。通过指南针，在茫茫的大海中可以找到通往陆上世界尽头的路。宋朝是当时最重要的海上的贸易大国，泉洲、明洲都是当时最大海上贸易港口。海上贸易的税收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占到了一半的财政收入。北宋时中国就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帆船舰队和商船队，频繁远航至阿拉伯，东非，印度，东南亚和东亚的日本与朝鲜。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等先进高超的技术迅速传遍西方，中国大宋创造出的灿烂文明让正处在野蛮时期的西方人第一次较完整的体验拥有了文明。中国文明各个方面都影响着西方，给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与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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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想看,我还能贴更多呢,送你!

selenge_2

你不要在这里倒垃圾了！

天授礼法延祚

原帖由 selenge 于 2006-9-9 15:46 发表
你不要在这里倒垃圾了！

别在这灌水!

SayNo_2

原帖由 天授礼法延祚 于 2006-9-9 14:24 发表
马可?波罗还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城市,我心里想这毕竟是南宋的首都啊,能不美丽华贵吗

哈哈，马可?波罗去了南宋是吧？
马可?波罗怎么写的大都啊？顺便帖出来呗？

天授礼法延祚

原帖由 SayNo 于 2006-9-9 20:12 发表

哈哈，马可?波罗去了南宋是吧？
马可?波罗怎么写的大都啊？顺便帖出来呗？

我前面早贴出来了,马可?波罗虽然去过大都,但他做的是扬州的官,活动范围都在中国南方.其实杭州就是南宋首都临安,以繁华著称并不奇怪,看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记载都是说中国如何如何富庶,这类记载在明代还屡见不鲜.

SayNo_2

原帖由 天授礼法延祚 于 2006-9-9 21:21 发表
我前面早贴出来了,马可?波罗虽然去过大都,但他做的是扬州的官,活动范围都在中国南方.其实杭州就是南宋首都临安,以繁华著称并不奇怪,看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记载都是说中国如何如何富庶,这类记载在明代还屡见不鲜.

他可没有说的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