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年的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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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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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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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对蒙古社会的佛教起的作用的解释很有意思。

在他看来佛教是蒙古人为了抵抗依靠于土地这个固定财产的严密的中原官僚制度而引入的，想依靠这种非中国的宗教建立在中央的权力，但是没有成功。所以退出中原后蒙古社会经济又回到了单一的草原游牧规范，不再需要佛教这个特殊的文化工具来联系草原地区以及农业、城市地带，因而佛教也消失了。

直到俺答汗时代，佛教又一次兴起。原因是他是一个筑城的王公，他修筑了青城为其力量中心，发展商业手工业农业，所以他的这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体，不再是单纯的游牧民。这个复杂社会需要一种新型的力量以便联合，俺答汗不想模仿中原集权，所以佛教就又一次成了这种联合各种人民群众的工具。
因为佛教的衍生品-----寺庙经济体系，把移动的游牧财产和固定土地财产整合到了一起，使传统的部落权力组织和新兴的依靠地产、租佃以及城市活动的权力组织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因为非家庭成员的寺庙提供了这两种权力家庭间的经济规范，使得这两种权力组织没有因为权利斗争而内战分裂。

也就是说：佛教是依靠着寺庙经济体系，在蒙古社会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定居或者城市文化中取得了地位。而之前的萨满教，因为是活脱脱的游牧社会产物，萨满会随着部落迁徙而迁徙，所以最终被佛教替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书越看越喜欢。2002年翻译的新版，内容较全。免费下载地址：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539759.html

老那

佛教的两个特点：定居。脱离家庭组织。这两个条件基督教也满足。

如果俺答汗当时选择了基督教，蒙古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什么没有选择基督教？可能是没有传教士吧。
可惜历史没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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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土默特“老头会”在绰金太，那木萨来起义
http://www.e56.com.cn/publish/dianzi/html/m196.htm

1853年土默特“八只箭起义”
http://www.e56.com.cn/publish/dianzi/html/m195.htm
1866年独贵龙
1867年白凌河，米勒僧格起义
1860年八里桥。卓索图“老头会”
白凌阿起义
1901年科尔沁亲王色旺诺尔布桑保被群众花里亚苏“逼死”1902年花里亚苏被处死。
1900年刚布，桑布起义
蒙古国车臣汗桑贝子爆发反对偿还王公债务斗争。
1904年杭锦旗扎萨克阿尔滨巴雅尔“抗不尊开垦”被革去职务。1904年独贵龙
1905年准格尔在丹丕尔，门肯吉亚领导下起义，1906年丹全家被杀。
1906土默特亲年云亨，经权加入同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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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两个特点：定居。脱离家庭组织。这两个条件基督教也满足。

如果俺答汗当时选择了基督教，蒙古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什么没有选择基督教？可能是没有传教士吧。
可惜历史没的假设。
老那 发表于 2011-1-9 04:08

没有假设。

牧师刽子手

佛教的两个特点：定居。脱离家庭组织。这两个条件基督教也满足。

如果俺答汗当时选择了基督教，蒙古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什么没有选择基督教？可能是没有传教士吧。
可惜历史没的假设。
老那 发表于 2011-1-9 04:08

你和我不同



当年阿拉坦和蒙古人信佛，有多种原因。
信仰是主要的。
还有经营青海的目的。
政权，教权的目的，当时阿拉坦就提出“政教二道”
用统一的宗教来做一个类似西方教皇国，把蒙古弄成一个黄教国家联盟
这就是为什么林丹信红教，导致那么大的政治动荡的原因。

而且民族是什么，本质是“我与你不同”
如果信了基督教
会像信伊斯兰的蒙古一样
没有这个“我与你不同”
融化在历史里。
为什么信佛教的土尔扈特在众多基督教，伊斯兰的包围下，能保持自己面貌？
为什么回民在那么久的历史中还有声有色
就是因为在文化中“你与我不同”

redfeather

你和我不同



当年阿拉坦和蒙古人信佛，有多种原因。
信仰是主要的。
还有经营青海的目的。
政权，教权的目的，当时阿拉坦就提出“政教二道”
用统一的宗教来做一个类似西方教皇国，把蒙古弄成一个黄教 ...
牧师刽子手 发表于 2011-2-1 19:23

为什么这么多人娶汉族嫁汉族，就是因为没有了“你与我不同”

牧师刽子手

历代蒙古总理
你能认识几个？

牧师刽子手

古代贵族服饰

http://blog.sina.com.cn/mongolnarsar

老那

中原地区的 三常五刚中的君臣观 和蒙古游牧社会的 nohor 有什么区别？

老那

nohor ejen 也是种人格依附关系吧。成吉思汗也强调 nohor要誓死效忠，不能随意脱离主人。

蓝天雄鹰

随着蒙古人债台高筑，利息也暴涨。扎
萨克、喇嘛和商人一起共同提倡赊购办法，当扎萨克本人也因欠债过多而无
力清偿时，就非法地将征税事务直接交给汉人商号，从而使那些商号和私商
开始“拥有”蒙古阿拉特（平民）。把劳役和实物税折成货币税后，更进一
步加剧了这种严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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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那些王公台吉怎么想的，他有权有兵，借了钱不回，他们又敢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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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蒙古人债台高筑，利息也暴涨。扎
萨克、喇嘛和商人一起共同提倡赊购办法，当扎萨克本人也因欠债过多而无
力清偿时，就非法地将征税事务直接交给汉人商号，从而使那些商号和私商
开始“拥有”蒙古阿拉特（平民 ...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1-7-21 22:23

有什么权？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主权被剥夺。

有什么兵？
就那点亲王卫队？那点保镖队？拿着还是多少年前的火绳枪。

蓝天雄鹰

有什么权？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主权被剥夺。

有什么兵？
就那点亲王卫队？那点保镖队？拿着还是多少年前的火绳枪。
0477 发表于 2011-7-22 16:00

山西商人并不代表朝廷，他们没有军队，除非和亲王勾结在一起，他们一向善于行贿。

牧师刽子手

山西商人并不代表朝廷，他们没有军队，除非和亲王勾结在一起，他们一向善于行贿。
蓝天雄鹰 发表于 2011-7-24 00:27

蒙古自己不许贸易，清朝发票号给这些商人去蒙古经商。
特许经营，只有拿着这个才能去蒙古贸易
他们为获得票号，贿赂的是清朝啊。
他们经商还主要是高利贷。
清朝等于把蒙古的银行给了这些人经营。
还不代表？

准噶尔战争刚结束，蒙古的鄂林多尔吉就因为贸易被清朝杀害。
蒙古有贸易权吗？

蓝天雄鹰

清代在乾隆中期以前一直坚持一国多制的方式，蒙地习蒙俗，康熙说“不可以内地之法治之，顺其性，以渐导，方能有益“
乾隆“从俗从宜”，“不易其习”
康熙曾多次在长城巡视，不许越边。由于康熙在内地坚持采取轻赋税的政策，只按土地面积收税，而不按人头收税，大大减轻了内地农民的压力。然而他忽略了农耕民族是一个喜爱繁殖的民族，多子多孙一直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一旦生存压力减少，繁殖速度大大增加，到了乾隆年间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中国的土地上产生了大量剩余人口，导致他们采取各种方法流动到了地广人稀的蒙古。侵害了当地人民的利益，破坏了一个国多种制度政策.

蓝天雄鹰

至乾隆初，内地农民出边耕种定居的范围还是很小的，只在沿长城边地，尚未深入到蒙古腹地，且多在偏僻的山谷中耕作，并不影响牧业经济的发展。清廷提出“若招民开种，则游牧地方必至狭隘，且民人蒙古杂居一处，亦属无益”，因而斥责蒙古王公贪图“私利”，私自招垦。

蓝天雄鹰

乾隆六年1741年九月，理藩院提出纂修蒙古律书，同年十二月，《蒙古律例》告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撰修《大清会典事例》。二十一年1756年，理藩院奉旨编修《理藩院则例》，嘉庆十六年1811年重修，二十年1815年告成。《蒙古律例》、《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则例》等撰修告成后，颁发至蒙古各部盟执行。上述典籍中有关封禁的规定，成为清朝在蒙古立法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成为清廷治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后人称之为“封禁政策”。

从历朝封禁令归纳、提炼而成的封禁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即人口的封禁、地域的封禁和资源的封禁。

人口封禁，主要是针对内地汉族流往蒙古地区进行农垦和贸易经商而规定的，其目的在于割断蒙汉两族人民以及蒙古各部人民的联系，以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其主要内容包括：不准内地农民私入蒙地垦种；不准内地商人随意到蒙古地区经商贸易；不准内地民人携眷进入蒙古地区，不得在蒙地盖屋造房，不得定居，娶蒙古妇女为妻，取蒙古名字，入蒙古籍；不准蒙古人随意往来内地；不准蒙古人拐卖、容留和招致内地农民·；不准蒙古各旗互相买卖，馈送属下人丁，严禁互留逃人；不准各旗蒙古人私行往来、私行联姻和贸易；严禁隐匿盗贼等。

地域封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各项规定：严禁私垦牧地；严禁各旗越界游牧、畋猎；严禁牧场失火；规定蒙古不得随意与俄国之间进行商业活动，只能按清廷规定进行交易。可见上述规定的目的，亦在于禁止汉族农民流入蒙地私垦，并防止蒙古各部盟旗间联系的加强，以便“分而治之”。至于对与俄国贸易的限制，虽有一定的封禁作用，但也是清廷对蒙古地区行使国家主权的体现。

资源封禁的规定包括：严禁私自采伐树木；封禁各处矿藏，禁上私自开采；除日常生活所用金属器皿外，严禁把军器和其他铁器、金属携入蒙古等。上述资源封禁的规定，虽有其封闭资源的一面，但在此法令的干预下，蒙古地区的树木、矿藏免遭乱伐、乱开，在保持资源的生态平衡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于严禁携入军器、铁器等内容，则是从清廷统治者维护其在蒙古地区统治安全利益的角度规定的。

综观上述各条封禁条例，应该说人口的封禁是封禁政策的最主要部分，其政策的核心主要是严禁内地农民流入蒙地私垦与开发。所以，到了乾隆十四年1749年，颁布了比此前更为严厉的禁令，宣布“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至翁牛特、巴林、克什克腾、阿鲁科尔沁、敖汉等处亦应严禁出典开垦，并晓示察哈尔八旗，一体遵照”《清高宗实录》卷三四八。为了落实禁令，令理藩院选派司官二人，会同地方官对蒙古进行巡查，规定若蒙古官员再有违禁之事发生，札萨克则“照隐匿逃人例，罚俸一年；管旗章京以下的官员，则处以罚牲畜、革职或鞭一百等处罚；其容留居住开垦地亩典种之人，亦鞭一百，罚三九”；“其开垦地亩及典种之民人，交该地方官从重治罪，递回原籍”；“该管同知通判，交该部察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进一步强调：“口内居住旗民人等，不准出边在蒙古地方开垦地亩，违者照例治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七九

到了嘉庆、道光朝，有关的禁垦令则更为严厉。嘉庆五年1800年，针对长春厅郭尔罗斯流民涌入的情况，提出“一民不准容留，一亩不准开垦”。嘉庆十一年1806年规定，蒙古札萨克王、贝勒以下王公等，私行招聚民人开垦地亩，1人至10人者，罚俸1年，失察之盟长等罚俸1年；招聚11人至50人开垦，分别罚俸2年、3年、4年、5年；50人以上者，革职，不准开复。无俸协理台吉、闲散台吉、塔布囊等，根据其招聚人的多寡，罚牲畜不等。如获罪已结后，仍不知悛改，依旧违纪，发往南省交驿站充当苦差。

乾隆十四年1749年颁布“禁垦令”后，清廷曾一度派官员到喀喇沁、土默特、鲇鱼关、大安口、黄崖关、将军关等地稽查，要求各地方官员清查私垦，并三令五申禁止内地农民出关开垦。后来，又采取驱逐、撩荒等办法查禁私垦。对违禁私自出边的内地民人，规定“山海关、喜峰口及九处边门，皆令守边旗员，沿边州县，严行禁阻”，“若有官吏互相容隐，私行纵放，一经查出，即据实参处”。命令直隶、山东、山西各省督抚转饬各关隘，严厉查禁私行出口的内地民人。清廷认为：“如此各省关禁，一律申明，使出口之渐少，则私垦之弊，当不禁而除。”《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