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及其启示

傲日格乐_2

<P>　――从环境伦理哲学视角审视 　　</P>
<P>(一)依赖自然</P>
<P>在长期的游牧生产中，游牧蒙古人领悟到人与天地万物处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宇宙（“遨日其朗”）统一整体中，相互间密不可分；世上万物都是天父地母所生，大自然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赖以生存的摇篮，遂形成了“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把天与地视为万物之源，人类万物有赖于天地而生，是游牧蒙古族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古老的认识。这种质朴的自然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导致草原游牧民族原始文化中形成了具有强烈的归顺自然、依赖自然、适度师法自然的观念。尽管其中带有浓郁的宗教情结，但他们用人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生动而准确地道出了人对自然的依附关系。 “黑车白帐，逐水草放牧”的游牧经济生产条件下，没有人工种植牧草，完全靠天然水草，天然养畜，自然繁殖。牧场的选择、迁徙的进行、放牧方法的择取、牲畜的管理以至收获的多寡等完全依自然而行。在衣食住行、节日祭祀、游戏歌舞方面，他们以皮毛为衣，以肉酪为食，以毡庐为居，以马驼为载，以敖包为祭，以长调为歌，以盅碗助舞……一切都充满了自然和生态特征，流动的生产方式，简约的生活方式，淳朴的行为方式，一起外化出北方游牧民族对大自然无限的眷恋和依依不舍的情怀。也正是在这种自然观的引导下，草原自然环境得以保持其原貌――蓝天碧草清河净土。因而，从这一角度看，草原文化更是一种自然生态文化或“绿色文化”。 </P>
<P>(二)崇拜自然</P>
<P>　　在游牧蒙古人的心目中，由于大自然的地位至高无上，因而，对自然不仅依赖，更是信仰崇拜，赋予大自然、天与地以神性。这种仰拜的意识和情愫在游牧民族的原始宗教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们崇拜的对象一般都是灵化了的自然物、自然力及一些自然现象，有天神、地神、山神、水神、树神、动物神、祖先神……认为这些自然物、自然力及一些自然现象皆由神灵主宰，草原的兴旺、五畜的平安都有赖这些神灵的保佑。从“依赖”到“崇拜”，体现了人从大自然恩惠的接受者到自然界的尊崇者的角色转换。</P>
<P>(三)挚爱自然</P>
<P>在“世上万物以天地为根”的自然本体价值意识导向下，游牧人感悟到自己的一切（包括物质财富、精神享受及人本身）都是天父地母赐予的，没有大自然，游牧人一天也不能生存。当他们一旦明确了自己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后，他们不仅要崇拜自然，进而发自内心地热爱他们赖以依存的自然界，爱山、爱水、爱草、爱树、爱原野上自生的牲畜（野生动物），用诚实的心灵和自觉的行动回报大自然的恩泽。成吉思汗曾经嘱咐远征将军速别额台说：“行军途中野兽必多，勿使士兵追逐野兽，不为无节制的围猎，应虑及行程遥远。为补充军粮，只可适度围猎，除适度围猎时外，士兵骑马，要脱去鞍砥脱去马辔，缓慢进行。执行这样命令，士兵骑马就不会奔驰；立下这样纪律，违令者杖责。”［1］(P.318)在游牧蒙古族统一中国前夕的1251年，蒙哥汗登基之时，就颁诏天下：“不要让各种各样的生灵和非生灵遭受苦难。对骑用或驮用家畜，不许用骑行、重荷、绊脚绳和打猎使它们疲惫不堪，不要使那些按照公正的法典可以用作食物的（牲畜）流血，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上（生活）的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索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2］(P.243)在中国王朝史上，帝王登基都有释放囚犯以示仁慈的惯例，但对自然之物的情感关怀却实为罕见。传说一个孩童问母亲，我们蒙古人为什么总是游牧和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母亲告诉他：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额吐根（萨满教中的地母神）会疼痛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就像地母神的血液一样在她身上流淌，才使她感到舒畅。牧人的这种善待生物，善待其他所有和人一样的生命与非生命的存在的自然观，与所有存在为善的情愫，充分表明了草原牧人对大自然的无限关爱，最终是真正更好地善待人类自己。 </P>
<P>(四)美誉自然</P>
<P>游牧人之所以崇拜自然、挚爱自然，是因为他们要依赖自然。对于游牧人来说，是富饶的草原哺育了畜群，是肥壮的畜群养育了他们，他们熟悉并喜爱与自己须臾不分的大自然，进而去用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词语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来赞誉他们最熟悉的大自然。比如他们对阿尔泰山的美誉：“……辽阔无边，坚如磐石/富饶的阿尔泰山啊，永远繁茂/……/辽阔无边，高耸云端/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的摇篮/……/辽阔无边，坚实雄伟/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祖先的天堂/……/辽阔无比，雄伟秀丽/富饶的阿尔泰山啊，牧人的骄傲/……辽阔无比，雄伟入云霄/富饶的阿尔泰山啊，我们人生的晨晓/……辽阔无比，矗立在蒙古大地/富饶的阿尔泰山啊，还是那样美好/……。”［3］(PP.11～13)自古以来，对于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的蒙古族来说，马是他们生活中最可信赖的伙伴，是他们战场上最忠实的战友，因而，他们在史诗中频频对马加以赞美。如史诗《江格尔》中对江格尔的战马阿兰扎尔的赞美：“霓虹般的颜色”、“天鹅般的脖颈”、“红松一样峭拔的前腿”、“像纯钢的铡刀一样锋利的牙齿”、“像精雕的石瓶一样名贵的耳朵”、“仿佛野兔飞腾在草尖上”。另外，在蒙古族民间装饰图案中，经常可以看到用夸张的手法再现出来的蒙古包与五畜图案、极为丰富的卷草纹及云纹、水纹、山纹等，图案中所再现的动物及牧草异常优美生动。这种对大自然的美誉是游牧人伴随着与大自然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形式样态，把自己融于自然界以及把自然界人化到自身本质力量里的。可见，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与自然界的关系之间并没有任何人为的隔阂与界限，与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P>
<P>(五)适从自然</P>
<P>古代的蒙古高原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素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美传，但事实上也常常出现狂飙怒号、惊沙扑面、灾害肆虐的残暴景象。草原上的游牧人在一生中势必要经历各种灾害（暴风雪、干旱、雷暴、狼害、蝗灾、瘟疫）的考验，对大自然造就的赤地千里与水草丰美、飞沙漫天与风和日丽、病害与健康、饥寒与温饱也有着真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尤其在狩猎经济时代更是如此。这种太多来自生存环境的善恶、好坏的情感体验迫使他们意识到生存和发展必须与自然相适应。游牧业就是一种为适应自然环境而采取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是遵循自然规律的选择。另外，从游牧蒙古人的一些日常生活习俗中，我们也能见到这些适应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与行为。例如：有关蒙古包的搭建。古代蒙古人认为宇宙及大地是圆的，因而作为人们生活中的蒙古包也要搭建成圆形的。在蒙古人的命名中，有不少是以自然物命名的，诸如日月星辰、大江大河、动物、植物、金属矿石等名称［4］。我们看到，无论是仿照天（宇宙）的样子搭建蒙古包，还是以自然物来给人命名，都表现了蒙古人适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的观念，并且至今依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适从自然”、“师法自然”等观念，一直指导着游牧人的生产和生活。他们认为，只要适从自然，天灾就不会发生，草原、河流会依然碧绿清澈，人们会依然幸福安康。 游牧民族的这种适从自然的自然观表明，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完全依赖着完整自在的自然界。但这种依赖并非像原始人类一样完全从属于自然，相反，对自然界斗争的实践本身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并且使他们在身体素质和心理力量方面也形成了同险恶的自然力相称的特质及其力量。 </P>
<P>(六)管理自然</P>
<P>对自然的依赖和适从，使游牧民认识到，必须对自然进行有效地修整和管理，才能更大程度地依赖自然、适从自然，自然也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造福牧人。因而游牧民族的历代“领导者”都十分重视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其措施，一是对牲畜采取“以畜治畜”的管理方法。通过对畜群中的领头者的培养和管理，树立它在畜群中的“权威”，然后，由这只（头）领头者来帮助主人管理畜群，达到尽量保留牲畜的自然属性，使其适应所处的生态环境，以抵抗白灾、风暴和野兽的侵袭，这样，如不是特大灾害，一般的生态变化对游牧经济不会构成威胁。“以畜治畜”而非“以人治畜”的牲畜管理方式是一种高度的生态觉悟底蕴下的选择。这种管理方式的特点在于它成功模仿了自然生态系统中常见的动物的习性和栖息规律，人以“调节者”而不是“统治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二是设置生态环境保护机构。如，元世祖忽必烈统一全国以后，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了管理打捕鹰房的机构。一方面管理打捕鹰房进行常规狩猎，另一方面还要管理狩猎禁地，纠察平民百姓的偷猎行为，担负着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双重职能。三是制定法律。在蒙古族历史上的习惯法和成文法中，有很多对草场、牲畜、野生动物、水资源及树木等进行保护的禁忌或律令。四是科学管理。在畜牧生产技术上实行按地段、季节游牧，另外，蒙古族还通过“以商补牧”的策略，即通过与周围的农耕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来满足自身社会所缺乏的生活用品，来防止对草原的滥垦。游牧蒙古族“以商补牧”防止滥垦的经济策略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他们把物质索取方式严格限制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这是游牧蒙古族根深蒂固的草原生态适应意识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他们不但有效地防止了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更重要的是避免了生态重建的困难。</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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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论点看，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是一种内在的回归自然、追求素朴的生态伦理观。它明确指出天地自然是人及万物之生命的本源，天地自然先于人及万物而产生，人及万物以天地自然的存在为前提，这与生物进化的现代科学观念有相通之义。自然万物是人类的同胞、朋友，人应以爱己之心去爱天地自然万物，承认自然事物和人有同等价值，这是草原文化建立在依赖自然、适从自然基础上的自然观的道德要求，这是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生态伦理观。由于这种自然观认为人来源于天地，所以也就没有很强烈的主客分裂的痛苦，回归自然，追求素朴，成为人的一种内在要求而非外在的规约，从而能够自然而然地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一自然观不仅符合和适应当代人追求美好环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价值取向，而且对人类未来文明走向具有不可低估的启迪作用和效法意义，其导向价值和发展方向不可否认也不该否认！然而，如果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会发现它有以下缺憾。一是具有被动性。它一味地要求人消极被动地顺应自然的变化，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本质力量的发展。二是缺乏科学性。古代游牧民族的自然观的形成主要依靠直观的感知、想象、体悟，这造成了科学理性的严重欠缺。三是不一致性，即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不一致，虽生态平衡得以维护，但经济增长迟缓，发展滞后。这些缺憾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认识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无论如何，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既对草原文化的繁荣起着核心性的支撑作用，又对我们今天的理性生态意识的形成与传播及今天的生态保护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P>
<P>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之环境伦理哲学启示</P>
<P>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以其典型性、丰富性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整体，其中包含科学与迷信、正确与谬误、精华与糟粕相对的性质、成分，经祛除迷信、吸吮科学，剔除糟粕、弘扬精华，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在环境伦理哲学方面也给我们以启示，对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有着积极的意义。 </P>
<P>(一)21世纪是人类与自然结盟的世纪，人类将树立生态文明的自然观</P>
<P>草原文化中的依赖自然、适从自然的自然观告诉我们，大自然中的一切有机、无机、有无生命的事物都与人有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前提。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草原文化中，自然观只能以特定的、适用的形式寄存于其他文化形态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不变的观念与不断变化的表现形式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为了使这种优良的自然观永远成为人们自觉的理念和行为，就必须寻找一种现代存在方式――生态文明的自然观，使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得到更新与完善。因为旧俗的消失需要新方式的代替和填补，新方式的推进需要有效的办法和措施。 在生态文明的自然观中，人对自然的态度应是“师法自然”。这个“师法自然”既不意味着我们像古代游牧民那样对自然心生恐惧，盲目膜拜，也不意味着我们在工业时代一味地想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而是人与自然结盟，二者相互合作，相互关照，人类利用、保护、建设、改善自然，自然哺育、给予、奉献人类。人与自然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输出必须保持动态的稳定和平衡，不出现一方对另一方的盘剥和掠夺，二者友好联盟。在这一点上，草原文化中的自然观具有跨时代的启示意义。</P>

<P> (二)不断提高生态力，构建绿色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现代化</P>
<P>所谓生态力是指生态系统服务的能力，即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能力，其状况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和决定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发展方向。游牧民非常注重自然的本来样子，他们生存的前提就是包括草地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自然平衡。在游牧人的头脑中有了这种意识前提后，在其意识形态领域里，便产生和发展了独特的“保护重于建设”的草原生态保护思想，因此，他们的生产是一种具有较高生态力的生产。具有较高生态力的游牧生产与今天工业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今天，正在关注草原生态保护的人们应从中有所感悟和启发。要提高我们的生态力，就要构建绿色发展模式，通过发展绿色科技、绿色生产力、环境保护和环境友好技术、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绿色营销以及倡导以绿色生活方式、绿色消费方式、绿色行为方式等为内容的绿色精神文明，实现生态现代化，即在社会整体现代化的过程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将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确立科学的生态观和现代化发展理念，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达到人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 </P>
<P>(三)保护改善生态环境，应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生态恢复自然性相结合</P>
<P>　所谓生态恢复就是使受损害的生态系统从远离其初始状态的方向回到被干扰、开发或破坏前的初始状态。按照生态学原理，物种多样性才能使生态具有稳定性，单一物种将使生态系统更加脆弱，更不稳定，一旦某一部分物种劣化，整个生态系统将走向崩溃。在物种多样性的建设方面，自然界做得是最好的，而且是免费的，即自然的恢复更重要、更关键。因此，我们认为，生态恢复的作用要远远大于生态建设。从结果看，游牧人这种适从自然的自然观确实有助于整个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生态平衡是靠人对自然的顺从、迎合来维持的，是靠限制人的主体性来换取的。它一味地要求人消极被动地顺应自然的变化，把人过分自然化，压抑了人的智慧，阻碍了人的创造性的发挥，限制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本质力量的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明确的今天，就要站在整个生物圈立场上，弘扬草原文化中生态恢复的思想精华，同时，发挥现代工业文明中的科学思维、逻辑严密的方法论，使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对生态环境适当地干预，才能履行好生物圈的维护者、管理者和建设者的责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