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在翁牛特旗连续呆了五年的美国人笔下的80年代中期的内蒙古

henanhujaa

许多专业观察者一致认为中国西北地区的草原、沙地、荒漠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并且正在急剧恶化。牧场变成了沙丘，固定沙丘变成了移动沙丘，老沙漠区的移动沙丘在向东部和南部扩张。专家估算从1950年至今这个地区的植被数量已经减半，而牲畜数量增加为原来的4倍。逐渐增加的失衡状态会定期地造成一些灾难，如1977年锡林浩特损失了200万头牲畜，1984年整个草原地区丧失牲畜1000万头。许多政府官员、专家和牧民对这些事情非常关注，争论着事情发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下面将阐述一下我对目前草原情形的一些论断。我在翁牛特旗连续呆了五年，致力于建设牧场示范中心的工作，我的论断将建立在这些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聚焦过度放牧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需要找出问题的根源。什么是草场恶化、沙漠化加剧的主要原因呢？显而易见，这个原因是人为的——草场因为过度放牧而不堪重负。由于过度放牧，土地现在已经不堪重负了，而过度放牧是由于牲畜过多，过多的牲畜竞争着过少的土地上的过少的植被。
一些人试图将这一问题归咎于气候的不利的改变，荒地的开垦、药草的采集、破坏性的干草制作方法、不断增多的草原啮齿动物等等。我认为这些都是次要因素。气候的恶化可能恰恰是这个地区的环境恶化导致的，土地的开垦是一个因素，但是在整个地区它所占的比例很小（在锡林浩特小于3%）；药草和低水平的干草制作也同样不是主要因素。我们决不能让这些问题带来的损害把我们的注意力从主要问题——过度放牧上转移掉。一旦承载量和资源处于平衡状态，其他所有问题将会变得很容易解决。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观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关键措施是减少牲畜数量。为了降低牲畜数量，显然必须迅速的、大规模的采取一些激烈的措施。认识只能逐渐变化；土地的改良也只能缓慢进行，而且还需要一大笔资金。牧民们现在应该抓住关键环节，那就是减少牲畜数量。

事实上，没有牧群数量的减少，大多数的牧场建设措施都将失败。饥饿的牛羊冲破栅栏，吃掉树皮和落叶，破坏幼苗，毁坏沙丘中的灌木丛。但是牧群数量的减少不只是一个数字游戏。牲畜的数量不易计算。一头母牛相当于五到六只羊，一只绵羊相当于一只半山羊。如果我们通过杀掉山羊和马的方法减少牧群的数量（就像翁牛特旗做的那样），然后取而代之以绵羊和牛。总数量可能下降了，但牧草需求量可能会升高。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不仅仅要考虑牲畜的数量，而且要考虑牲畜的个体（比如一只成熟的羊），把一只成年绵羊作为标准，根据不同种类、不同级别牲畜的饲养要求来估计一切。大多数专家都是这样做的，但是许多讨论和报告并没有把这些不同之处加以考虑。
如果我们减少牲畜数量（也就是牲畜个体），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牧民们是否能够维持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答案是：牲畜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牲畜数量和土地资源相适应，并进行良好的管理，我们就能使产出（牲畜的出售和畜产品的出售）在质和 量来两方面增加，从而使收入提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使他们的收入翻一番。

改变管理制度

好的管理只需要一点点投资，或者不需要投资。这首先需要认识到土地是主要资源，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破坏植被或者改善植被的条件下，利用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肉、羊毛、牛奶或者其他动物产品。好的管理意味着：首先要使牲畜数量降低到土地能承载的水平。具体的数目随着牲畜结构（即母畜，替代畜和催肥畜的比例）而变化，从而使饲料投入最小，产出最大。这里，关键的工作是让每头动物都高产，并且一旦他们长成且做好准备，就把他们送到市场上销售，而不是让他们越过非生产性的冬季和其他额外的季节。如果有适当的牛群结构，将有50%的母牛生产的牛肉提高到目前的两倍；如果有适当的羊群结构，数量上有所减少的羊生产的羊肉却能达到目前的3倍，羊毛产量能提高50%。此外，好的管理意味着实行明智的放牧方法。在中国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这很可能意味着某种延期放牧，而非通常的循环放牧。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确定什么样的牛群/羊群结构识适当的。在一个既定地区要进行许多研究工作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下例来自翁牛特旗，它阐明了一般原理。表1中将一个实际的畜群结构和一个推荐的畜群结构进行了比较，在这里认为一头牛长到了30个月就被卖掉。这些表格是由新西兰专家彼得·哈里斯研究出来的。

表1 实际和潜在可行的牛群结构

动物	目前的百分数	改良后的百分数
母牛	38 售出的每头牛的能量成本 300-550*103兆焦耳 出售率 4-8%	42 售出的每头牛的能量成本 115-130*103兆焦耳 出售率 29-31%
替代牛	45	16
催肥牛	17	42

表2是一个现行的羊群结构和一个推荐的羊群结构的比较。

动物	目前的百分数	改良后的百分数
毛羊	26 售出的每只羊的能量成本： 58*103兆焦耳 出售每千克羊毛的能量成本： 1.4*103兆焦耳 出售率 6%	56 售出的每只羊的能量成本 18*103兆焦耳 出售每千克羊毛的能量成本 1.0*103兆焦耳 出售率 22%
替代羊	30	16
母羊	17（总和不是100）	28

在饲料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紧紧依靠调整牛群和羊群的结构，翁牛特旗每年有望增加的肉类和羊毛的销售量如下：

表3 实际的和潜在的肉类及羊毛销售量

牛群/羊群总量	销售量	牛群/羊群总量	销售量
牛	3225
羊	5320
	14吨羊毛		20.2吨羊毛

为了确定适应于一个地区的饲养模式需要进行控制性试验。一般说来，短时间循环饲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是不适用的，因为牧草和豆类作物都恢复得很缓慢。这种情况下，牧民们更喜欢延期放牧。一种办法是将一大片土地（如总量的1/3）在春夏两季留出，到了秋季，这部分成熟了，在上面放牧，而其余2/3的土地休牧。第二年再把另外的1/3留出，以此类推，每年都让1/3的土地休牧。这种模式下，如果不过度放牧的话，整个地区的牧草都可以进行更新，没有必要进行播种或采取其他措施。

既然这些措施如此合情合理，而且实施起来几乎没有成本（如果放牧时牲畜有人照看，甚至篱笆也是不需要的——尽管篱笆会起一些作用），有人可能会提出一个很合理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措施没有被广泛采用呢？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在过去牧草是充足的，是一种类似于空气和水的充足资源。而财富仅仅通过个人拥有的牲畜来测量，这就导致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习惯。其次，由于寒冷的冬季和可能造成的死亡率，牧民们习惯上尽量使手头有大量的老牛，与怀孕了的母牛和一岁的小牛不同，老牛不再进行生长发育或者繁殖，因此它们能够经受住饥饿和寒冷。尽管这些老牛在冬春两季把夏秋两季增加的大部分东西都损耗掉了，因此浪费了大量的草料，但是它们为牧民们提供了保险，如果需要一些紧急的花销——生病、婚丧等等，他们可以把老牛卖掉。最后，价格体系也促使人们养了一些年迈的牲畜。在销售市场上，一头牛的体重越重，牛的单位重量的价格就越高；所有市场上质量不高的肉和高质量的肉具有同类价格，所以年轻的、刚刚长成的动物是没有优势的。还有，如果一定时期内出现类似于中国目前发生的物价上涨，把动物留在手头等待下一轮的涨价当然是有利可图的。
正是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大部分牧民仍旧用传统方式从事畜牧业，保持着这种不利于资源优化和浪费大量稀有草料的畜群结构。但是，在优化的结构中，牧民们有望获得更高的牲畜存活率。随着牲畜个体的减少，畜群结构的改进，尽管仍旧需要对一岁的小畜和成熟的母畜进行特殊照料，但与以前相比它们能更好的越冬而不掉膘。因为畜群结构整体上年轻化，储存的干草和青贮饲料就能持续用更长时间，进而降低死亡率。对于这种结构，多了一种冒险。也许政府可以通过设置牲畜保险的方式，为那些愿意采用这种新饲养模式的牧民提供保障。

[ 本帖最后由 henanhujaa 于 2007-10-29 01:40 编辑 ]

henanhujaa

改变价格体制

政府对改善草原形势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很可能是调整价格政策。这个工作不需要成本，但是可能是扭转形式的一个主要因素。两个建议：（a）所有的小牛，例如第一年就断奶被卖掉的牛犊，应该得到价格补贴；（b）在30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市场重量的发育良好的牛得到价格补贴。年迈的牲畜，不管其体重多少，应该进行低价销售。和销售市场上现行的计价方法不同，对那些与质量和快速生长无关的额外的重量不应该付报酬。

这样的价格变动将会鼓励人们把刚断奶的小牲畜作为饲养畜卖到别处。鼓励另一部分人把自己的已经催肥的牲畜在第三个冬季前卖掉，从而维持一种高效的畜群结构。1984年，许多牧民告诉杨先生（澳大利亚畜牧专家），如果小畜价格提升50%，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小牲畜卖掉，而不是让他们在营养不良的状态下越冬。对于绵羊来说，给刚长成的肥的羔羊和高出毛率的羊一个优厚的价位，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对于政府来说，在目前情况下，一个新的价格政策是实施新的畜群结构的最高效，最合理，最简单的办法。这会对畜牧业形成一个巨大的推动，有利于土地破坏的停止，为肉类生产，特别是牛肉生产的两段制打下基础。

在美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和大的养牛场都在实行一种两段制。他们只饲养母牛，饲养断奶的小牛或一岁的小牛是为了卖给他们本州或其他州那些粮食过剩的地区。这种对小牛和育肥的牛给予优厚价格的价格机制鼓励他们这样做。在粮食过剩地区，牛长到18~30个月就被催肥出售。这种体制下，每个地区都集中进行适合本地区的生产，分别作不同的工作。山区没有来自催肥牲口的压力，农场也为自己的粮食找到了出路。在内布拉斯加州，这种体制的两个阶段并行存在：在沙岗地区，牧场主养殖母牛和小牛；而农场主在普拉特河峡谷灌溉区种植谷物，然后把他们当作从沙岗区买来的牲畜的饲料。过剩的内布拉斯加牲畜销往爱荷华州、以利诺斯州，甚至向东远销到宾西法尼亚州。

在一个好的价格体制的帮助下，非常有利于中国向同样的方向进行发展。来自干旱半干旱草原地区的小牛可以到河谷地区（例如，沿着翁牛特旗的锡拉木伦河下游的灌溉平地），这些地区的灌溉工程使粮食和青贮饲料的储备成为可能。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可能还有山西（还是陕西？）的粮食过剩区可以设定一些饲养点，这一种畜牧业结构可以使草原上的压力大大降低，只要价格合理，它也会受到牧民们的欢迎。

我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好的措施，例如通过诸如轮休牧场、保护带、空中播种、增加肥料的应用、库伦（围水而建的居住点）的广泛传播、增加青贮饲料作物种植面积之类的措施，这些建议侧重的不是减少多少畜群，而是提高整个地区的生产力。只要牲畜数量继续处于超载状态，提高土地生产力的任何措施都很难执行。像播种（不管是空中播种还是地面播种）、固定沙丘、植树、作物围墙等大多数措施，如果要起作用，都需要所有牲畜长期不靠近才行。从这些地方排除出去的畜群就会给其余的土地带来额外压力，从而使破坏速度加快。一块地方的恢复要以其他地方的爆炸和破坏为代价。许多情况下，牧民或畜群会突破篱笆，侵占那些需要保护的地区，在植被没来得及自我修复之前，就把那样凡是有饲料的地方都给抢占了。

其实，一旦牲畜数达到和资源相平衡的程度，并且有良好的放牧制度，所有这些区域重建措施就能提高生产力，从而能使牲畜数有适量的增加。显然，区域建设需要和平衡的饲养速度和良好的牧草管理相结合，否则很容易失败。当人们穿过草原时，经常能够看到许多区域建设的努力都这样毁于一旦了。

通常的一些误解

一些看似合理的措施往往是反生产力的。比如说，灌溉地区提供的越冬饲料增加，不会自动导致存栏牲畜的降低和土地压力的降低。很多情况下，随着青贮饲料以某种形式储存起来，牧民们就会把牲畜的头数增加到新的饲料供给的底限，甚至导致土地超负荷更严重。新的饲料地不应该被当成是畜群增加到极限的借口，反之，收获的作物应该被当作土地增加的承载力，当作寒冬的应急储存，或者是被赶出这个区域的牛的青贮饲料，使他们不再返回去吃草。

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在草原植被生长期，土地上不会出现超载问题，只有在作物生长期以前的春季或生长期以后的秋季，过度放牧才会带来危害。其实这种理论和科学的例证是相矛盾的。在作物生长季节，如果剪割过于频繁，会给作物造成严重的损害或破坏，因为它们需要时间来在根部储存养分，它们需要周期性的结实和育种。无论在生长期，还是在生长期以前，生长期以后，我们都不能过度放牧。否则，我们只能认为不这么想的人对植物生理学缺乏深入了解。

还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只有本地的牲畜改良品种以后，才能既减少数量又不降低收入。这中想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改良的品种与本地品种比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但是本地品种在当地营养不足的条件下由于基因的潜在特质而生长得很好。使牲畜数降到与资源平衡的水平有利于迅速改良当地品种的性能。不是基因构成而是饲养水平低和营养不良成为限制牲畜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这里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在目前草原上残酷的生存条件下，改良的品种很可能还不如当地品种。高产牲畜不习惯于艰苦环境，不能像本地牲畜一样经受寒冷和饥饿。今天，需要优先通过减少数量和调整墓群结构来改善营养状况。这样会为品种改良打下牢固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所有改良品种的努力都是无用的，这里只是想指出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善营养。

责任制用物质刺激的办法提高了亿万家庭耕作的积极性，但目前，在很多草原上存在的却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动物，从而从土地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结果是但凡有饲料的地方牧民们都有恃无恐地进行争夺，这等于对植被发动了总进军。这加速了对土地的破坏。

为了抵制对草场破坏，政府官员鼓吹着应该把土地和畜群都承包给个人。毫无疑问，对土地承担责任会使牧民们能比现在更好的关注土地。但是我可以预见到很多问题。为了保证别人不进入自己的土地，多数人都不得不把自己的地围起来。在一些平地和微微起伏的平原地区是可行的，但对于多山地区是不适用的。在多数地方，每家可以利用的土地平均只有1-2千亩，有些地方可以到到6千亩。把土地分成这种小尺寸的方形或矩形会使资源的合理利用变得困难。高地和低地的放牧时间是不同的，不同种类植被的土地放牧的时间也是不同的。在翁牛特旗，沼泽地和起伏的草地连在一起，草地中还间杂着一座座被灌木掩映的沙丘，这要求每种类型的土地每家都有一些，加之沙丘地有近有远。很难想象有一种合理的划分方式能满足这些各式各样的要求。

在山地，牲畜总爱沿着篱笆跑，从而形成了一些在下雨时容易受到侵蚀的小道（On hill land, stock tend to run fence lines making paths that erode badly when pounded by rain）。大规模地修筑篱笆成本很高，更别提它会造成这样一种结果——这样会完全改变个区域的特点，使开阔的草原变成篱笆里的梦魇。更进一步，单个家庭能否管理好他们的土地也是一个未知数。在美国，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处于贪婪，或者兼而有之，许多农场主破坏了农场。难道人们能期望蒙古牧民有多么不同吗？

henanhujaa

上文作者简历：

William Howard Hinton (February 2, 1919 – May 15, 2004) was an American Marxist best known for Fanshen, a chronicle of how land reform was implemented in a single northern Chinese village. Hinton wrote several other books about the great social transformation opened up by the Chinese Civil War.

Hinton was born in Chicago. His father, Sebastian Hinton, was a lawyer; his mother, Carmelita Hinton, was an educato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Putney School, an independent progressive school in Vermont.

Hinton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37. At the time, prevailing U.S. view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ince the 1920s had alternated between uncertainty and hostility. Most U.S. 'experts' on communism were baffled by the appeal of a Marxist-Leninist party to Asian peasants. Some diplomats considere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grarian reformers" who labeled themselves revolutionaries. They were uncertain whether or how closely the Communists were tied to the Soviet Union.

Given the attention lavished on the Kuomintang (KMT) by both U.S.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media, especially Henry Luce's Time Magazine, the U.S. public was slow to take notice of the Communists' rise in importance in China. When the U.S. joined China and the other Allied Power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he War against Japan, there had been little contact between U.S. diplomats and the CPC, even though the KMT-led United Front against Japan made the Communists an implicit ally.

At the time of Hinton's first visit to China in the mid-1930s, a handful of U.S journalists, such as Edgar Snow, Peggy Snow, and Owen Lattimore, had sneaked through the KMT blockade into Communist territory. All praised the high morale, social reform, and commitment to fighting Japan that they observed.

Along with academic colleagues, Hinton made similar observations when he served from 1945-1953 during his subsequent visit to China. Hinton was a staff member of the U.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and was present at the Chongqing peace talks between the Guomind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ere he met Zhou Enlai and Mao Tse Tung. Hinton later accepted a post as an English teacher at the Northern University in Southeast Shanxi province, near Changzhi City, in a liberated district. In 1948 he asked to join the university-staffed land reform work team in the village of Long Bow on the outskirts of Changzhi.

Hinton spent eight months working in the fields in the day and attending land reform meetings both day and night, and during this time he took careful notes on the land reform process. He assis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mechanized agriculture and education, and mainly stayed in the CPC-ruled northern Chinese village of Long Bow, forging close bonds with the inhabitants. Hinton aided the locals with complicated CPC initiatives, especially literacy projects, the breaking up of the feudal estates, insuring the equality of women, and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mperial-era magistrates that governed the village with councils in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nded gentry class. Hinton took more than one thousand pages of notes during his time in China.

On his return to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Korean War in 1953, Hinton wanted to chronicle his observat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in Long Bow. But on his return, at the height of McCarthyism, customs officials seized his papers, and turned them over to the Senate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 (chaired by Senator James Eastland). Hinton was subjected to continual harassment by the FBI, his passport was confiscated, and he was barred from all teaching jobs. At first permitted to work as a truck mechanic, he was later blacklisted and denied all employment. He then took up farming on some land inherited from his mother, and farmed for a living for some fifteen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Hinton continued to speak out about the successe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aged a long (and eventually successful) legal battle to recover his notes and papers from the Eastland Committee.

After the government returned his notes and papers, Hinton set to writing a documentary account of the land reform in Long Bow village in which he had been both observer and participant. The book, Fanshen, was finished in 1966. After many mainstream U.S. publishers had turned it down, it was published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and was a stunning success, sell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opies, with translations in ten languages. In the book, Hinton examine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the Long Bow village, painting a complex picture of conflict, contradiction and cooperation in rural China.

Bibliography

    * 1966,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0, Iron Oxen -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Farming,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2,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84, Shenfan, Vintage
    * 1989,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95, Ninth Heaven to Ninth Hell: The History of a Noble Chinese Experiment (with Huai-Lu Chin, Qin Huailu and Dusanka Miscevic), Barricade Books
    * 2006, Through a Glass Darkly: American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paopao

放牧过重，确是现实中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看。

形成这样的现象，原因是两方面的：1）牧民本身有追求富裕的愿望，和农民想多打粮食一样。和农民超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便获得高产一样，牧民要多放养家畜以便满足对富裕生活的需求。那么这些都是作为个体的自然行为了，没有争议。2）现在放牧地上的超载，和放牧地的减少有很大关系，这个没有多少人去说。减少的原因就是和移民相伴的开垦的面积增加。开垦不但减少的是草地面积，而且开垦的地方基本都是水草最好的好草地，牧民只能在草地生产力低的地方放牧。客观上造成放牧地整体质量下降。

所以，放牧超载的原因就是家畜增加和放牧地减少及其质量下降。

所以，看问题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看，不管你是否认为超载放牧是草原退化的首要原因，追究起来，其实首个原因都会集中到开垦上面。那么如果为草原退化原因排序，只能是 开垦  放牧  滥采 和 重污染工业

tala88

没办法，进城意味着汉化
不像蒙古国的牧民，搬到乌兰巴托郊区盖蒙古包打工，照样在活在蒙古人当中

哪个民族都不想失去自己的文化

henanhujaa

原帖由 paopao 于 2007-10-29 11:21 发表
放牧过重，确是现实中的重要原因。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简单的看。

形成这样的现象，原因是两方面的：1）牧民本身有追求富裕的愿望，和农民想多打粮食一样。和农民超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以便获得高产一样，牧民要多 ...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所谓的“局部最优未必是全局最优”的一个典范。无论是蒙古还是中国，不少人都简单地把系统看成是各个分散的个体的简单堆砌，因此很多东西就出了大问题。

一个经常被人所引用的例子是---“在电影院中，如果前排的一大堆人都站起来看电影，那么坐着的人就不可能看到银幕，因此也不得不站起来。其实，如果大家都坐下来，那么也能够看到银幕。”

另外，自80年代初期以来，包产到户恢复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的农村改革已经在内地引起了十分严重的负面后果---在邓小平死亡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敢于谈论这些东西了---至少对于内地农村来说，农业机械化进程从此中断，农田水利设施也从此丧失维护，农村的集体企业也随之而纷纷崩溃，农村文化教育建设变成了一句口号，其他的基础建设也成为不可能。

直到今天，内地的农村虽然往往也有了硬化路面，但是内地的农村包括那些由于种种土特产而比较富裕的地方，都也没有经过规划的下水道。

不知道在内蒙古的牧区，类似的改革究竟如何。。。。

守护者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所谓的“局部最优未必是全局最优”的一个典范。无论是蒙古还是中国，不少人都简单地把系统看成是各个分散的个体的简单堆砌，因此很多东西就出了大问题。

一个经常被人所引用的例子是 ...
henanhujaa 发表于 2007-10-30 03:02

在农村，除了下水道，还有其他生活设施的普及……

还有就是在普及之后，有没有能像城市里面一样能很快的修复，而不影响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