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图门乌力吉
若要理解蒙古历史上被称为“帝国时代”的十三、十四世纪历史，就很难绕开中国史料。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蒙古人曾经足够强盛。自蒙古征服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金朝疆域开始计算，蒙古人统治中国长达一百三十四年。国家虽然灭亡了，但民族依然存在，因此继续撰写自己的历史，本无可厚非。
然而，在中国有关蒙古历史的文献、文学作品以及各种通俗读物中，几乎都会提到“长春真人丘处机拜见成吉思汗”这一故事。据称，成吉思汗为了向这位年迈的道士请教治国之道和延年益寿之术，特地将其召来。长春真人则向成吉思汗提出了“减少杀戮、爱护百姓”的劝谏。据中国方面的说法：（1）蒙古军队自此减少了屠杀；（2）被征服地区百姓的死亡和伤亡人数也因此大为减少。
随着时间推移，长春真人逐渐被塑造成成吉思汗的治国顾问、政治家，甚至成为“将中国从蒙古铁蹄下拯救出来”的英雄。围绕这一观点，不知已有多少人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位论文；近年来，这一主题甚至发展成为一个犭虫立的研究领域。2013年，中国还拍摄了电影《止杀令》，借助影视艺术进一步宣传这一观点。
于是，原本从一个部落首领成长为大汗、终其一生都没有老师、凭借卓越的军事和政治天赋建立帝国的铁木真——成吉思汗，在去世数百年之后，竟然拥有了一位名叫丘处机的中国老师。
倘若只有中国人如此记述，倒也罢了。毕竟，中国本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而只有历史文学。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不少蒙古历史学者，对于大汗与长春真人会面的解释，也开始与中国方面的这种人为构建的叙事惊人地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刻意迎合。
例如，赛熙亚乐先生的巨著《成吉思汗史记》中，将长春真人评价为“一位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政治家”，并写道：“从成吉思汗一方来看，要治理和平安定的国家，需要依靠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才。”这种说法，与中国所谓“成吉思汗邀请长春真人是为了请教治国之道”的解释完全一致。书中还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邀请长春真人的目的，也包含寻求延年益寿之法这一层含义，但这并不是主要目的。”（4）这实际上否定了成吉思汗邀请这位老道士的唯一目的，而将这次会面完全解释为一次政治和治国层面的交流。
又如，达来院士的三卷本《蒙古史》中，也写道成吉思汗曾“向长春真人请教治理大帝国的方法”（5）。既然蒙古历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最受尊敬的学者们都如此记述，那么普通大众自然也会照此理解、相信，并不断加以传播。
正因如此，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必要。
首先，应成吉思汗之召，长春真人前往中亚会见大汗，这件事情本身是真实发生过的。长春真人，即丘处机，是中国众多道士中的一位，也是金朝时期创立全真道体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中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同丘处机同行的十九位弟子之一李志常，一路记录沿途见闻，后来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 ，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史料。
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骑马、乘骡，并搭乘牛车，从东亚东部的山东出发，一路远赴中亚西南边陲，这段旅程本身便令人惊叹。若仅以单程距离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相比，其长度竟达到长征的三倍（6）。
按照今天的地名来说，其行程大致如下：自山东出发，经已被蒙古占领的北京，穿过居庸关附近，向东北经过锡林郭勒、乌珠穆沁草原，到达呼伦湖；随后沿克鲁伦河而上，到达三河源地区，再一路从东往西横穿今天蒙古国全境 ，到达阿尔泰山。
在那里，他修建了一座道观，留下九名弟子，之后翻越旅途中最艰难险峻的阿尔泰山脉，经今蒙古国科布多地区，沿准噶尔沙漠边缘前进，再沿天山北麓一路向西。绕过天山之后，又向西南进入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山区，在蒙古军队护送下抵达撒马尔罕。
由于成吉思汗当时事务繁忙，丘处机不得不在那里停留了整个冬季。次年春天，他又继续跋涉二十余日，方才抵达阿富汗北部，终于觐见成吉思汗。
从出发到会见大汗，单程旅途耗时一年，在中亚停留一年，总计花费整整三年时间。
关于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会面的经过，目前能够依据的主要史料共有两种：
其一，是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7）；
其二，是耶律楚材奉成吉思汗之命，以汉文记录长春真人主要言论的《玄风庆会录》（8）。
一、成吉思汗是否曾向长春真人请教“治国之道”？长春真人是否曾劝谏成吉思汗“减少杀戮”？
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对二人的首次会面作了如下记载：
时为四月初五日。一行人在驻营之地安顿妥当之后，立即前往拜谒大汗。
成吉思汗说道：“其他国家曾多次邀请真人，真人都未曾前往；如今却从万里之外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 ”长春真人答曰：“贫道奉诏而来，实乃天意。”成吉思汗闻言大悦，赐座设宴。继而问曰：“仙师远道而来，可有延年益寿之灵药？”长春真人答曰：“养生之道固有之，然长生之药，则世间本无。”成吉思汗嘉其诚实，遂命于御帐东侧另设二帐，以供长春真人居住。（9）
如果用最直白的话来概括整个过程，就是：成吉思汗在尽完主人之礼、赐座敬茶之后，便立刻进入了此次会见的主题——“世上究竟有没有延年益寿的药？”
这正说明了一个事实：成吉思汗不远千里召请这位老道士前来的唯一目的，就是询问延年益寿之法。
随后，成吉思汗的译员又问道：
“人们称老师为‘与天同寿的仙人’，这是您自己这样称呼自己的，还是别人如此称呼您的？”
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离开“长寿”这一主题。
长春真人解释说：自己与另外三人同拜一位师父，其他三位都已去世，只剩下自己一人，因此世人才如此称呼自己。
接着，成吉思汗又询问一路自阿尔泰山起负责护送真人的钦海（Chinkhai）：
“应当赐予真人什么称号为宜？”
按照大臣提出的建议，大汗最终下令：
“今后称其为神仙”（10）。成吉思汗说的蒙古原文应该是“deed arsh”-- 最高真人，这符合蒙古文化里对道教的称呼。“神仙”一词是李志常通过翻译理解的意思 ）
至此，第一次会见结束。
在整个过程中，成吉思汗没有提及一句有关国家治理、政治或军事战争的话题。
第二次会面原定于四月十四日举行，但由于成吉思汗亲自出征，不得不推迟整整六个月，改到十月举行。因此，长春真人只得“驱赶着毛驴”（12），返回撒马尔罕等待。
经过长时间等待后的第二次会面，却出人意料地简短。如果不是李志常有意省略，那么关于此次会面，他仅用一句话记载：
“当夜相见，共食乳酪，随后辞出。”（13）
不久之后举行的第三次会见，则具有更正式的性质。
李志常记载道：大汗命人准备祭殿，遣退所有侍女，在左右点燃灯烛，只留下切尔必（侍臣）钦海一人。真人讲解道教经典时，由太师阿海负责译成蒙古语奏报，大汗听后极为满意。（14）
第四次会面记载如下：
“十九日夜，月色皎洁。大汗再次召见真人，请其讲解教义，大汗十分高兴。”（15）
第五次会面则记载道：
“二十三日，大汗再次召真人入内。礼仪依旧隆重。大汗态度谦恭，认真聆听教诲，并命人详细记录。随后，大汗对左右近臣说道：‘上尊仙师三次讲述延年益寿之法，已深深铭记于我心，此事不得外传，更不得告知他人。’”（16）
事实上，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正式会面的次数，总共只有这五次。
文中反复出现的“讲道”“讲授教义”等词语，其含义十分明确，指的都是道教教义和道家养生理论。
在这五次正式会见中，无论成吉思汗还是长春真人，都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军事、战争或政治、治国的话题。
当长春真人抵达时，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撒儿塔兀）的大规模战役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哲别、速不台仍在钦察、罗斯、保加利亚等地作战），整个西征已进入班师回国阶段。次年，即1223年春，成吉思汗的大军开始自阿富汗经撒马尔罕缓缓向东返回。在这一期间，长春真人偶尔与成吉思汗见面。李志常记载：“随侍大汗东归，时常讲说道家教义。”（18）这里所谓“时常”，具体是多少次已无法考证，但它再次证明，二人交谈的主题始终只是道教教义。
次年二月，长春真人请求成吉思汗允许自己“返回山中洞府”。
大汗说道：“我也将东归，不如同行如何？”真人回答：
“贫道还是先行返回为好。陛下此前所询问的问题，贫道已经全部回答完毕，因此特此请求告辞。”（17）
成吉思汗遂准其所请。
老人又花费整整一年时间，经今呼和浩特一带返回金国。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凯旋途中，举行盛大庆典，赏赐功臣，在自己喜欢的地方驻夏、狩猎休养，缓缓东返，最终回到土拉河黑林中的大汗行宫。
然而，中国史学界却将这一历史过程叙述为：“铁木真听从长春真人的教诲，开始收敛锋芒，停止杀戮，返回故乡。”
事实并非如此。
成吉思汗之所以结束中亚战争返回东方，是为了实施消灭两大宿敌——金朝和反复无常的西夏——这一既定战略。
事实也证明，他回到蒙古度过夏季之后，便再次率领大军征讨西夏。
后来灭亡西夏，占领其附属地区以及金朝黄河流域部分地区，并在临终前制定了彻底灭亡金朝的战略部署。
由于《长春真人西游记》大量篇幅都记录了沿途风光和真人即兴创作的诗词，因此有人或许会猜测：李志常是不是有意或无意地省略了长春真人向成吉思汗讲授治国之道、劝其减少杀戮等内容？
研究长春真人的部分中国学者对此辩称：“由于成吉思汗曾下令不得外传，因此李志常无法记载。”
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因为成吉思汗所谓“不得外传”，明确指的是：“上尊仙师三次讲述的延年益寿之法。”这一点，从第五次会面的记载中已经十分清楚，而绝非指其他内容。
那么，成吉思汗是否请教过治国之道？长春真人是否曾劝其减少杀戮？
对此，最终能够作出裁决的，并不是《长春真人西游记》，而是另一部专门记录长春真人在中亚讲道内容的文献——《玄风庆会录》 。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献并非普通人所记，而是由成吉思汗最信任的大臣耶律楚材亲自奉命记录。
《玄风庆会录》完整收录了长春真人在五次会见中，后三次正式讲道的全部内容（前两次主要属于礼仪性会见，前文已述）。
由于此书是成吉思汗亲自下令记录并保存的，因此，不仅不存在故意删减真人言论的可能，甚至连无意遗漏都几乎不可能发生。
笔者通读《玄风庆会录》全文后发现，中国学界长期宣称的所谓“请教治国之道”和“劝谏减少杀戮”等内容，在这部文献中根本不存在。
《玄风庆会录》完全是一部关于道教教义的讲道记录，从书名即可看出这一点。
不过，《玄风庆会录》中确有两段涉及社会和治理的内容，虽然脱离了养生长寿的话题，但既不是成吉思汗询问治国之道，也不是长春真人劝阻战争。全文（翻译成现代汉语） 如下：
第三十二条：
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19）的地区，是天下最为肥沃的土地，盛产优质粮食、蔬菜、水果，并以鱼盐丝绸供养全国。自古以来，占据此地者，皆能建立强盛国家，因此历代君王无不争夺此地。如今，当地百姓因战乱流离失所，尚未得到安置。若能任命体恤百姓疾苦、谨慎贤明的官员前往治理，并免除当地三年的赋税和兵役，则国家军政物资必能得到稳定保障，同时百姓生活也可恢复。若能如此安民养民，使其子孙安居乐业，上天必将保佑陛下。
第三十三条：
我奉陛下之召，不远万里而来，已经讲解了调养身体、强健体魄的方法。至于治国养民之道，又何必有所保留？依我此前所言，对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应任命廉洁贤能之官，依照陛下诏令治理，则必合天意。倘若任用了昏庸官员，则事情必将失败，反而招致祸患。昔日金朝建国于东北，初时不熟悉中原风俗，因此任命宋人刘豫代理治理中原八年，待政局稳定后才正式接管政权。这正是国家初定时值得借鉴的治理方法，希望陛下能够加以考虑。
作者指出，这两段实际上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希望成吉思汗在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任命贤良官员，并免除当地赋税。所谓长春真人毫无保留传授的“治国养民之道”，也仅止于此。
其中根本没有一句劝说成吉思汗减少杀戮的话。
长春真人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一地区，是因为那里正是他的故乡，也是他修道、居住的地方。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位老道士更多是在为自己的家乡和自身利益争取政策。因此，长春真人请求保护的，仅仅是金朝境内的汉地，而绝非如当代一些中国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代表整个中国和汉民族向成吉思汗请求拯救”。
在丘处机生活的时代，中国人并没有今天所谓“中华”“中国”“汉民族”等近代民族国家概念。当时的人更多是以所属王朝自称：汉朝时期称“汉人”，元朝时期称“元人”，清朝时期则称“大清国人”或“国民”。
丘处机出生时，金朝已经建立三十三年，而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地区也已归属金朝二十二年。换言之，丘处机出生时并不是所谓“中国人”，而是金朝臣民，他的祖国是金朝。
经过对《长春真人西游记》和《玄风庆会录》两部核心史料的详细考证，可以明确得出结论：
成吉思汗从未向长春真人请教所谓“治国之道”；长春真人也从未劝谏成吉思汗“减少杀戮”。上述说法完全是后世中国文人任意编造出来的历史叙事。
二、长春真人会见成吉思汗的真正原因
长春真人曾经连南宋和金朝皇帝的征召都“屡次拒绝，从未前往”（21），那么，为何面对一位语言不通，国家不同、在中国人眼中“只知杀戮的北方蛮族”君主——成吉思汗的召见，却最终决定前去会见呢？这一问题的答案，与当时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进程有着直接关系。
1219年，长春真人接到成吉思汗诏书时，金朝都城中都（今北京）已经被蒙古军攻陷四年，大量边疆地区也陆续并入蒙古版图。金朝的灭亡，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一位已经潜心修道五十余年的老人，不可能看不清正在发生的如此重大的时代变局。
按照当时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向他发出邀请的，实际上已经是“未来的主子”。
成吉思汗派遣近臣刘仲禄，佩戴刻有虎首纹饰的金牌（牌符）前往迎请。牌符上写着：“见此牌，如同亲见朕身，一切当依诏执行。”（22）
李志常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写道：“老师知道，这次征召已无法推辞。”（23）
这句话所表达的，正是上述深层含义。
对于长春真人而言，这份来自未来统治者的召见，不仅意味着一种政治上的认可，更意味着今后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保障。
这才是长春真人不得不前往会见成吉思汗的唯一真正原因。 因此，长春真人这次西行，并不像中国史学著作所描绘的那样，是一位自愿化身和平使者、展开和平鸽翅膀飞向蒙古军营的浪漫之旅。相反，这是一项在“刀已经架到脖子上”时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是必须完成的使命。
长春真人在收到邀请的当月便离开故乡。然而，漫长遥远的旅途，加上戈壁荒漠的艰险，对于这位年迈老人来说实在难以承受，因此他曾两次请求停止继续前进。
第一次，是他离开莱州道观，到达北京之后。当时听说成吉思汗的大营正逐渐向西移动，于是他说：“不如等到大汗东返之时，再前去拜见。”（24）然而，奉命率军护送他的刘仲禄并不同意。
第二次，是当行程进行到一半，到达阿尔泰山下、钦海（Chinkhai）所辖地区时。
长春真人请求说：“希望能够在这里过冬，等候大汗班师归来。”
钦海回答：“仙师若留在这里，我将因此获罪。”（25）随后又表示：“我愿继续护送老师前行。”（26）于是，他一直陪同长春真人，直到抵达位于撒马尔罕以西的“巴兰黑原”（Baran Kheer），即成吉思汗当时西征的大营。
事实上，当时长春真人的身体状况已经相当不好。同样参加会谈记录工作的耶律楚材甚至写道：“他的身体大多数时候都十分痛苦，甚至随时可能去世……”（27）
由此可见，其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令人担忧。长春真人自中亚返回后，仅仅四年便去世了。他十九岁离家修道，一生苦修，追求健康长寿。然而，最终也只比长期驰骋马背、南征北战的成吉思汗多活了十四年而已。
长春真人会见成吉思汗十二年之后，立国一百一十九年的金朝最终灭亡。长春真人比这一悲剧性的时刻早七年去世。很难说这是否算是一种幸运。因为，对于金朝最终覆灭这一结局，长春真人实际上早已看得十分清楚。
三、成吉思汗邀请长春真人的唯一原因
成吉思汗初次会见长春真人时，便开口问道：““仙师远道而来，可有延年益寿之灵药？”由此可以明确看出，他并非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企图寻求能够使人长生不死的仙丹。原因在于，到了十三世纪，人类社会早已普遍认识到“人终究不能永生”这一事实。在邀请长春真人之前，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撒儿都）时，皇后也遂曾对他说：“若陛下如高山般伟岸的身躯有朝一日倾覆，那么众多蒙古百姓将由谁来统治？您所生的四位皇子之中，又由谁来继承大统？”对此，成吉思汗回答说：
“我竟仿佛以为自己不会追随祖先而去，竟把此事忘记了；又仿佛死亡会绕开我一般，实在未曾认真思虑过。”随后，他召集群臣商议继承人问题，最终确定由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28）。
既然成吉思汗当时已经如此坦然、明确地谈论死亡，又怎么可能一见到一位来自中国的道士，就突然幻想获得永生呢？
事实上，希望延年益寿，本就是人到暮年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的愿望，无论帝王还是平民，都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作为一国之君，成吉思汗能够获得养生建议和医疗资源的机会，远非普通百姓所能相比。那么，他为什么偏偏不是向其他医者、巫师请教，而是特意召见长春真人呢？这跟中国道教数百年来一直大力宣传自身具有养生延寿的神奇功效，并不断夸大其神秘色彩有关。道教修炼的根本宗旨，在于养生、延寿以及济世救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道士们通常需要进行长期修炼，包括静心养性、辟谷绝食、节制房事、炼制丹药等，往往持续十余年。
由于道教长期宣扬诸如“能够延年益寿”“甚至能够成仙不死”等真假难辨的说法，使得历代中国农民百姓深受吸引，许多人因此加入道教。其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教义，也恰好迎合了当时普通百姓的文化和认知水平，因此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占据了远比儒家学说更广泛的民间空间。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关于道教神奇功效的传闻，又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国境外，甚至传入周边各国。蒙古诸部自古以来便与金朝接壤，无论战争还是贸易往来都十分频繁，因此，对道教及其所谓神奇养生术，多少都会有所耳闻。
作者进一步推断，真正建议成吉思汗邀请长春真人、并向其请教延寿之道的人，应当是汉人官员刘仲禄。
刘仲禄原本就是成吉思汗身边的汉人御医（29）。作为医者，他将自己所听闻的道教关于养生延寿的种种说法禀报给成吉思汗，本就是职责所在。后来，成吉思汗赐予刘仲禄虎头牌符，命其奉诏迎请长春真人，这也符合古代君主政体的一贯做法——即由提出建议的臣子亲自负责执行该项事务。
四、如何被篡改为“请教治国之道”的逻辑
成吉思汗召见长春真人时，年逾六旬，除征灭西夏之外，其一生最重要的征服战争基本已经完成。从年龄、阅历和政治经验来看，此时的他早已不是需要向别人请教治国之道的阶段，而是已经到了可以向他人传授治国经验的时候。若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已经进入了撰写回忆录、总结一生成就的时期。
那么，为什么一位君主为了询问是否有延年益寿的方法而召见一位长期闭关修行的道士，这件原本十分简单的事情，却被后人改写成了“向长春真人请教治国之道”呢？
作者认为，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其实十分简单：
既然邀请者是“北方蛮族”的君主，“只会杀戮、掠夺，不懂治国”；而受邀者则是“拥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高道，自然应当充当老师，而成吉思汗只能成为学生。于是，双方的身份便被人为地塑造成“师徒关系”，故事也因此被改写成“向长春真人请教治国之道”。
换言之，这种叙事并非基于史实，而是建立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化优越观之上：即中国文明天然高于北方民族，因此即使面对成吉思汗这样的征服者，也必须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安排一位“中国导师”来教化他。这正是这种历史叙事形成的内在逻辑。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士并非参与国家治理的官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修炼、养生、传道，通常远离政治和世俗社会。换言之，道士本身并不是治国理政的专家。
相反，由于道士拥有固定的道观、生活较有保障，却又处于社会较低阶层，因此历史上不少农民起义都由道士发起或领导。
例如，元末反元武装斗争的最初倡导者韩山童便是一位道士。事实上，在朱元璋崛起之前，正是他们的起义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元朝政权的衰落。
五、长春真人关于养生延寿建议的主要内容
前段已经指出，长春真人向成吉思汗陈述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养生与延寿，因此有必要对此作简要介绍。概括而言，长春真人向成吉思汗提出的养生长寿秘诀，实际上只有一个核心观点——节制房事。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长春真人对成吉思汗说道：“普通百姓只有一位妻子，如果房事过度，身体尚且会受损；陛下后宫妻妾众多，身体又怎能保持健康呢？”（30）因此，他进一步建议成吉思汗：
“十天行房一次即可。（31）中国有句俗语：千日服药，不如一夜独宿。”意思是，与其长期服药养生，不如节制房事，更有益于健康。
事实上，自古以来，不仅道教如此，中国传统医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普遍认为房事过度有损身体。汉语中至今仍有“一滴精，十滴血” 之类的说法，强调精气极其宝贵，应当珍惜。这种养生观念或许适合生活在湿润地区、以蔬菜水果为主要食物来源的人群，但要把它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普遍规律，则未免难以令人信服。
长春真人显然是按照中国历代沉溺酒色、纵欲而亡的皇帝形象来想象成吉思汗的。
然而，长期居住山林道观的长春真人似乎并不了解游牧民族统治者的生活方式。与定居文明，尤其是中国皇帝不同，草原上的君主并不是一登上王位便大兴宫殿、广建后宫、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众所周知，成吉思汗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游牧营帐中，驰骋于马背之上，这一点早已为世人所熟知。
长春真人实际上是选错了自己的“学生”，这一点从双方最后的对话便可得到印证。
据记载，成吉思汗在听完长春真人全部陈述之后，最后评价道：“你所说的话都很重要，只是实行起来却十分困难。”（32）这句话实际上是一种委婉而富有外交意味的回应，其真实含义是：“你的这些主张，对我而言并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我无法接受。”换言之，成吉思汗虽然礼貌地肯定了长春真人的建议，却并未真正采纳其关于 养生延寿之建议。
六、其他几点说明
1. 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会面的实际结果
成吉思汗不远万里将长春真人召至身边，最终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真正符合自己需要的东西。相反，长春真人则满载而归。他原本不过希望借此机会在新统治者面前建立功绩、博取信任，至少确保自身的安全，而最终得到的回报却远远超出了预期。
或许是出于对长春真人历经三年艰苦跋涉的同情，成吉思汗不仅赐予他金虎符（金虎牌），并下令：“凡见此牌者，皆应知其为 deed Arshi -- 最高真人（高道）。”
不仅如此，成吉思汗还进一步颁布诏令：“天下凡出家为僧尼者，皆归其统辖。”（33）这实际上等于任命长春真人为中国宗教界的最高领袖。
长春真人与成吉思汗会见归来后，在中国民间声望大增，几乎被奉若神明。其弟子李志常兴奋地记载道：“自师还后……四方道士云集而至，道门大开，兴盛之势较往昔增长百倍。”（34）长春真人正是借助未来统治者赋予自己的地位与权威，大力传播道教，尤其是全真道，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地位。
中国史学界常说“元代道教极为兴盛”，其真正的开端，正是在此次会见之后。
2. 关于“长春真人奉金朝之命刺探蒙古军情”的说法
无论是部分蒙古学者怀疑长春真人是金朝派出的间谍，还是部分中国学者借此说法进一步给长春真人贴金，这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
其理由是，当时金朝的都城已经陷落，三分之一的国土也已被蒙古占领。蒙古军队就在金朝家门口活动，金朝完全可以直接掌握蒙古军情，又何必派遣长春真人远赴中亚，绕一个如此漫长的路线去侦察蒙古军队？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基本的逻辑依据。
3. 长春真人的真相
无论是在十三世纪还是放到今天来看，长春真人都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背叛祖国者。当长春真人接到强大外国侵略者——成吉思汗——的召见后，便离开了满目疮痍、饱受战争创伤的故土，前往侵略军统帅面前，竭尽所能地向其传授如何延年益寿的方法。如果这样的人都不能称之为“叛国者”，反而还被视为伟大人物、受到赞誉，那么这个民族对于是非、善恶、真假便已经失去了基本判断标准，甚至可能形成崇拜背叛者的价值取向。
4. 关于所谓《成吉思汗致长春真人邀请书》的真实性
所谓《成吉思汗致长春真人邀请书》（“邀请信”），实际上是后世人为附会出来的，并非可靠的历史文献。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原始文本中，仅记载：“二十余名佩戴虎头金牌的蒙古使者前来，传达大汗旨意，迎请真人。”（35）除此之外，并没有任何关于书面“邀请信”的记载。
另一部与长春真人有关的重要史料《玄风庆会录 》 中，也完全没有提及所谓“邀请信”。这份“邀请信”实际上是1926年《长春真人西游记》出版时，由蒙古学家、中国学者王国维以注释形式补入的材料。王国维本人明确说明，这份“邀请信”并非出自《长春真人西游记》，而是转录自《辍耕录》（36）一书。然而，《辍耕录》并不是一部史书，而是一部内容庞杂的私人笔记集，收录了诗词、民间故事、宫廷传说、神怪小说等各种文学材料。
更重要的是，该书完成于长春真人西游之后143年。其作者陶宗仪既不是道教信徒，也不是研究长春真人的学者，更没有专门撰写过有关长春真人西游的著作。他只是元代一位隐居乡间、喜爱读书写作的农民文人，书中还记录了不少道听途说的逸闻轶事。《辍耕录》中，仅保存了两封所谓书信：一封是成吉思汗写给长春真人的邀请信；另一封是长春真人写给成吉思汗的回信。作者认为，这两封信都有充分理由被视为后人伪作，其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点。
没有任何文献说明这两封信的来源和流传过程。史料中完全没有交代书信从何而来、如何保存、为何流传至后世，因此缺乏最基本的文献来源说明。
第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陶宗仪几乎不可能见到成吉思汗的亲笔书信。当时既没有报刊等传播媒介，一位生活在乡村的普通文人，又如何能够获得一封大汗发出的官方书信？
第三，长春真人会见成吉思汗本身已成为广泛流传的传奇故事。这件事在中国社会曾被视为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事迹，因此长期口耳相传，形成了许多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陶宗仪生活于元代，极有可能听到过这些故事的各种版本，再凭借自己擅长创作传奇、神怪故事的文学才能，为两位老人“虚构”了一场书信往来。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对此只字未提。李志常详细记载了蒙古使臣佩戴金虎牌、使团人数等具体情况。如果当时确实存在一封由成吉思汗亲自发出的正式邀请信，那么对于长春真人及其弟子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极大荣耀和反复宣扬的大事。即使不全文收入，也绝不可能完全不予提及。
王国维被誉为中华民国时期最杰出的史学家之一，却将一部带有文学性质、来源不明的私人笔记中的材料，未经严格考证便直接作为历史文献补入《长春真人西游记》，这一做法令人难以理解。
更令作者难以接受的是，一些蒙古史学者后来又未加核实地将这份所谓“邀请信”译成蒙古文，并进一步作为研究成吉思汗与长春真人会面的历史证据加以引用。
注释
1. 《元史·丘处机传》。
2. 中文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3. 《止杀令》。
4. 赛熙亚乐（Saišaal）著：《成吉思汗史记》（《Чингис хааны товчоон》），2019年版，下册，第594页。
5. 朝鲁·达来（Ч.达来）著：《蒙古史》（《Монголын түүх》），下册，第178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作者注：所引文字前后衔接欠佳，可能是在转写为回鹘式蒙古文过程中出现了错误。
6. 此处依据的并非官方宣传的路线，而是按照毛长征的实际行走的路线进行计算。
7. 《长春真人西游记》，德柱蒙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
8. 《玄风庆会录》。 中文原文可在互联网上较容易查到。
9. 德柱的译文较为生硬，因此在对照中文原文后，部分词语采用了赛熙亚乐先生《成吉思汗史记》中的译法。
10. 关于成吉思汗授予长春真人“神仙”这一称号。德柱将其译为“ sahvvs（神灵、守护神）”，赛熙亚乐则译为“呼图克图阿尔什（Huṭagt Arsh，）”。在讨论两种蒙古文译法之前，首先应当明确：成吉思汗原本所说的是蒙古语，而李志常只是将其译写成汉语“神仙”。古代蒙古人依据道士修行境界，将道教人物分为 Bombo与Arsh两级，而“ arshi”之中又分为“ikh arshi-大真人 ”和“deed arshi- （最高真人）”。成吉思汗授予长春真人的称号，很可能原本就是蒙古语中的“ deed arsh（最高真人）”。由于蒙古语“arshi ”也可以是汉语中的“仙”，因此李志常将“deed arshi ”译写为“神仙”，从字面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今天我们再把这一汉译名称译回蒙古语时，不应拘泥于汉字字面，而应尽量恢复其原本的蒙古语称谓。至于“呼图克图（Huṭagt）”，那是佛教转世活佛的尊号，显然不适用于道教人物；虽然“神仙”字面上也可译作“sahvvs（神灵）”，但对于道教修行者而言，“ arshi（真人）”才是最准确、最符合历史语境的称谓。
11. 《宗教词典》，苏德毕力格（Содбилэг）编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年。
12. 《长春真人西游记》，德柱蒙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37页。
13. 同上，第152页。
14. 同上，第153页。
15. 同上，第153页。
16. 同上，第153—154页。
17. 同上，第157页。
18. 同上，第154页。
19. 当时“山东”“河北”并非金朝的行政省名，不应按今天的山东省、河北省理解，而是指太行山以东、黄河 以北的地区，实际上即指中原地区，也就是中国北方。
20. “中国”“汉族”这些名称或概念，都是清朝（大清帝国）以后才形成或被赋予现代意义的称谓。
21. 中国学界长期试图将长春真人塑造成一位“不把帝王放在眼里”的伟大思想家。据称，1216年南宋皇帝、1219年金朝皇帝都曾邀请他，但他均未应召。然而，另一些资料却记载，他曾三次会见金世宗，因此上述说法存在矛盾。
22. 《长春真人西游记》，第5页。
23. 同上，第11页。
24. 同上，第16—17页。
25. 同上，第68页。
26. 同上，第68页。
27. 朝鲁·达来（Ч.达来）著：《蒙古史》，下册，第180页。
28. 参见策·达木丁苏荣（Ц. Дамдинсүрэн）注释本《蒙古秘史》第254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9. 赛熙亚乐：《成吉思汗史记》，下册，第591页。
30. 《玄风庆会录》 ，第10行 。
31. 同上，第20行 。
32. 同上，第36行 。
33. 《长春真人西游记》，第197—198页。
34. 同上，第180—181页。
35. 同上，第6页。
36. 同上，第6—7页。
成稿于2021年11月15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克利尔沃特海滩（Clearwater beach）。
翻译者：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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