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怎样才能构建公民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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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构建公民问责制？　　

田忠国　　

写完“公民问责机制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一文，我一直想这么个问题，虽然公民问责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但怎么才能构建公民问责呢？这是一。第二，公民问责制肯定人民所渴望的民主权利，但是，公民是没有制定问责制的权力的，也就是说，公民问责制的制定权掌握在官员手里，他们会制定一个由公民管他们的制度么？我看可能性不大。这主要靠中央的决心。据说，一位高级干部说，中国要想消灭资产阶级，一晚上就可以做到。这话虽然有点绝对，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个人认为，客观的分析一下历史，对于我国选择良好的发展道路，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我就中国历史问题试谈一下。在近百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革命，第一次，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国经历了人民群众革官僚精英资本的命的第一次革命，革命成功后，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革，到1966年文革开始，开始了第二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时期，是人民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革国民党的官僚精英资本阶级的命，第二次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革自己的命，也就是革党内官僚资产阶层的命。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革党内官僚资产阶层的命基本成功，之后又经历了七八年时间的不断改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人民政权体制。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对文革的否定，中国进入了第三次革命时期，不过，这次革命，是党内官僚资产阶层革人民群众的命。革命成功后，中国进入了真正的改革时期，也就是构建官僚资产阶级的时期。直到胡、温新政，构建官僚资产阶级的速度才有所减缓，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机制惯性，到目前看还没有得到全面好转。官僚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导致官民对立，使中国人民再次处于最危机的边缘。　　

毛泽东时代，也就是中国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把维护党的宗旨、维护人民利益视为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因为在他看来，党的宗旨、党和共和国的生命和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完全一致，或者说完全一体。政治权利既包括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评价，也包括公民对官员的问责，甚至把公民的问责权提高到至高无尚的地步，比如造反夺权权，更包括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的权利。公民的这些权利，无疑在中国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我们不是从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角度，而是从维护人民群众的角度，中国之所以有革可改，就是因为有了前三十年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前三十年的基础，而是在前三十年前的基础上，改革就无从谈起。因为，前三十年前工业也是私有化、土地也是私有化，政体也是官僚资本化，对于后三十年来说，只能说是对前三十年的革命而非改革。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改革的真正含意。所谓改革者，是对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的权利和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完善、不健全或者不利于人民群众行使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权利的制度改革。再看革命的含意。所谓革命，就是对原有的东西彻底否定，恢复被革命消灭的等级秩序、制度秩序、文化秩序和官僚资本秩序叫反革命，彻底否定原有的东西，重构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权利的价值秩序、文化秩序、制度秩序和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叫无产阶级革命。　　

由此可知，官僚资产阶层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需要反革命，人民大众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也需革命。两者革命的对象不同，也就是说官僚资产阶级必须革人民群众的命，人民群众也必须革官僚资产阶级的命才能达到各自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完成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之后，一直致力解决的就是在执政过程中，如何在保持革命党本色的基础上，在确保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的权利和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前提下，有效的保护社会各阶层平等前提下的合理利益。在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后，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以“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个社会实践活动，当时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当时为什么不叫“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而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的基础是什么。因为，世界上的任何机制建设，都是在某种思想文化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机制是思想文化的程序规范表达方式。　　

由此可知，“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是建构在平等的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新的价值秩序上的，也就是说，没有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和新的价值秩序，没有社会实践，“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是无法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社会实践，“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只会成为可以向往但不可及的梦中之花。梅新育先生在接受“环球财经”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毛主席执政27年，改革开放到现在30周年，已经比他执政的时间还长了，超过了一代。经过这30年的发展，从实际情况发展来看，再回头看一看当初他的一些做法，回头看一看我们原来指责是他错误的一些做法，还能认为真的是他错了吗？有一些我们指责原来是他错误的东西，我想恐怕是他高瞻远瞩，我们当时不能理解，而现在30年后的现实证明了。有一些探索他是失败了，但是我想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他是出于很好的目的。”　　

梅新育先生的话，难道不是事实么？如果是事实，怎么又会有如此高论呢？“30 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那时，我们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处于封闭半封闭的落后状况，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对于这个高论，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主流精英主观好恶替代客观实际的结果。主观好恶替代客观实际是很可怕、很危险的，因为，主观好恶替代客观实际蒙住了中国智慧的眼睛。

历史事实证明，中国走官僚资本革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的权利和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命是革错了，再重新由人民群众对国家管理、企业管理、军队管理、教育管理的权利和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革官僚资本的命，恢复到科学的发展道路，我以为才是正确态度。　　

因为，我们总不能把人民群众逼到暴力革命的路上，才算改革成功了吧？　　

我不相信邓小平先生最初的改革目标就是“把人民群众逼到暴力革命的路上”。当然，邓小平先生跟随毛泽东几十年，认为毛泽东的治国之路，也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治国之路不够好，不如走官僚精英资本的发展道路好，革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命，付出了意识形态改变颜色、为人民服务、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民主观、治国观和“民众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全面丧失的惨痛代价，现在看得很清楚，中国再继续坚持官僚资本对人民群众的革命之路，就是亡党亡国的革命之路。　　

既然如此，我们何必非得坚持把人民群众逼到暴力革命的革命之路呢？为什么不坚持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发展之路，也就是“公民问责机制、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之路呢？难道说把人民群众逼到暴力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　　

有人可能认为，“公民问责机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在中国是无法建构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治国思路，自然无法建构，但我们如果换一个思路，比如说，让人民群众拿“公民问责机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的方案，经过探讨、修改、完善之后，经过全民投票表决，这个无法逾越的墙不就越过去了么？　　

全民投票表决不仅可以冲破那道由官僚资产阶级组成、防止人民民主主权的专制墙，而且还可以构建“公民问责机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为政者应该明白，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亡党亡国了，不是老百姓批评郭京毅类官员导致的，而是郭京毅类的官员，其势力太过强大，而正直的官员又不愿意接受批评，不愿意直面现实，闭着眼任由郭京毅类官员“改革开放”导致的恶果。为政者应该明白，中国不是该不该改革的问题，而是个怎么改革的问题，比如，把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成官僚资本体制也是改革，把官僚精英资本体制改革成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也是改革。当然，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不要效益。没听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光白玩不要效益的。有人说毛泽东光要政治效益不要经济效益，但是，中国的前三十年国民收入平均增幅达10.2％，有的说达8.6％，说8.6％没有估算水利等投入，后三十年据说也是10％左右的水平，不讲效益从哪里来呢?除非有人不讲良知了才会得出那样的结果。为政者应该明白，平民百姓讲历史得失，并非是为了争取一官半职，因为有追求名利之心就会昧着良心跟着那些没有良知的官员胡说八道了。为政者应该明白，客观分析历史得失，才能有益于中国的发展，我们总不能为了证明官僚资本体制好，连起码的良知也不要了。这种为官之风不好，民众是要问责的，当然，现在民众没有问责权，但是，现在没有不等以后没有，没有有程序的问责不等于没有暴力问责权，因为，暴力问责权不是谁赋与的，而是公民强行行使的。　　

为官者认为我的话不好听，所以要对我这样那样。历史的客观规律是不会因好话而改变的。为官者因为毛泽东不是他们的头，是老百姓的头，所以对毛泽东毫不客气。据媒体报道说，某官员看了外国人的一本书才明白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其实，毛泽东早就说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世界历史一再证明，不论如个国家，也不论什么民族，真正热爱自己国家的不是官员，而是公民。公民能够充分行使各自的民主权利，管住了官员，官员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不受民众约束、自称为人民服务的官员，往往只会为自己，也迫使民众为自己服务。这就是毛泽东视人民群众管理官员为他们的最高权限的根本原因。　　

我再说一遍：“公民问责机制”和“平等的和平搏弈机制”是党和共和国的生命！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