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专家、飞机设计师巴玉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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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飞机制造专家、飞机设计师巴玉藻         先父巴玉藻字蕴华(1892～1929年)，蒙古族，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人。巴玉藻，蒙古族，1892年7月17日生于江苏镇江。1905年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后以成绩优异由三班越升一班。1909年，以品学兼优，被选派英国留学。1910年考入阿姆斯特朗学院学机械工程，又入维喀斯工厂实习。因平时爱读航空书籍、杂志，对航空很感兴趣，遂于1912年暑假与同学王助(字禹朋)凑了两英镑钱，到离厂不远的温德尔门湖上跟飞行家波特尔飞行了一次。就此，与航空发生了关系。
　　1911年清政府崩溃，留英学生多认为先父是旗人，必将随清政权复灭而结束他的留学生活，甚至有对他抱歧视态度的。但他并不以为然，反以孙中山先生革命的道理进行解释。不久，果如先父所言，民国政府对留学生并不采取民族歧视政策。
　　1915年，因欧战关系，在英国学制造的海军学生都奉命到美国深造。先父与王助、王孝丰三人愿学飞机，遂考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系第二期；后来曾贻经也来到学院研究飞机内燃机。本期除两名美国军方学生外，其余五名都是中国学生。
　　当时，麻省理工学院课程十分繁重，正如曾贻经在《制造》(1930年第2期)文中所说，假期同学忙于功课，而他(先父)和王助则去工厂实习。父亲对数学更感兴趣，学习成绩十分突出。他1915年9月入麻省理工学院，仅仅九个月时间就修完了全部课程，于1916年6月 7日取得航空工程学硕士学位。钟奇在初中时期，曾亲见过先父的硕士文凭，美国工程师协会证书及厚厚的一叠免考证。父亲文凭上所用名字是“TSAO·YU"，是按外国习惯把“玉藻”倒过来为“藻玉”。“玉”字原为我父辈的姓。两位伯父都姓玉。父亲小时跟祖父姓，叫巴玉藻，出国时，按蒙古族习惯，将“巴”字取消，用第二字“玉”字为姓。回国后，仍姓巴。但签名还用“TSAO·YU”或“T·YU”。父亲他们当年实习的工厂是寇提司、波音和通用等飞机厂。他和王助对实习是非常认真的，从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工艺等无不深入实际锻炼。王助曾告诉钟奇，他与我父亲在工厂实习时，常深入车间，有时钻入烟囱，搞得一身黑灰油垢。这种踏实的实践精神，一直贯穿在他毕生的科研和工作中。
　　1916年父亲和王助等取得学位后，寇提司飞机厂就聘请先父为设计工程师，通用飞机厂聘请父亲为总工程师，波音飞机厂聘请王助为第一任总工程师。先父《讲稿》中提到：“我们进厂的时候适好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在1917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很可以回去创造起来了。我们建厂计划在这个时期成熟。”这个“机会”肯定是他亲历而且非常熟悉的事，所以在“机会”一词后用了省略号，而没有写一个字。看来很可能就是指这些厂子正在创建，缺乏人才，因而就聘请了他二人，使他们得到了创建飞机制造厂的丰富经验与成熟的建厂计划。
　　他们在学院学习和工厂工作一共两年多，对于飞机制造已得到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备了信心，所以他们认为可以回国创建一个先进的飞机制造厂了。他们抱着振兴祖国和科学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宁愿放弃在美国兼任两个飞机厂总工程师和设计工程师的优厚待遇与优越条件，毅然回到祖国，开创祖国的航空制造工业。
　　1917年冬由美国回国后，他们要求海军部筹款创办一个小规模的飞帆制造厂。经批准拨 5万元为开办费，在福建马尾建厂。实际上这5万元始终没有拨下来，海军部只写了一封信给福州马尾船政局局长陈兆锵，要他随时接济些材料和工资。海军当局并委派父亲为主任(处长)，王助、王孝丰、曾贻经为副主任(副处长)。这个飞机制造厂名叫飞机工程处，后改称马尾海军制造飞机处。同时，还成立福州海军飞潜学校．培养制造飞机和潜艇的专业人员。经过严格筛选和训练，六年间培养了飞机制造专业技术人员陈钟新、沈德熊、杨福鼎等17名。 1918年还培养了专业技工四五十人，徒工二三十人，每日培训两小时。父亲平时在工作中也是边工作边教学的。每当飞机组装时，父亲就穿上工作服爬上飞机和工人一起工作(吟轩亲眼见过)。平时，工人如发现问题，父亲也总是立即换上工装亲自动手解决。他曾说过，这些工人很聪明，如黄建华、陈关新等，只要把图纸交给他们，再加以指导，他们就可以把飞机造出来。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
　　继1911年华侨冯如由美国带回两架飞机试飞未成之后，1919年8月飞机工程处制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国产飞机。这架飞机是父亲等自己设计、自己选料(大多是国产材料)、自己在国内设厂制造的。飞机造成后，他和王助、曾贻经、王孝丰等人曾在机下合影留念。1918年冬杨仙逸(华侨、孙中山先生的侍从武官、航空局长)到福州马尾飞机工程处驾驶过这架飞机。他的评价是：“飞行高度不过千尺，操作难于就范。”其实，美国寇提司、通用、波音三厂前此所产具有世界水平的飞机，我父亲和王助等曾参与设计、制造，因此，这架飞机的性能、质量并不比以前的差。
　　1924年6月，飞行教官俄人萨芬诺夫和学员黄友士一同试飞本厂制造的第五架飞机、“海鹰一号”海岸巡逻机，起飞不久坠落，萨芬诺夫被摔死，黄友士幸免于难。事先，工人曾提出，这架飞机须经检验才能飞行。失事的当天傍晚，王助来家看望生病的父亲，并述说飞机失事经过。父亲听后，连夜带病赶赴福州向杜钖珪司令请罪。杜司令听后，未加罪于父亲，并说此等事在国外亦常发生，是难免的，批了1万元抚恤金给萨芬诺夫家属。这架飞机的内燃机，四年后(1928年)又被装配在第12架飞机“海鹰二号”上。
　　由于当局者对制造飞机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且购买外国飞机还可取得回扣。因此，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极难获准，原批准的开办费始终未曾拨下。在这种情况下，父亲等无从实施整体计划，只能零打碎敲地进行工作。有大半年功夫，差不多只做一点试验材料的工作，还得帮其他厂修修补补，这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制造飞机的进度。因此，自建厂直到1928年夏季，一共只造出各式飞机12架。父亲病重住院时，还关心查问厂里制造飞机的情况。死后由曾贻经、郑葆源等根据他生前的设计制成了3架，前后一共造成15架飞机。
　　父亲把短暂一生中的全部心血都消耗在他的事业上，不但对教学和设计制造飞机一丝不苟，而且对他以毕生心血制造出来的为数少得可怜的几架飞机更是爱护备至，千方百计设法保护。如1922年l0月间，福建督军李厚基失败，退兵马尾。当时我全家迁往上海避难，住萨坡赛路永吉里一号。父亲则因不放心他的心血结晶——停在厂内的几架飞机，而仍留在马尾。晚间巡逻时和败兵周旋，发馒头等给他们吃，并和他们讲话，这些败兵终于没有给飞机造成什么破坏。事情平定后，父亲才到上海来接我们，那时钟奇刚在上海出生三个多月。
　　1926年，北洋军阀周荫人战败，第一军张毅拥军强渡乌龙江，在我家后门外就隐隐可见闽江对岸山上的炮火，此时东路军司令部邀父亲去商量如伺退敌。父亲与王助研究用玻璃瓶内装化学药品做成土炸弹，从飞机上投下，象燃烧弹爆炸似地烧着了一些房屋，竟把敌兵吓退了，没有进入马尾。马尾因之得以保全，飞机也没有受到损失。还有一次，马尾发生了大风灾，家中的屋顶都被吹飞了，我们一家整夜心惊胆战躲在床下，但父亲为了保护飞机，直到次晨风息了才回家。家里虽然屋顶没有了，家具损坏，满屋泥水，但厂内的飞机没有损坏。他感到莫大的快慰。
　　当时马尾船政局有13个厂，如遇有困难，局长陈兆锵总要父亲去商量解决。甚至有一次一架大钟坏了，陈局长也来邀父亲去解决。
　　就在那年父亲来上海接我们时，杨仙逸特来邀父亲去见孙中山先生，使他备受鼓励和安慰。杨还邀他去广州创办飞机制造厂。因马尾厂正在制造飞机，未能罢手前去。
　　父亲廉洁奉公，甚至在厂内所用茶叶等零星物件，也从不在公帐上开支。当时社会，军阀割据、官吏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先父对此探恶痛绝，称它为黑暗社会。为坚持原则，他曾和上级有过争执。吟轩记得我们合家曾两次打好铺盖准备离开马尾到上海去，后有人来家劝阻，方止。那时，父亲早已看透了社会的种种黑幕，深知在政府办的工厂中，航空事业、尤其是自制飞机是很难有发展前途的。所以他早有打算，准备在万不得巳时，自己刨办汽车、飞机制造厂，集私人的力量来发展我国的航空事业。可惜未能实现。
　　当时，父亲与何君超、沈来秋等爱好文学，思想进步的人士交往甚密，常常谈论到夜深入静。《制造》1930年第二期沈来秋文中说到，因为他是陈将军的女婿。而父亲又是旗人。所以起初互相间都视对方是通过权势出国镀金的贵公子而有轻蔑之意。经过交往之后，才互相认识到对方的才智与品格，于是捐弃前嫌而成为思想相投的知己。实际上在父亲的至交之中，有类似这种认识过程的并非仅只一二人而已。在同一篇文章中沈来秋还着重提到，他们的进步思想是来自一位谢君的传导，是这位谢君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一个突变。可能是由于写这篇文章时已是1929年末，所以文中没有公开这位谢君的名字。
　　记得一天晚上，父亲书房内来了两位陌生人，男的穿灰色长裤白衬衫，器宇轩昂；女的剪短发，穿白上衣和及膝的黑裙。他们谈笑风生，还唱起《国际歌》。他们是正被福州当局追捕而同来马尾我家躲避的，因为马尾是海军管辖的地区，我家又住在山上，比较安全。后来父亲为他们俩买了船票，帮助他们脱了险。临别时，这两个人还和我们握手，叫钟奇“小工友”(当时钟奇穿一套黄色小工装，骑在小三轮车上)。据大姨告诉我们，我父亲曾对她说过，那男的是共产党员谢觉哉同志。
　　由于父亲热爱航空事业，又善于思考，不断改进设计方案，所以在飞机制造上虽为经济条件所限制，数量太少，但在质量方面则是成功的。他的遗稿中就提到：“因为飞机做的很少，所以变换计划、更改制造法很容易，所以我们飞帆的各部分在这十年中经了不少次的改良……”1929年，在杭州西湖博览会上，还停泊着父亲生前设计制造、被评为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架飞机，其质量胜过外国造的，而且价格比它们便宜。
　　1928年夏季，海军部委派父亲去德国柏林参加万国航空展览会。其他国家多派团参加，甚至以兵舰运送代表团，而我国则仅派父亲一人为代表。他虽人单力薄，却仍不愿走马观花，错过汲取先进经验以发展航空工业的机会。在大会期间，日间参观，晚上绘图，草绘了各种新式单翼飞机的图纸，准备回国后设计制造。他夜以继日，一人做了别国一个代表团做的工作。不料却因此招来外人的嫉忌。会毕，他去英、法考察之后，由巴黎经埃及、阿拉伯、伊朗、印度、香港、日本回国。在国外期间，他已中了慢性药物的毒，回到上海时，药毒发作，面部浮肿起来(当时拍有照片，现仍保存)。起初，上海保险公司的掮客争相为父亲保人寿险，但经过体格检查却不来了。
　　父亲回国后，海军部要给他加工资，他辞谢了，却提出要给工人加工资，幸得获准。更使他欣慰的是海军部已批准了制造单翼飞机的计划与经费。他回到马尾即日夜赶绘单翼机设计图，图未画完，就病倒了。由于无人接替他的设计，这批新式单翼机始终无法诞生。父亲在上海时已口吐白沫，回到家中更是酸痛难受，从长沙发上滚到地下，请人捶打按摩也不解决问题。后入马尾美国方济霖医院，经中、西名医诊治，未能确诊为何种疾病。最后以重金用兵舰专程由上海请来法国名医谢璧，才诊断出为脑部中毒。由于为时已晚，回生乏术，撒手人寰。其时父亲正当壮年，身体强健，且爱好拳击等多项体育运动，绝非当时被邻国侮为“东亚病夫”者流，岂能轻易得病不及治疗而亡?这毒从何来，不免使人心生疑窦。但是，如果看到当时政府懦弱，国家备受欺凌，张作霖等尚遭暗害，那么一个有作为的国防科学工作者，在国家没有丝毫保护和警惕的情况下遭害，也就可以理解了。父亲死时年尚未满37岁。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他已培养了17名中国第一代具有工程师水平的飞机制造专业技术人员和近百名第一代飞机制造的专业技术工人。

                                                         作者：巴吟轩 巴钟奇